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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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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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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7条基本原则  

2012-03-21 15:56:00|  分类: 西方社会结构的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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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近现代宪政实践、历史上著名的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以及洛克、柏克、休谟、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美国开国国父们和20世纪政治思想家们的宪政理论,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几条宪政的基本原则:

    1)公民权利至上的原则,即政治权力不是自为的,政治权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竞争权,现代宪政还进一步将弱者获得物质帮助和基本的社会福利的权利列入基本人权。政治权力如果不能维护而是侵犯和损害基本人权的话,就是违宪的和违法的。

    2)社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具体表现为政经分离、政教分离原则。国家是社会成员为解决某些公共问题而创制的,而经济、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则基本上是私人生活领域,国家不能越界进入这些领域,垄断或肆意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

    3)有限国家、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原则。从第二条原则直接推论出:政府的规模、权力和活动范围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以下几类政府均可归入“有限政府”之列:亚当•斯密所谓的“守夜人政府”或诺齐克所谓的“最弱意义国家”,这种政府的职能基本限于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罗尔斯正义理论所许可的“较弱意义国家”,即国家、政府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以使不平等的状况能使弱势群体能够承受并提高他们的绝对福利水平;凯恩斯主义的“较强意义国家”,即国家、政府可以干预经济生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公共工程政策,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社会民主主义的“很强意义国家”或“福利国家”,认为国家、政府应当干预所有制改革、劳资矛盾和分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和阶级矛盾,建立全民福利社会。上述四类国家、政府,都是有限国家、有限政府即宪政国家,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也仍然没有破坏“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原则;它们一方面与无国家、无政府状态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极权国家、全能政府相对立。

    4)分权原则。一般而言,集权政府更加具有扩张冲动和扩张能力,因此,为了坚持有限国家、有限政府原则,有必要在政治权力机构内部实行分权原则,即一方面将国家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于不同的机构,使之彼此监督、彼此制约;另一方面,实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

    5)民主原则。为了有效地限制政治权力,同时又使它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就不能让这种政治权力垄断性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为垄断性地掌握权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天然地具有极权化、暴虐化和腐化的倾向,因此必须使它接受民众的强有力的制约。另一方面,既然政治权力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那么,民众的利益和意志,便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因此,从法理上讲,普通公民如果不能直接行使这种权力的话,至少应该强有力地制约和监督它,使它不至于偏离公共的目的而成为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可见,真正的宪政必须是民主的。

    6)法治原则。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政治权力的目的、范围、大小、界限,必须以“全民公意”、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可并遵守的规范、最高法、根本法即宪法形式加以规定并昭示于天下,深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每个人时时警醒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任何违宪行为,尤其是政治权力、政府、政府官员的违宪行为,都要加以法律制裁。这就叫做法高于权、法大于权,与王霸统治的权高于法、权大于法是根本对立的。宪政即是法治。

    7)人性可疑原则。人性含恶是宪政思想的人性论和本体论基础,怀疑论是宪政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宪政思想家们反复提醒人们注意,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是不可轻信的——也许碰巧他们全是好人,但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坏人或者不会变坏呢?为了政治的安全起见,为防范于未然,不妨假定他们都可能是无赖(这就是休谟著名的“无赖假定”)。由于人性本身中自利的强烈冲动(这是正常的)和为恶的(即损人利己的)可能性,而政治权力具有能够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巨大的能力,因此,只要对政治权力失去制约或者制约不力,拥有和运用这些政治权力的人就能很方便、很容易地以“公共需要”、“人民利益”、“国家安全”等等美名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或者侵犯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正如阿克顿所言: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对阿克顿这一名言,我愿意提出如下补充和修正:阿克顿这句话,一方面显得不够,另一个方面又太过——之所以不够,是因为即使有了制约,但这种制约不可能是无孔不入、寸步不离的(如果制约达到这种程度,政府官员就成了囚犯了),因此,即算有了制约,权力仍有可能腐败或者仍然不能彻底根治腐败;之所以太过,是因为阿克顿持人性全恶而不是人性含恶的假定,他没有看到人性善的方面,没有看到在政府中,如同在社会中,也有善大于恶、善性压倒恶性的好人,甚至有高尚的人,因此,即使缺乏制约或制约不力,也不是每一个掌权者都必然会腐败。

    值得强调的是,对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作出“无赖假定”,并不是要侮辱他们的人格,全盘否定他们的人品和道德。因为这是假定,不是实指;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是从最坏处着眼,从防范于未然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最好处着眼,从最理想的目的出发;是构筑政治安全即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权力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的低调思维,而不是追求政治福祉即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权力可能带来的好处的高调思维。这种假定、怀疑、谨慎态度和低调思维,并不否认政界中实际存在的好人、廉洁奉公的政府官员,甚至高尚的、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否认在达到和保证政治安全的基础上,应该并且可以进一步追求政治福祉。此外,鉴于政治权力具有为祸巨烈的能量,鉴于政府违法犯罪比公民个人违法犯罪的后果严重得多,所以,人性可疑假定和无赖假定,重点是针对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但实际上,这一人性观是针对一切人的:不仅对正在从政的人,而且对准备从政和希望从政的人,不仅对当权者,而且对那些不满现存政权而希望取而代之的造反派和革命家,都是适用的。就是那些根本不想从政、不想追逐政治权力而只想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和个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普通公民,人性可疑原则和无赖假定也从另外的方面适用于他们:虽然他们不可能利用巨大的公共权力损人利己,但他们彼此之间作为个体也经常陷入互相侵犯、互相攻击、相互损害的斗争之中,以至于当他们不能通过和平协商、谈判、妥协而私下解决矛盾时(所谓“私了”),为了避免无休止地争斗下去,他们也不得不通过他们所防范、警惕、厌恶、害怕的公共权力来作出仲裁和判决(所谓“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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