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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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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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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2012-09-02 13:18:00|  分类: 《知识分子的自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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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上独立的阶级或阶层,而是一个依附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阶层,这一情况便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也处于依附地位。在极权、专制和权治制度下,臣民不可能有平等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他们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主体,参与、进入、限制和监督政治权力,而最多只能被统治集团所利用和吸纳。一般而言,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处于以下几种关系之中:

1、少数知识分子得以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甚至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古代的政权无一不是通过残酷的、血腥的暴力军事斗争建立起来的,但是,要使这个政权“千秋万世”地传承下去,就必须借助知识分子,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因为规章法律之制订、行政司法之实施,都需要一定的知识,不是猛张飞、黑李逵之类武将所能胜任的,即使是一介武夫出身的帝王,在登基为王之后,也不得不一再削减、褫夺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心腹爱将的权力,而授予文官更大的权力;不仅录用前朝旧吏,而且搜罗天下英才。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并非因为帝王天生忘恩负义,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大都不拘一格招揽人才;汉代以“举孝廉”之制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两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从门阀士族、世家大户吸纳人才;隋唐以后,正式确立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度,直到清末才被废除,其影响之大,就是以蛮族身份入主中原的蒙元、满清两朝,不仅不敢废除,反而更加发扬光大了,其目的都在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实现统治阶级“阳儒阴法”、“儒法互用”的统治战略。

2、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集团的候补者、低级文吏、各级官员的私人雇员,或者为统治者承担教化臣民的责任,是统治阶级的下层或臣民的上层(“四民之首”),是联结统治集团与臣民的“桥梁和纽带”。凡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家庭,都让子弟走读书做官的道路。这些读书人,抱定“学而优则仕”的宗旨,青灯古卷,寒窗苦读,毕生为功名而奋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古代中国一样能够把几乎全部知识分子都通过科举制度引入现存政治秩序之中。中国古代社会能成为一个长期延续的“超稳定结构”,科举制度的功劳可谓大矣:它消磨、吸收、同化了知识分子的一切成就欲、野心、自由精神、创造精神、批判意识和反叛意识。秀才、举人、进士,是通往官场的三个台阶,知识分子沿着这三个台阶苦苦地、孜孜不倦地攀登。只有进士才能正式由皇帝和朝廷授予官职,其中有些人最终官至宰辅大臣或封疆大吏。举人则成为地方名流和绅士,成为地方官的客卿或师爷,参赞地方事务。至于最低等的秀才,则只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低级文员、包揽诉讼的讼师,以及为科举制度承担基础教育的职能——成为遍及城乡的私塾、学校的教书先生。

3、一部分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域处于一种疏离的关系之中。其中一些人隐居深山、田园和市井,不问天下大事,以风花雪月、琴棋书画消磨人生;他们大都摒弃功名和儒学,而以道学、佛学为精神依归,甚至干脆出家为道、为僧,在佛门道观中了却残生。另外一些人则从事一些非政治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如阴阳、兵、工、农、医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成为被整个社会所鄙视和嫉视的商人。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只能在高度极权、专制的社会结构的缝隙中苟喘残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

4、每逢天下大乱,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一支重要的造反力量。他们或者成为割据一方、志在天下的军阀的幕僚谋士,或者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军师智囊,也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甚至自立门户、问鼎江山(如洪秀全就是一个落第秀才)。他们有些是地方政府官员,有些是官场斗争的失败者,有些是科举失意、抑郁不平者,而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则是,正是那些平时与政治领域处于疏离状态的“高人隐士”,此时纷纷出山,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究其原因,一则因为大部分身处“体制”之内的知识分子,本能地维护现存统治秩序而成为“革命”的对象,而平时与政治疏离的知识分子则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反而能一伸“猛志固常在,刑天舞干戈”的英雄气概;二是因为他们作为冷眼旁观者,比其他知识分子先行一步看透天下大势;三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学养,本来就不偏重于力图治世的儒学,而偏于出世的道学、阴阳学、兵学,正是在道学、阴阳学、兵学中包含丰富的治乱循环思想和王霸之术,他们平时又反复研判历史,深谙历代开国帝王起家的经验和末代君主亡国的经历,因此,他们的知识资源虽然在治世时不一定能治理天下,但在乱世中,却最能用于夺取和平定天下,最能用于“运筹于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历史上最出名的“军师”,如姜子牙(可视为道学的先行者,也被后世道教推崇为始祖之一)、张良、诸葛亮、刘基,都是深谙道学、阴阳学、兵学之人,他们平时隐居于“卧龙岗”上,一旦有明主“三顾茅庐”,便欣然出山,收拾河山。相反,处于乱世之中的孔孟之徒,虽然忧国忧民,奔走四方,都没有什么人理睬他们。由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以及不同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侧面,也可看出,儒家和道家是如何互补的。

    古代西方的极权、专制和王霸统治没有达到古代中国那样的高度,因此,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相对独立一些。在古希腊,智者派收费授徒,经济上自立并且能够干预域邦政治。在马其顿帝国统治下,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竟然可以当面漠视亚历山大大帝的无上权威,而更为奇怪是,亚历山大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对他有敬慕之意。古罗马时期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在政治上也是相当独立的象西塞罗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能够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首脑之一。在中世纪的王权与教权激烈争夺的夹缝中,部分知识分子反而得到一定的独立。当然,在西方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极权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独立与自由与近现代公民普遍享有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总体上的依附地位是当时所无法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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