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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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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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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道德宽容  

2012-08-06 13:56:00|  分类: 《知识分子的自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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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只停留于描述道德妄想、道德洁癖和道德热病的一般症状及其后果,而进一步探求其致病的机理和原因时,我们还会有惊人的发现。

原来这些疾病根源于于个性的贫困。

原来所谓群体本位道德,并非真有一个具有意志和人格的“群体”要求把自己作为本位;这种道德不过是作为弱者的普通个体的自我保护愿望,和作为强者的某些特殊个体别有用心地对群体地位和功能的夸张渲染。作为弱者的普通个体,希望自己隐没在群众之中,不成为别人的捕猎对象,希望自己躲在群体的羽翼下,享受群体带来的安全、福利和救助,甚至于暗中希望能够偷懒取巧,搭一搭便车,享受一下免费午餐。至于那些作为强者的特殊个体,则有意无意地鼓励弱者的这种幻想和要求,强调群体、整体、社会、历史等等抽象的实体对具体个人的绝对性和神圣性,以便自己能够作为它们的人格化和代表,代行它们至高无上、不受控制的权力。这些特殊的个体并非真正的强者,而是一些狡猾的投机取巧者,他们之所以有力量,只不过因为他们皮厚、心黑、手狠,只不过因为他们善于利用普通个体的愚昧、惰性、分裂和软弱无力而已。如果普通个体本身都成为强悍的、自主的个体,这些特殊个体的“弱者”本质也就暴露出来了:他们本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独立的价值,并不能独立地创造价值,他们只是靠吮吸被统治、被剥削的对象而养肥自己而已,一旦失去了这种对象,他们就会变成无助的并且不能自助的人,他们就会自行消亡。

真正的强者既不是那些个性贫困的普通个体,也不是那些作为统治者和剥削者的特殊个体,而是本身具有丰富的个性并且能够创造丰富的价值的人,他们是独立自主、自我负责的人,他们不必靠压迫、掠夺、剥削别人来壮大自己,他们是自强和自足的人。

很显然,当那些具有群体本位人格的人们把群体本位道德作为最高的以至唯一的价值标准去评价、要求自己和他人时,他们便不可避免地陷入道德妄想、道德洁癖和道德热病之中。

可想而知,在人们圣洁而真诚的道德感情下,可能隐伏着某种偏狭、愚昧和对文明的抗拒;在人们激愤和义正辞严的道德谴责声内,可能深藏着某种自卑、无能以及对强者的嫉妒和平均化欲望;在人们崇高的献身和牺牲精神里,可能包含着某种破坏欲和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狂热;在人们慷慨激昂的道德誓言中,可能掩饰着某种伪善和险恶的用心。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极度膨胀的、弥漫和控制全社会的、力图吞噬其他一切的价值或力量,都要自行崩溃并重新返回它自己本来的位置。宗教力量、政治力量、金钱力量都曾经轮流主宰整个社会,然后得到合理的定位;道德力量也是如此。道德的神化和泛化最终导致道德的弱化和虚无化,导致其无处不在而又毫无意义,成为一种典型的伪善和伪道德——一方面,过高的道德要求和规范是人们所无法达到的,于是,人们就把它们搁置和供奉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价值和力量会冲破道德的桎梏而茁壮成长起来,成为人们追求和向往的目标。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与此同时,代替道德至上主义或泛道德主义的,必定是道德的宽容。所谓道德的宽容,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道德在人类多元价值系统中找到自己有限的、合理的定位。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科学技术价值、审美价值等等,与道德价值一样,都是相对独立的价值,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标志着人类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不同方面,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当然,这些价值不是绝对孤立,而是相互交融的:每一种价值都与其他所有的价值形成交叉关系,每一种价值中都包含有其他价值的因素。比如,在经济活动中,包含了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科学技术的、道德的、审美的因素;在政治活动中包含了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科学技术的、道德的、审美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仍然是无所不在的:凡是存在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地方,就有道德存在。但是,绝对不能用道德的原则来取代经济、法律、政治、宗教、科学技术、审美的原则,使经济道德化、法律道德化、政治道德化、宗教道德化、科学技术道德化、审美道德化,就象不能把其他价值和原则绝对化,而把一切都“经济化”、“法律化”、“政治化”、“宗教化”、“科学技术化”和“审美化”一样。这样一来,各种价值都获得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发展,从而使人类的价值世界变得无限广大和丰富。

