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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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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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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学报的访谈  

2013-06-24 15:37:0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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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文学报的访谈作者:郑小琼

为时代变迁保留内心的见证

金 莹 

  竹青、田建英、刘美丽、李娟、谢庆芳、兰爱群、伍春兰、阿蓉……这是一个个坐在流水线上消耗青春和梦想的女工们的名字,也是广东女诗人郑小琼《女工记》中一篇篇作品的标题。也曾在流水线上工作多年的女工的郑小琼,用七年时间的追踪和思考,感同身受地记下女工们的欢笑与眼泪、快乐与悲伤、希望和绝望。同时,这些诗文也让不曾亲历过流水线生活的人们,看见另一种数量庞大、声音微弱、表情痛楚的生活,看到工厂、流水线和铁棚屋,看到除了爱情、电子游戏、小资情调之外,青春还有拖欠工资、老板娘的白眼和工伤的血腥的方式……日前,这部《女工记》获得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

    
用最真实最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女工的人生


  记者:《女工记》的写作历时七年,可以说漫长而艰难。是什么样的动因促使你决定去接触这一题材?
  郑小琼:大约是在2006年左右,我从工作了数年的五金厂出来后,有一段时间租住在城中村里,偶然一次生病,我在医院碰到了过去的同事,她是贵州人,跟她恋爱的是一个湖北小伙子,湖北小伙子辞工之后,他们俩就分手了,她只能选择去医院堕胎。
  在工厂多年,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女性工友。有些工友因为年纪很小,什么事都不懂,有的甚至将小孩生在厕所里,或者因为在工业区的小诊所就诊而留下身体暗疾,有的可能丧失生育能力。当时,我就想花一点时间做一个有关女工生育的小题材创作。我花了接近二十天左右,对女工友的生育、爱情、婚姻等方面进行了一次小型调查。我原本是想写一些散文或者类似纪实文学的作品,但经过二十来天的调查后,我觉得自己有更多东西想要表达,便开始关注女工。
  记者:最终呈现的《女工记》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描写女工们的生育和婚姻问题,还涉及到更多更广泛的现实问题和社会境遇。包括你最后将写作的重点落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这一写作过程是如何转变的?
  郑小琼:从2006年到2008年,我有意识地选择租住在城中村,与各种女工大量接触,并去了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大约在2008年,我想开始这次写作,原本计划写一组组诗《女工》,依然是以群体方式呈现,写了接近十多首之后,我就彻底地放弃了。当我写着她们的时候,那些我接触的女工就一个个浮现在眼前,那些真实的生活与故事不断地折磨着我。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
  当我放弃这种集体式的表达后,2010年,我将这些年调查与采访所得的一些东西进行整理,将她们的姓名与自己的感受放在一起,我忽然想起我曾经写过的两首诗,一首是《田建英》,另一首是《三十七岁的女工》。我似乎找到了我需要的表达方式。我开始调整思维:我原本的计划是写《女工》,现在决定写《女工记》。尽管只有一个字的区别,但两种思路完全不同。我想写的只是关于女工的记录,用最真实最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女工的人生,中间可以像古代的一样夹杂作者的感情与主张。将一百来首诗歌写完之后,我将诗歌传给了几位老师。张清华老师建议,如果将一百首诗歌放在一起,会给阅读者造成一种疲倦,他建议我可以写一写调查这些女工之后的感受。我听从了建议,写了些有关于女工背景的手记以及自己对农民工群体的感受与想法。我大约写了五十来个手记,并选了十四个手记收录在这本书中。
    


