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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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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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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哲学与平民哲学(3)——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博士专访  

2012-02-24 21:43:00|  分类: 《江松劳动哲学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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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哲学与平民哲学(3)——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博士专访 - wjs1565 - wjs1565的博客

纪元:你力图想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对峙格局中突围出来,找到“第三条道路”。问题是,果真存在“第三条道路”吗?,如果可能存在,在我们中国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呢?

王江松: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人做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这就是对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运动。

在理论层面,我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的一种综合和扬弃,也就是抛弃双方那些不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要求的成分,而把双方的合理内核有机地结合起来。

纪元:社会民主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王江松:应该说,在基本价值理念和社会理想层面,社会民主主义大体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等重要思想,不同的是,在工具理性或实现方式层面,社会民主主义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变革逻辑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促进阶级合作的社会变革逻辑,以渐进式改革替代了突变式革命。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加以系统的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是不能否认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也可以把社会民主主义称之为某种“新马克思主义”。

纪元:那么,社会民主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又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王江松:社会民主主义不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中断,而是要把首先由自由主义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权”(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私有财产权)理念下降到、落实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身上。由此出发,它自然而然地承认微观经济领域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以及多元文化。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是,它对传统资本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要求,举其要者有:(1)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2)加大国有经济、市政经济、合作经济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3)产权结构向全民开放,让更多的劳动者成为所有者;(4)推进经济民主、产业民主、企业民主以实现微观经济领域的相对公平;(5)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些要求后来被以凯恩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保留地接受了,可见,两者之间也存在某种“血缘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把社会民主主义称之为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

在实践层面,应该说社会民主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大都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西方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劳资对抗得到很大的缓和,中产阶级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长,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福利国家的建设尤其引人注目。我当然不能说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是所谓“历史的终结”了,事实上,我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实践陷入了“四大危机”(国有化的危机、福利国家的危机、经济滞胀的危机、生态危机)和“四大误区”(重政治民主轻经济自由、重宏观调控轻微观改造、重分配领域的改革轻所有制的的改革、重就业福利和经济增长轻生活质量和生活意义)。不过,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我们固然可以挑出更多的毛病,但也应该看到,西方国家大多数工人和劳动者基本上接受和认可了社会民主主义。如果我们还承认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杞人忧天、夜郎自大、自作多情、自欺欺人地认为,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变相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变相的资产阶级(工人贵族、工贼)欺骗或出卖了。

中国当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过,吸收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经验确实是很有可能而且非常必要的:如果说退回到国家所有制加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客观上已不可能,同时又不能推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只能选择一条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了。

理论界的种种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构想出来后,却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抗和扭曲,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所造成的不正当竞争和人为的垄断对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解构,以致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惊呼“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亲朋好友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重现江湖。应该说,真正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事业构成威胁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而正是上述这些坏东西,它们既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却同时把两者中所包含的某些落后和危险因素结合起来了。

当然,社会民主主义在我国究竟是否行得通,不取决于你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取决于全体公民的愿望、努力和压力,同时也取决于执政党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建设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和谐社会的决心、意志和行动。

纪元:你刚才所说的基本上着重于宏观层面,下面请你就劳动问题谈一些更具体的想法。第一个问题:你认为,目前中国的劳动问题哪些是最关键环节?

王江松:认识和解决中国的劳动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的关系问题。

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惊奇地看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虽然立场完全对立,但思维方式却完全相同,那就是割裂这三个对立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前者认为私有产权、资本和管理是劳动和劳动者的绝对对立面,因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彻底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后者则认为私有产权、资本、管理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劳动者只需要好好干活拿工资就可以了,当然,经过改良以后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后来也承认劳动者也可以拥有少量私有产权和资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不过那是在工人阶级激烈反抗以后的事了。

我的观点是,劳动者绝不能放弃私有产权、资本和管理,或者指望通过暴力革命把它们统统收归己有,理由是:(1)在历史上,劳动者同时也是所有者和管理者,只不过后来由于社会分工,所有者和管理者从劳动者中独立出去了,并且想尽办法(包括使用暴力和狡智)独占了私有产权、资本和管理权力,而劳动者则失去了这一切,然而,当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重新具备的时候,劳动者重新获得私有产权、资本和管理权力,不仅是完全正当的,也是完全可能的;(2)如果劳动者不能主动积极地争取他们失去的这一切,那么在资本主义框架范围内他们就永远只能是处于弱势的雇佣工人,而失去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上升通道;(3)如果劳动者不能在资本主义框架范围内学会经营管理,那么,即使他们通过整体的社会革命剥夺了剥夺者而建立了公有制,他们也不得不把经营管理社会财产的权利拱手让给某一部分特殊的社会成员,而这些人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把公有财产重新私有化,那时,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一切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了”。

