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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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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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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的悲剧命运(12)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全军覆灭  

2012-09-02 15:57:00|  分类: 《知识分子的自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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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的悲剧命运(12)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全军覆灭 - 王江松PHILOSOPHY - 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上述各类知识分子,除左翼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具有政治现代化意识外,其余各种都与现代宪政、民主和法治建设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相去甚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全军覆灭,整体溃败。真正达到了现代宪政、民主和法治思想水准的人,只有顾准一人而已。

作出这样的评论,似乎过于苛酷、过于严厉、过于不近人情。如果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年青知识分子,身处远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宽松得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却要求老一代知识分子具有这个时代的人才具有的思想和见解,并且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严格地“忏悔”,否则就是“文革余孽”,确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今天的年青人,没有任何资格提出这种要求;今天能有相对宽松的环境,也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贡献(他们参加了文革末期反四人帮的斗争,并成为文革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的主要力量)。在那样一种恐怖时代,写几篇遵命文学和应景文章,发表一点批判他人也批判自己的言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权利指责,如果有人有权利指责的话,那只有这些过来人自己。即使是在今天,那些在机关、国有企业、学校及其它事业单位任“公职”的年轻知识分子,又有谁敢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有写过一篇违心的文章呢?

我本人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指责。我想强调指出的是,知识分子之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陷入从现代标准来判断的“全军覆灭”、“整体溃败”的悲剧,乃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70余年中国革命的必然逻辑结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局限性,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反弹和复活——现代宪政、民主、法治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独立的经济基础的演化被革命中断了,市场经济和多元所有制被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而革命,不仅仅是革命家们的个人选择,而且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整体选择。

今天,反思知识分子这一集体悲剧,对于中国宪政、民主和法治建设,对于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前途和命运,是极为必要的:

首先,宪政、民主和法治乃是市场经济和多元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产物,没有这一经济基础,一切以宪政、民主和法治形式出现的政治制度,都不免要变形走样,而走向这样或那样的极权、专制和政治。试问,在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国家垄断所有经济和政治权力、国家全面控制社会和民众的前提下,怎么可能有宪政和民主?在政党和国家一体化、党大于法的前提下,怎么可能有法治?

其次,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利、政治自由和政治独立,必须以知识分子本身的经济权利、经济自由和经济独立为基础。只要知识分子没有成为一个经济上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只要它在经济上不是依附于这个阶级,就是依附于那个阶级,或者依附于国家、政府,就象毛之依附于皮一样,就休要侈谈政治上的独立,就休想在政治上独立地发挥作用。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最为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有悲剧正在于:它作为一个经济上依附性的阶层,却试图并且不得不独立地发挥政治作用,因此,它在竭尽全力、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悲壮地改造社会的同时,归结到底被社会所改造。天纵英明、伟大神武如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知识分子,也不能逃过这一逻辑: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纵观他的一生,与其说是他教育了农民,不如说是农民以其巨大阴郁的存在默默地而又顽强地“教育”、渗透和塑造了毛泽东,他的所有的思考、行动、冒险、奋斗,他的胜利和失败,他所创立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功勋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同样前无古人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和灾难,都必须放在农民和农业文明在20世纪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彻底的了解。

中国知识分子一贯具有强烈的清高意识、忧患意识、道德狂热和良知幻觉,它们不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体基本人权的基础之上的精神追求,而是超个人、超感性、超功利、超世俗的圣化意识,知识分子因而以替天行道者或国家、民族、人民代表者的身份去改变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又一次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挺身走上革命道路的。要论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话,陈独秀、李大钊是名教授,毛泽东出身富农,周恩来出身官僚,朱德出身军阀——共产党最杰出的领导人绝大部分出身社会上层,然而他们毅然绝然地舍弃一切,而投身工农革命,走上了吉凶难卜、祸福莫测的反抗之路。不幸的是,这种崇高的道德情操和献身精神,也使他们推己及人地产生一种价值观念,即每个人都应该牺牲小我利益,而追求至高无上的民族、国家、人民利益,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而追求以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以这种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教育每一个本身就具有群体取向的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全体革命知识分子又以此来教育每一个本身就具有群体取向的参加革命的工农群众。他们成功了,然而同时失败了。集体主义的逻辑不断地强化和极端化,终于走向对所有参加革命的个体的禁锢和压迫。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个不断地由人向神羽化的过程,而政治现代化即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建设过程,本质上却是由神向人、由类的普遍性向个体的特殊性世俗化的过程。只有在个人权利、市场经济和多元所有制这一世俗基础上,才能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知识分子也才能真正由一个经济上、政治上依附性的阶层,变为经济上、政治上自由独立的阶层或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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