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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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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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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关于未来转型的简单分析(修订版)  

2013-03-17 11:33:0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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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维稳资源尚可持续,以及网格化维稳力度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对这头维稳巨兽,我辈确实没有任何一击凑效的妙方,或一蹴而就的的良药。只能说:一为维持微弱的正义信念不坠。二只为唤起更多人,去诚实正视自己的良知义务和时代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光荣,代代推诿则无异自甘堕落沉沦。河山千疮百孔资源尽毁,神州毒雾弥漫污水横流,想象当子孙后代面对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是否会在心里由衷感觉羞惭呢?

转型拐点何时到来,基于经济、政治趋势的分析预测,无论乐观和悲观,都是一家之言。无论哪种角度,都有人可在逻辑或经验层面进行抵死狙击反驳。你以民主自由乃不可阻遏的世界潮流所趋鼓劲,总有人能用历史的惨痛经验,或民族劣根性、文革惯性来消解你的激情。你预测经济崩溃将迎来全面抗争大爆发,他可以用朝鲜都成地狱了金三还能苟延残喘来顶你个肺。当然,你也可以再反驳回去。无论如何,世界上的独裁专制国家,像珍稀濒危动物一样一年比一年少了,这是不争的事实。用党、民力量的绝对不对称,和走不出治乱循环的民族劣根性,来确证自己先知式的悲观预判,但否认不了前述铁的事实。辩论之所以一直在继续,只因大部分人的理性还在为愚民政策所蒙蔽,情感还在为恐惧所劫持和放大。所以,关于国族命运的严肃探讨,往往沦为信念和混沌的情感力量的对峙,并以此来强化自己的信念和判断。其实,千言万语,不如一句:我相信!或,我不相信!你相信神早已遗弃而不是将眷顾这个国家也好;你相信宪政制度,是神对人类的恩典,终将普惠包括本国在内的所有人类也好。总之,端看你如何,以及是否曾经真诚地去面对,或直视已经蒙尘的良知。

从邓时期的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到上届的五不搞,和本届的不走邪路,当局一直在一以贯之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宣示权贵集团的的集体意志和决断,奈何总有人不甘寂寞,总能不遗余力地在上层的片言只语里解读出改良的希望来。在操弄改良话语的同时,也不忘以历史/文化/信仰决定论,消解一切抗争的意志和基于民间主体性的宪政希望。历史/文化/信仰决定论,根基是民族性或国民性,而国民性又是官民朝野一体的。既然国民性如此低劣下贱,一边痛批深揭国民性,一边又如何能殷殷寄望人类历史上罪孽最深重的统治阶层呢?是故,改良话语,只是一帮自甘下贱的无骨文人的意淫,不具备任何正经讨论的价值。

但转型必将到来。转型必将到来的判断,来自于人类没有万世的独断王朝或专制政党这一经验。

既然改良的可能可以毫不犹豫地被剔除,那么将来(至于将来有多久,则各自判断)的结局可能有三:

一、通过中心城市的广场革命达成宪政。广场革命当然是非暴力手段,但也不是小清新眼里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需要以承载着正气、道义和希望的血肉之躯,去面对暴政的钢鞭、催泪弹甚至子弹和拖拉机。这是自由的必然代价,有赖先行者的道德勇气和对民主自由的决绝信念,也需要更多普通人的觉醒而众志成城。如果革命成功,必然带来短暂的混乱,秩序和民生或许尚不如从前,这是走出囚笼,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的人们的本能反应和躁动。毫无疑问,一如台湾解严后,当宪政秩序奠定,经历一阵躁动步入文明政治常轨后,以这个民族的人口和资源,所能爆发出来的被压抑已久的创造力,将会令世界大为震惊。

二、如果广场革命失败,但党掌控全局的能力丧失(也许要多次广场革命失败才能促成),局势或将转为低烈度的城市巷战,最后由军头捕获革命,宣布建立新的民主政府。众所周知,单个的军头(都七大军区呢)也没有能力独掌全局。那么必然会和朝野的实力派及地方势利达成妥协,形成共治,前期形成开明专制政权。在自由民主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再也没有谁可以贩卖专制或极权意识形态获得民心,那么最低也只能贩卖个新加坡模式。新加坡除了没有完成政党轮替,几乎具备民主国家的大多数要素。这就为稍后向真实的自由主义民主转型保留了可能。