由于不同的活动领域具有不同的特性和规律,其中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对从事不同活动和职业的人,既要有基本相同的道德要求,又要有相对区别的道德要求。比如,对一个文人、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与对一个商人、企业家,和对一个政府官员、政治家的道德要求,不必完全一致。我们知识分子,喜欢用自己这个群体往往是过于理想化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政治家和企业家,从而对他们作出道德上否定的评价,并进而忽视他们在历史上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知识分子处在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中,甚至处在孤独的环境中,与周围世界没有复杂的功利关系,而知识分子本身往往偏爱精神生活而轻视物质生活,因此,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知识分子在道德上显得比较高尚和纯洁,没有道德上明显的瑕疵和污点,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阳奉阴违、背信弃义,这是知识分子一向引为自傲的。但是,这种道德优势是否就真的那么足以自傲和牢不可破呢?如果把知识分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和象牙塔,如果把他们赶进官场和商场那种人际关系极其复杂、利害冲突相当剧烈、竞争压力非常沉重的环境之中,他们是否还能保持住他们道德上的清白呢?何况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保持其道德清白,并不见得比其他阶层的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平。知识分子如果也能意识到自己道德上的弱点,如果能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企业家和政治家的位置上,或许能对他们抱一种道德上的宽容态度。

关于经济道德(经济伦理学)和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学),我将在别的地方作比较详细的探讨。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要求商人、企业和政府官员、政治家达到书房里、学院里与世无争、离群索居的那些知识分子拥有的道德上的清白,是非常困难的,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他们能达到这种道德上的清白,他们就很难成为企业家和政治家,很难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成就。毕竟,既是企业家又是圣贤的人,在历史上几乎没有;既是政治家又是圣贤的人,在历史上也只有圣雄甘地等寥寥几位而已。相比之下,既是伟大的文化价值创造者(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又是圣贤的人,则可谓巨星辈出、蔚为大观。究其原因,乃由于精神文化生活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有一种超功利性,而且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人,负有为全社会指引和建立理想、道德和信仰的责任。

我以为,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区分出四个档次:

处在第一个档次的知识分子,把自己完全等同于一般的人即仅仅追求个人私利的人,甚至于不择手段地去追求财富和权力,把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完全当作谋取财富和权力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一些具有一般道德水平或者低于一般道德水平的人。

处在第二个档次的知识分子,自恃其道德的清白,对其他人施之以道德歧视,并进而全盘否定其他人的多方面的价值。这种人没有跳出道德至上主义的窠臼。

处在第三个档次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保持自身道德上的清白,另一方面对其他人持道德上宽容的态度,并不因为人们道德上的瑕疵,而否定其独特的价值。

处在第四个档次的知识分子,则不仅仅对他人持道德上宽容的态度,而且意识到自身道德清白的某种脆弱性和肤浅性,他们愿意把这种道德清白拿到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去熔炼和碰撞,使其经受人类全部的苦难、诱惑、罪恶和痛苦的考验。如果他们能经受住这种考验,他们就拥有了更强大、更深邃、更坚韧的道德力量,拥有了更博大、更恢宏、更纯净的道德人格,并因此而能直接地影响社会的道德面貌,提高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道德水平(比如说,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更有能力建立一种比较公正的企业制度和比较人道的企业文化)。应该说,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是比局限于文化圈子内的圣贤更伟大的道德导师和精神导师。

道德宽容的第二个方面的意思是:每个人对道德的理解,每个人的道德观、道德信念和道德感情都可以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道德本身具有相对性和多元性,每个人都具有道德自由即选择自己所能接受的道德价值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虽然个体本位道德逐步成为主导型的道德,但是第一,群体本位道德仍然有其生存的权利——有的人,甘愿舍弃自己的私利,甘愿默默无闻、孜孜不倦、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他人和大众服务,并在这种服务中寻找自己的满足和归宿,那么,这完全是他的自由,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第二,个体本位道德本身会表现出不同的层次,根据我在前面所作的分析,个体本位道德的最高层次已经实现了由小我到大我的飞跃,已经达到了利己与利他、自私与无私、个人与社会的完满的统一,而在这一最高的层次之前,有不同的台阶和不同的层次,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

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多元化和个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意味着个体的自主、竞争、开拓、创造和意味着个体之间的理解、宽容、合作、妥协;理解精神、宽容精神、合作精神和妥协精神是现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道德宽容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正如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宗教宽容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样。在西方传统社会,宗教成为至高无上的力量,直与国家争夺政治权力,控制世俗社会;罗马教廷甚至使不可一世、野心勃勃的皇帝和国王们俯首称臣。宗教改革使宗教退出世俗社会,使宗教本身多元化和个体化,实现了宗教的宽容,从而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元发展腾出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达到基督教那样的统治地位,但儒家的伦理道德却上升到这种统治地位,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道德至上主义和泛道德主义。因此,我国的现代化过程,首先意味着消除传统的道德威权,而实现道德宽容,从而促进价值的多元化(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元发展),并促进每一种价值的多元化,如经济的多元化(经济宽容)、政治的多元化(政治宽容)、思想的多元化(思想宽容)、学术的多元化(学术宽容)、艺术的多元化(艺术宽容)。

