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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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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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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政治品质和政治文化  

2012-09-02 13:23:00|  分类: 《知识分子的自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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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依附地位,使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性格”、“政治品质”和“政治文化”。

 一是对政治权力的迷恋、崇拜和疯狂的追逐,后世称之为“权力拜物教”。虽然经济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阶段上都是基础,但在古代社会,与贫弱的、独立的、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经济相比,大一统的、垄断性的、具有暴力强制性的政治权力都具有普通的、正常的劳动和经营活动所无法具有的聚敛、获取财富的功能(这与现代社会成为鲜明的对照)。权力成为分配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力量,因此,社会便按照“官本位”而不是“财富本位”的原则组织起来,追求权力和官职并通过这种追求满足对物质财富的需求,成为一切稍有身份者的人生目标。知识分子因为拥有独特的知识资源,也成为这种追求过程中的有力竞争者,只是因为古代政治结构在本质上不需要太多的知识,才使许多知识分子无法跻身于上层社会(古代社会贫弱的经济基础也只养得起、承受得起一个人数不多的政治集团,一旦“超载”,就会引起深刻的社会危机)。按照韦伯的一种独到的说法,由于古代社会财富更其稀缺,古代人比现代人对财富更其贪婪,以致于只能用暴力手段来争夺那有限的财富;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因为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反而能缓解对财富的贪婪程度,使人们用理性的、和平的手段来获取财富。古代国家政权正因为只能以暴力来控制和汲取社会财富,所以把以和平的、互利的交换来积累和扩张财富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视之为天敌,因为这种以不动产为主的、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的经济力量比以动产为主的农业经济更难加以控制,并且会反过来挑战国家政权的绝对性。古代极权专制国家绝对不会鼓励民间经济的自由发展,而只允许民间经济在小本经营范围内维持简单再生产,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能比较容易地从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手中取走他们的剩余产品。这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那样热心地推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甚至也能理解为什么各朝统治者都要周期性地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地主:名为民也,实为己也。在这种政治权力严厉控制经济的情况下,民间有志有知有才之优异分子,只好一窝蜂地去博取功名,并且一条道走到黑,永远没有叉路口可以选择。于是权力拜物教和官本位文化大盛,以致全部二十四史,除司马迁的《史记》外,其余各史基本上成为政治史、帝王将相史;那些追逐权力的知识分子们不惜奴颜卑膝地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歌功颂德,毫无社会良知。 二是对政治的恐惧、厌恶、冷漠和逃避,后世称之为“政治恐惧症”。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也可以说是那些还具有基本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血泪史。这些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来自底层社会,深知民间疾苦,由于他们笃信儒家王道、仁政、爱民、恤民的理想,幻想能够通过辅佐 明君圣主、整顿朝纲吏治来为天下苍生造福。他们当然看不透当时国家政权的本质,当然不知道儒学和文官在整个政治体系中起作用的有限性及其遮蔽政权本质和愚化臣民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还真想把儒家的理想付诸实践,于是,一代又一代“忠臣”、“贤臣”、“谏臣”、“直臣”成为廷杖对象和刀下亡魂,或被贬谪、被流放、被抄家,甚至被株灭九族。有时统治者面临社会危机或政权危机时,就要重用他们来进行一定的政治改革,而一旦危机过去,他们又会因为“功高盖主”而被废弃。于是,许多知识分子便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对政治的恐惧、厌恶、冷漠和逃避态度。“伴君如伴虎”、“兔死狗烹”的名言使他们对政治逃避三舍。道家的自然主义和佛教的虚无主义,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归宿。

 三是治世时的麻木忍让转化为乱世时的激烈狂热。这既是中国古代民众的一种政治性格,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性格。囚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民众和知识分子在和平时期,表现不出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可能拓展任何制约极权专制政权的政治渠道,临到社会陷入危机之时,又会揭竿造反,纷起暴动,其政治上的激烈和狂热表现在:(1)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杀尽不平方太平”等激进的社会政治主张;(2)否定现存政权的全部合理性和合法性(“天下无道”、“苍天已死”)而取之以另一种具有绝对合理性和合理性的政权(“替天行道”、“黄天当立”),并且为建立这种新的唯一的“道统”而与现存的“暴政”进行殊死的搏斗,直到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敌人。

    以后我们还将看到,上述在极权专制统治下形成的“政治性格”、“政治品质”和“政治文化”,将成为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极大的障碍。不管是对政治权力的迷恋和崇拜,还是对政治权力的恐惧和厌恶,不管是和平时的麻仁忍让,还是动乱时的激烈狂热,都在一百多年中国追求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投下了浓厚的阴影。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百多年中的政治悲剧,与他们未能摆脱这种传统的政治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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