我更愿倾听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声音


  记者:在这部作品中,大部分诗歌都是用女工的名字命名的。你也曾写道“……数量庞大的外来女工,很多时候她们被媒体、报告、新闻等用一个集体的名字代替,用的是……我努力地想把这个换成她们个体,深入她们之中,才会感觉在背后的个体命运。在你的考虑中,把一个下面掩盖的无数个不同的名字呈现出来,有何意义?
  郑小琼:这部诗文集中有91首诗是直接用女工的名字命名的,手记中则出现了几十个女工。
  以女工的名字来命名诗歌,和我在流水线上做过多年的感受有关。作为流水线工人,同事之间一般都是以工种互相称呼,我就曾被人称为装边制的多年。在工业流水线上,每条拉线的员工流失率相当高,有一些工友还没有认识便已经离开,如果能记住工友的名字,在他们看来彼此的关系就已经相当亲近了。
  而且,我个人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包含着个体的尊严,所以我选择用工友的名字来作为一首诗歌的标题。我呈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女工个体的命运,而不是群体的样本化的面孔或公共化的面孔。如果用去写,也许这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女工会成为我笔下的一个选题,或者反映这种生活的一个脸谱化标本。但我一直很反对这种脸谱化,我想更立体地呈现这一个个具体的人。
  在我写到的这些女工中,有几个人我已经跟踪很多年,每一年都会去看看她们,或者去她们老家看看。我一直以为,在一个国家,如果无个体之权利与尊严,则国家同样也无权利与尊严。而一个名字的背后,意味着一个人的尊严、责任、权利。现实中,她们中的很多人无法享受到这个国度用法律给予她们的权利,她们的利益不断地被损害。正是她们的故事让我感到我们更需要尊重个体的权利与利益,不要用庞大而虚无的集体或者什么特色、国情来搪塞或忽略个体应有的权利与利益。捍卫每个个体的尊严与利益,就是捍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利益。很不幸,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做得相当差。
  记者:在当下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中,人们会更习惯或欣赏那些从底层经历苦难最终获得成功的例子。这个社会更在意的是那些成功者,而缺乏直面苦难、揭开伤口的勇气。包括外界也会认为你是一个用写作改变命运的成功人士?在逐渐脱离打工生活的时候,你为何会更关注那些没有成功的默默无闻的女工们
  郑小琼:尽管我一次又一次说过不要把我当作某种改变命运的标本,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别人眼里的标本。
  实际上,工厂或工业区里的大部分工友都是默默无闻的,懂得去找劳动局去找媒体的工友只是其中最胆大最有办法的极少数。在写作《女工记》时,我就曾遇到很多权利受到损害的女工,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去找劳动局?她们的回答总是这样,又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没有去找,或者还认为去找劳动局是一件很出丑的事情,怕麻烦等等。
  对于大多数女工而言,她们只是以周围的人为尺度来衡量自己的人生,包括我自己在工厂时,也只能如此。我曾在散文《流水线》中表达过我内心这种感受:我和她们一样,在时光流逝中逐渐丧失自我,有时会因丧失而感伤,因感伤而痛苦。……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这种选择的背后是大多数女工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她们无力改变命运,无力改变现实,甚至没有信心将内心被压抑的部分叫喊出来。
  真正代表着女工形象的是沉默的那一种,也是被工厂认为是最好管理的那部分女工,她们才是女工中的最大多数。正是因为她们的沉默,她们是默默无闻的,所以我更关注她们的内心。那些不是默默无闻的人会有更多的关注,比如报纸杂志等,相对来说,我更愿倾听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声音。
  


她们内心的声音没有人倾听也没有人在意


  记者:每个女工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有自己独特的疼痛。但因为生在这个时代,她们身上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共同印记。如果从你的个人思考出发,你觉得在这个时代中求生活的女工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郑小琼:最大的危机在于她们内心的声音没有人倾听也没有人在意,现实状况与她们想象的差距太大,她们还处于单一个体存在的方式,无法形成一股力量,推动改变的力量太弱小。我个人曾建议成立农民工基层自治组织,使农民工能够有效地团结起来,更好地推动她们处境的改变。
  我曾写过一个女工熊曼,在手记中曾有过如此感慨:她老了,只能返回湖南的老家,重复着公公婆婆的日子,在家里带孙子,种点地,儿子却重复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家庭,我看到一种命运的轮回,一种无奈与辛酸。
  熊曼们不是个体,熊曼们在这个国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她们选择放弃乡下楼房来到城市,却看不到自己会变成城市人的希望。也正是从熊曼这个女工的身上,我感觉到女工们对未来没有信心的危机,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女工还是大学生,我们面临着相同的现实,也许女工厌倦劳动,在这种缺少公平竞争机制下,劳动并不会给她们有尊严与自由的生活,也无法让她们在工作的城市安居乐业,这是相当可怕的。