知识分子在实现道德宽容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曾经是群体本位道德和道德至上主义的笃信者、宣传者和维护者,解铃还是系铃人,现在应该成为其批判者、破坏者、否定者,并成为新型道德的发现者、创建者和弘扬者。为了完成这个转变,知识分子首先要实现其道德上的自我解放,首先从传统道德的桎梏中解脱出来,首先从自己心中消除掉某些道德障碍。为什么知识分子往往“高不成、低不就”,“眼高手低、光说不练”,“思想上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为什么知识分子往往置身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外,一方面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升官发财”,另一方面又愤愤不平,很不服气,认为那些人本来都不如自己——不是因为他们知识少、智商低、能力弱,而是因为他们心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顽固的道德障碍——一旦他们破除了这一道德障碍,他们会比谁都强。

这里我又想做一个现身说法。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学院工作,一则因为这里有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和条件,二则因为这里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比外边清静一些、干净一些。我从来没有动过涉足官场的念头,至于商场,那是一个对我非常陌生而遥远的世界。我一直保持严格的道德自律,保持道德上完全清白的状态,保持一种清苦的、简朴的物质生活。我没有求过任何人,没有走过一次后门,没有得过一分钱不义之财。我甚至有一种道德上的负罪感,认为自己在分享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因此,我一定要用学术上的成就加倍地偿还他们。我对一切“领导”本能地保持距离,认为他们在道德上是可疑的;我对那些先富起来的暴发户和大款们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发得不明不白,认为他们一掷千金的高消费简直就是犯罪。

直到我下海经商后,我才感到如果继续保持过去的道德观,我将在商场上一败涂地,毫无立足之地。因为商场要求每一个参与者的,首先是他的经营能力、谋划能力、决策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运筹能力和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总之,是一种叫做“商人才能”或“企业家才能”的东西,其次才是其道德品质。因此,当我们与一个商人或企业家做买卖时,我们首先不要指望他有什么仁慈之心、爱人之心、奉献之心和牺牲之心,而只能指望他没有害人之心;他的职业和使命决定了,他只有在商业之外、之后才可能做一个慈善家,而在商业活动过程中,他决不可能有半点“妇人之仁”;如果他在做生意时显得非常慷慨和仁慈,那么,这一定是一笔隐蔽的投资,一定是他撒出去的香饵,以便引更多的鱼上钩。为了使利润最大化,他一定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在一定的界线附近,即一方面以最少的投入和成本来获得最大的产出和利润,另一方面,他不会让自己公然地、经常地侵犯别人的权利,因为这会使他丧失信誉,会损害自己的形象,会断送自己的财路,甚至会因为遭到别人的报复或法律的惩罚而得不偿失。在这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依然是有效的,但群体本位道德则已荡然无存了。

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一个想成为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的知识分子,自然应当使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他必须扩大自己的道德宽容度,平心静气地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同时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承受能力,使自己变成一个过去自己也很讨厌的斤斤计较的、讨价还价的俗人,一个大胆进取而又小心谨慎的精明人。由于市场是变幻多端、起伏不定的,由于利润是流动的,因此,今天是你竞争对手的人,明天会找上门来与你合作,而今天是你合作伙伴的人,明天会变成你的竞争对手——你不能用单纯的道德标准,用“好人”、“坏人”这类简单的二分法的、非此及彼的善恶判断来评价他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你的竞争对手,并且攻击和损害过你,就认定他是坏人、是敌人,并且永远不跟他打交道;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你的合作伙伴,就认定他是永远的好人、忠诚可靠的朋友,并且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他;他们都既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而只是按照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竞争规则谋求最大利润的、正常的“经济人”。不过,他们虽不是什么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他们与那些“坑、蒙、拐、骗”的、违反最基本的商业道德的人,仍然有本质的区别。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商场上的这样一句著名的格言了:

在商界,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把这句话翻译成我的语言,可以这样表述:

在商界,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而只有相互竞争和合作的生意人;没有抽象的善(“义”),也没有抽象的恶(“不义”),而只有大部分人认可的竞赛规则和利益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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