三、承上,如果没有哪个军头或者哪派势力有号召全国、重新凝聚统一政权的权能,那可能回到北洋时期。这或许会有多年低烈度战争,但因谁也没有能力如秦始皇一统六合。打打歇歇,或分裂为多个政体不一的国家,或统一为联邦或邦联。沿海发达地区,可能率先实行民主制,中西部落后蒙昧地区,可能是介于专制和蹩脚的民主政体之间的怪胎。分裂的利弊,可以参考欧洲历史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民族国家的分分合合,尤其是东欧诸国崩溃后的分裂和重新整合。但历史在加速度演进,最后趋于和平稳定的时间的尺度,必然大幅缩短,最悲观也就半个世纪吧。

 在全球经济和生活方式日趋一体化的大势下,中国作为经济文化半开放国家,不可能退回朝鲜也不可能退回78年前,这样的中国也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故转型后绝无可能重复极权。如前,在武力被党绝对垄断,并半开放的社会,几乎不可能出现草民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的长期战争,最后由一个独裁者一统天下的局面。假设中央权威失去控制,将不是拿着菜刀棍棒的平民,而是各大军区军兵种军头在逐鹿中原。因为管控的放松,平民也可以获得武器,但多数可能会选择跟随宣布倒戈并支持民主的开明军头。军人政府一向是政府形象和获得国际支持的忌讳,那么开明军头也必然会物色公共形象较好的自由派大佬做代理人,以增加其角逐权力的道义合法性。很显然,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军头或寡头,有能力将对手全部吞并,尤其是在中央权威衰颓后,地方必然强化自己的自治势力,对独裁倾向形成强力掣肘。那么打打后就只有坐下来谈。在多方、多次博弈下必是相对开明的共治,无论是人民有一定自由的开明专制,还是分裂为多个国家,最终必然向宪政政治演化。

按当下的趋势,政治腐败早已是不治的顽症。政治高度腐烂下的GDP增长,不过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自杀发展模式。事实上,当前经济造血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国家机器消耗的速度,但还没有到临界点。当临界点到来,必然造成维稳机器效率降低甚至关键部件分离或失灵。这时,中心区域的民主诉求和抗争强化和边疆分离主义所造成的压力,必然使得中心权威衰减后的当局疲于奔命,很难兼顾两头镇压甚至多头维稳。与此同时,沿海发达地区会趁中央权威虚弱强化自治,国际社会和地缘政治也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形成的博弈局面,基本变量就由二个增长到六七个,已不再是用党、民二元对抗的简化模型就能预测的了。

对于未来法西斯化的忧虑,我认为这是文艺型公知,或出于真诚的愚蠢所造成的恐惧,或讪上卖直再跪谏求荣的惯常套路。他们的论证,是建立在一个这样的错误前提上的:即当代寡头共治,比起当年毛一人独断乾纲,有更强的意识形态煽动力,更强大的冒险决断意志,和更强的资源集中调度能力。认清这一前提的荒谬,就不值一驳了。

 道德/信仰决定论,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较高道德素质的国父(通常是复数),确实可以降低塑造较好制度的成本。它决定开明专制或宪政制度下的自由的含量多寡,但不会对转型后的局面产生逆转性的影响。一如杰弗逊所说,野心只有用对等的野心才能制约,这也是契约和权力制衡的基本实践前提。再深入就涉及到政治学中,善和权利孰先孰后的问题,阐述起来,比较复杂,以后再说。但毫无疑问,现代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权利优先的基础上的。圣贤般的国父们,可遇而不可求,这个问题可以交给上帝。但宪政之路,在磕磕碰碰中,必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为国族后代奠定福祉。

美国国父杰弗逊说:自由之花必然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灌溉。至于还要让多少代最优秀的人为之付出牺牲,还要多少血泪才能浇沃出自由之花。若每一个人,都自外于国族的前途,政治谈论好像是在谈论与己无关的火星人的事,那无疑是令人绝望的。当有5%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也许命运就在一夜之间被改变,自由,从来只青睐勇敢有血性的人,或民族。因此,你可以玩世不恭混吃等死委责于后人,也可以诚实自省,知耻而后勇,勇于承担自己的良知义务和时代使命,只为不要让子孙后代继续我们的耻辱,得以在自由的空气,弘扬人的高贵和尊严。
爱谁谁去,懒得和你们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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