  记者:熊曼和熊曼的子女们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去城市,打工者之间存在代际传承,肯定也有代际差别。那么,这些不同年代进入城市的打工者之间有着何种区别?
  郑小琼:我觉得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要走出去的的一代,她们是早期来广东或者城市的一批人,她们在故乡没有前途,血汗工厂的背后是一个比血汗工厂更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贫困乡村,这是第一代女工的生活状态与生存困境,她们是要走出去的一代。
  第二代是要呆下来的一代,当最原始的血汗工厂慢慢消失,工人的工资随着工厂发展慢慢提高,工人们有了新的想法,她们要在城市呆下来,不想再回到农村。相比前一代女工只关心工资高低,是否准时发工资,及加班过度等劳资问题,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工更关心自己是否能呆下来,即她们关心小孩能不能在这里就读,能不能不再回到农村,赚钱在广东或者故乡的城镇买房。
  第三代是要融入进去的一代,特别在“90这一代中,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她们更关注自己能不能融入城市,她们关心在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希望参与其中,有自己的看法。
  记者:这些打工者在情感与价值认同上又有何种区别?
  郑小琼:从情感上来说,我觉得第一代在情感与价值认同上属于有根的漂泊一代,而第三代女工应该属于无根的混的一代,她们是一群没有家,没有归宿,徘徊在乡村与城市的流浪者。如果第一代还有家可归,回去修一幢好房子是她们的精神信念,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连这样的信念也没有了,老家没有任何值得她们留恋的了。她们从价值与情感上,早就不认同老家了。她们在城市的工业区长大,在城市的边缘中生活,一直生长在这里,从内心上她们更认同于城市,虽然这些工业区离真正的城市生活还很远,而且他们生活的城市从来不认同她们,在她们的意识中知道融入城市是一种想都不能想的奢望,但她们也不会回到乡村。
  


有太多东西需要记录,为我们时代的变迁保留一种内心的见证


  记者:你有一段时间并不是很愿意进入体制内的写作。为何会对进入体制内保持警惕?在生活现场写作无疑会比在书房写作更为艰辛。而最接近原生态的写作有时在文学性上会有所缺失,你如何权衡这两方面?
  郑小琼:是的,我一直对体制保持着一种警惕,因为有些强大的惯性会不断地同化并改变我们。在一个体制无所不在的地方,我见过很多写作者在写作时会形成一种内心的审查机制,比如面对发表体制,他会选择写哪些方面的文字,哪些不写才会被发表等,这种自我审查机制让写作者的写作不再自由。我也并不认为接近原生态的写作会在文学性上有所缺失。
  记者:近年来,关于打工的文学作品不少,题材涵盖纪实、访谈、诗歌等等。在你的阅读范围之内,这些作品在哪些程度上反映了打工者的生活?你觉得对于打工者而言,她们最需要得到呈现和关注的,应该是什么?
  郑小琼:事实上,反映打工者的文学作品一直很多,并非只有这几年。我知道在东莞与深圳有相当多的人一直在写作这一题材的作品,有一些学者也在关注这个方面。这几年,有相当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记者、作家关注农民工这个题材,比如潘毅、张彤禾、魏城、吕途等人。这几个人的作品我都阅读过。他们的作品在这几年有相当高的关注度。
  写作者的立场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结论与倾向也完全不一样。如魏城等国外记者在观察农民工这个群体中,都会提及一个中国农民进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提及人类历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等问题。但是,从一个女工的身份来说,我感觉我周围的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城,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变成了城市人口。这种没有进城的判断,是从中国的城乡划分界定以及女工内心的认同感两方面来说的。从中国的城乡体制划分上来说,她们依旧保留着乡村的户籍,从内心来说,她们大多数都知道自己的宿命是老了以后回到乡村,她们依旧保留着一颗属于乡村的心灵。
  实际上,这些结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呈现的都是打工者的生活。但我与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他们可能关注的是一个群体性的问题,而我更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不同的人在面临现实时所呈现的或无力、或奋斗、或成功、或失败的事实。我跟本身在打工的写作者的立场更相同一些,而与非打工者的作者在写作打工题材时的立场与观点差异较大。比如有人关注的是农民工在城市赚到钱回家了,或者中国农民进城等问题,而我关注的是农民工进城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方面需要引起关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等等。
  记者:你的写作近况怎样,是否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郑小琼︰我在写一本散文集《南方手记》已经有很多年了。这是一本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散文集,主要描写工业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民由乡村进入到工业时代的感受,描述流水线、电子厂、五金厂、印刷厂、制鞋厂等不同行业背景下的农民工不同的感受,以具体而真实的例证来表达中国农民工在现实的梦想与追求,以及价值观念的改变。当我一次次深入到湖南、江西、河南等乡村,我感受到这三十年的变化,当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的乡村开始缓慢地向工业化迈进时,几千年来的传统、信仰、文化、精神、价值观都有着巨大的改变。我觉得有太多东西需要记录,为我们时代的变迁保留一种内心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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