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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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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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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用整个公民社会力量倒逼改革  

2012-03-20 15:45:00|  分类: 目击与亲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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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发布时间:2012-03-20 13:45 作者:笑蜀 字号: 点击:282次

  

没有价值的国家没有尊严得不到尊重


  主持人:下面有请我们资深媒体人笑蜀老师为大家演讲,有请。


  今天我刚才听了吴先生的演讲,这个演讲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话,我认为是对今天这个主题最好的解释,哪句话呢?就是一个国家不仅应该追求利益,更应该追求价值。我认为他是说中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最根本的一个弊端,我们大家熟知的名词叫国家利益,但是在座的有谁听说过国家价值,没有。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强调只是国家利益,从来不讲国家价值,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只要利益不讲价值追求的国家,我们老是讲我们这个国家要有软实力,要崛起,包括要在软实力的角度崛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价值,怎么可能有软实力,怎么可能有软实力的崛起呢?所以我觉得吴老师这一点讲的非常致命,非常要害。这是我为什么要强调公民社会转型重要的原因。


  转型在我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重建我们的国家价值。我们不能只是讲利益,利益就是个铜臭,我们更要讲价值,没有价值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国家,是一个得不到尊重的国家,这就是国家价值对一个国家重要之所在。什么是国家的价值?在我的眼里,国家的价值就是这个国家国民的价值,也就是说是国家的人的价值。国家“人”的全部的权利,全部的尊严的总和,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价值。我们不讲国家价值,那么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不重视自己国民的权利和尊严。我们只讲国家利益,我们过去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讲的就是利益角度的发展、经济角度的发展,什么时候我们讲过权利的发展是硬道理,从来没有这么讲过。这是我们过去那个时代,如果要我对它做一个总结,它最致命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弊端。怎么转型,往哪儿转就是我刚才说的从没有国家价值,向有国家价值,向重建国家价值这个方向转,向重建人的价值,重建人的权利,重建人的尊严这个方向转,


  乌坎把过去没有做实的村民自治做实


  怎么转?人的权利从哪儿来?我想大家知道当下中国最激动人心的、中外最关注的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比它更有价值的是3月3号,我说激动人心的事件是广东乌坎村民自治的选举,这个被我们称作是在社会发展方面,尤其在乡村自治方面,跟当年的小岗村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具有同等意义的伟大事业,被很多学者去这样解读,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评价倒是更精确,比前面的评价精确,后面的评价是汪洋前几天讲的,乌坎选举其实没有任何创新,唯一的亮点在哪儿呢?唯一的亮点只不过是它把过去没有做实的村民自治,没有做实的村民选举把它做实了,它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宪法法律包括村民自治委员会组织法所详细规定的,它唯一的价值只是把这些法条规定的内容把它做实了,仅仅是把法条规定的内容给做实了,就具有了开天辟地的意义。


  大家知道乌坎除了选举之外另外一个核心内容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是乌坎才有的问题,是全国乡村都有的问题,我们不讲国家价值,不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人的权利和尊严没有落到实处,长期被架空没有受到尊重。


  静态的社会治理逻辑不适合流动社会


  另外一个例子刚才吴老师讲乡村的衰败,这个乡村衰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流民或游民的问题,流民和游民问题从来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很多王朝的更替,一个原因都是由于流民和游民的总爆发导致的。我个人认为,若干年以前我个人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考虑,这会是中国社会将来一个巨大的隐患,一个不定时炸弹。我刚才讲的,对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一种长期蔑视造成的,长期轻蔑,说白了就是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就是对流民和游民的歧视,我们知道市场社会根本上说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资金是流动的,信息是流动的,最根本的流动是人的流动。所以市场社会必然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在流动社会的前提下,市场的治理逻辑必然都是自治的逻辑,陌生人的管理更多的是适应流动这种特征,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这是最好的管理。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已经进入了流动社会,我们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治理的逻辑还是原来传统的静态社会的治理逻辑和静态社会的治理管理体制。我们流动人口,每年光农民工就多达一亿三千万的族群,他们的尊严和权利不被静态的社会管理的体制和逻辑所承认的。


  比方说广东每年是三千多万四千万的农民工,农民工我们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安排是:在他们人生中年华最好的岁月让他们到广东去打工,打个五年、十年。比如说年龄大了,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纪,三十来岁、四十来岁,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只是让你到那儿打工不让你留下来。我认为这也是符合农民工的愿望的,他们也是那样想的,可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新塘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新塘的农民工,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失业、待业状态,这个状态并不是因为新塘的经济凋敝。新塘的经济发展并不差,是因为新塘整个产业升级了,引进了很多新兴产业,引进了新兴产业之后整个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都非常的好看,但是原来的传统产业萎缩之后,我们这个制度安排,我们传统产业萎缩之后,这些农民工他们都应该回去,都应该走掉,但是他们没有走掉,没有回去。产业升级了农民被抛弃了,他们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为什么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在辛苦了十多年,他们把自己全部的家庭结构都复制到了新塘。比如说我来打工,就把我的堂弟左邻右舍都带来新塘,就把传统乡村移植到新塘,他要依靠这个社会网络生存。他跟不上产业社会的变化。然后当地的经济结构是这样,政治结构也是这样,福利结构也是这样。经济结构是把他们抛弃了,政治结构也是把他们抛弃了,他们不可能再进入人大代表当中,从政是不可设想的,他们文化、教育都没有办法进入当地社会,第一是离不开走不掉,第二是没有办法进入当地社会,这是一个城市当中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的二元结构把他们排斥掉了,他们不能走,不能移动,连基本的生计都没有办法保障,在经过长时期发酵之后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危险的人群,最后就爆发了新塘事件。因为流动人口的自治权利被剥夺了。


  用整个公民社会力量倒逼改革


  广东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乌坎事件,自治权利没有得到尊重,财产权利没有得到保障,造成了社会冲突,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是流动人口,新塘主要是因为流动人口,主要是因为流动人口权利没有得到尊重,流动人口自治的权利被剥夺了,新塘原来只有七万到八万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十万人,增长人群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但是整个新塘的体制一个正的体制,五、六十万人的那么一个人口,在内地应该是一个地级市,如果是地级市它的人大代表、政协、它的整个配备,教育配备、公共医疗的配备,整个公共资源的配备,都是应该按照地级市格局来配备的,一对一的基本上五六十万都进入这个统计口径,制度里面就有安排。但是不只是新塘这样,在广东80%,珠三角80%、90%的城市都是这样,我刚才讲的整个公共资源的配置根本不考虑几十万的农民工,只针对新塘的常驻人口,也就是本地人口。实际上我要讲的制造出来那么一个巨大的人群,移除在社会整个统计安排之外,就是资源口径不得进入,来自新塘的这些流动人,全国的一亿三千万农民工,成为整个被抛弃的人群,社会不对他们负责任,很难想象他们会对社会负责任。那么巨大的人群不对这个社会负责任,他们不能安顿下来,他们的身体不能安顿下来,他们的生活不能安顿下来,他们的家庭不能安顿下来,对整个社会的威胁我想这是不言而喻了,这就是我讲的不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在中国尤其表现为对人的不尊重。


  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必须跨过乌坎这个坎儿,乌坎这个事情是一个权利的代名词,中国必须跨过这个坎儿,中国必须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为以权利发展为中心。没有权利的发展,我们现在讲重建社会靠什么?靠权利的发展,靠权利的发展来发展社会,来哺育社会,来培育社会,如果不发展权利,那么公民社会根本无从谈起。我讲的整个思路就是一个倒逼的思路,就是权利的发展来倒逼社会的重建,社会的重建来倒逼整个社会的改造,如果没有权利的发展,我后面讲的整个社会的改制、社会的改造都无从谈起,整个社会的改革十年、二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单纯的指望自上而下的权利主动推动变革基本上是空想,自下而上纯粹的一夜之间的巨变、突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不能承受的,除了这两个选项之外,中间的理想选项就是我说的倒逼的选项,用权利的发展来重建整个社会,以整个公会社会的力量来 倒逼整个体制的改造,上下内外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把中国推动到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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