20世纪西方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劳动与产权、资本、管理之间的壁垒开始打通了,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通过企业内部的员工持股和购买公众上市公司的股票,劳动者获得了部分私有财产权和企业产权,而且其势头方兴未艾,以至有人惊呼传统资本主义正在转化为“人民资本主义”。虽然这样称呼还为时过早,不过可以预言,在劳动者与私有产权的制度性通道已经开通的条件下,随着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资本普遍化和民众化的速度也会不断增加,从逻辑上推理,最终形成人民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个方面,出现了“人力资本”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说,高级劳动者、复杂劳动者、智力劳动者凭着自己的“劳动贡献”获得部分资本或企业产权,甚至出现了发明家、创新家反过来雇用资本的情形,我把这些现象概括为“劳动资本化”,把这种在西方国家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新形态的资本称之为“劳动性资本”。这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出现的一个历史合题。这种情况也被精明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感觉到了,于是他们纷纷把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教育、科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化领域,以期获得更高、更大、更长久的投资收益。我把这种相反的情形称之为“资本的劳动化”,由此形成的劳动也可以称之为“资本性劳动”。

第三个方面,通过工会、工人委员会、企业管理委员会,劳动者代表进入企业董事会或监事会,参与企业重大经营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德国的劳资共决甚至走得更远,法律规定在2000人以上的企业,其监事会(企业决策机构)由劳资双方数量对等的成员构成。这就是说,即使普通劳动者不拥有企业股票或稀缺人力资本,仅仅以劳动者的身份,也可以参与企业管理。这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民主、产业民主、企业民主方面的重大突破。

对西方国家出现的新变化我们当然应该有清醒的估计,首先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得到根本改变的结论,其次不能把它们的理论和经验照搬到中国来。但是没有问题的是,西方国家趟出来的这条道路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首先,在观念层面,这能够帮助我们破除劳动与产权、资本、管理你死我活或老死不相往来的陈旧思维方式;其次,在实践层面,我们可以吸收一些经过长期应用并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我国已经试点并推行了职工持股、职工董事监事、厂务公开等项制度,问题在于能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使之真正成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基本经济和管理制度。

纪元:第二个问题,实际刚才你已经触及到了,你认为解决中国目前的劳资冲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或制度设计?

王江松:如果劳动与产权、资本、管理的关系问题处理得较好并且在经济制度和管理制度层面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劳资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现在的问题是,当劳资矛盾在企业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的层面上得不到解决时(即使在设立了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情况下,也会因为人数和投票权过小或能力有限而不能阻止资方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就必然会爆发劳资冲突,在这种情形下,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一冲突呢?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是,通过工人成立工会和工会组织工人进行集体行动来解决劳资冲突。一般来说,可能选择的策略和模式有三种:

下策或屈服模式,就是工人组织力量不强,工会代表性和积极性不高,只能在向资方表达有限诉求的同时尽力说服工人放弃抵抗,甚至有的工会领导人被资方收买而破坏工人的集体行动。这样的工会当然不能够得到发展甚至被逐步淘汰。

中策或对抗模式,就是工会组织工人通过不妥协的罢工迫使资方做出让步,这是19世纪工人运动的主要模式,大体上可以称之为“对抗博弈模式”,其结果可能有三种,一是资方屈服,满足工会提出的所有或大部分要求;二是资方宁可关闭工厂也决不向工人和工会屈服,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三是资方动用国家暴力极其残酷地镇压罢工,迫使工人复工。

上策或集体谈判模式,就是工人和工会虽然享有罢工权,但并不经常使用,而是以此为最终威胁手段,通过反复而艰苦的集体谈判,迫使或诱使资方做出让步;这样的集体谈判主要是一个讨价还价和理性辩论的过程,通常会达成双方的妥协和让步,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发生罢工和闭厂。这是20世纪主要的解决劳资冲突的模式,大体上可以称之为“合作博弈模式”,通常会取得劳资双赢的结果。

上述三种策略和模式在水平上有下、中、上之分,在时间上大体上经历了第一种向第二种转化、第二种向第三种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而工人运动也由阶级对抗向阶级合作转变的历史进程。

现在来讨论一下解决当代中国劳资冲突的策略和模式问题。首先要对中国当代工人阶级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水平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最近20多年来市场经济以及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不久前由农民身份转化而来的,有人把这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这个再形成或新生的工人阶级,显然基本上还处在早期的或自在的发展阶段,其自组织、团结合作和集体行动的意识和能力都比较薄弱,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大多数基层工会也处在有名无实或软弱无力的状态,其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屈服的策略。与此相反,许多投资者和企业主一方面占有劳动力买方市场的显著优势,另一方面又没有遇到劳动者的有力抵抗和制约,于是便变得异常嚣张跋扈,干出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事情,这方面的情况路人皆知,并且受到社会主流舆论的强烈谴责。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2010年沿海地区发生了由南及北的大规模的自发罢工浪潮,并且罢工工人普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这一重大社会事件至少表现出两个新动向:一是一批素质和觉悟较高的工人再也不能忍受无良资本家贪得无厌的剥削了,也再也不能接受软弱无力的基层工会的不作为了,他们自己开始了有组织的抗争,这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工人开始由自在的状态转向自为的状态;二是如果那些选择屈服的工会不能及时转变策略和模式的话,很快就会被工人群众所抛弃,而更大规模的自发工人运动必将愈演愈烈。

值得整个社会严肃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转向何种策略和模式:是中策即激烈对抗的对抗博弈模式,还是上策即集体谈判的合作博弈模式?

如果选择激烈对抗的零和或负和博弈模式,即通过不妥协的罢工乃至社会革命推翻那些剥削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话,不仅会损害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工人阶级也会蒙受巨大的损失。于是,唯一值得大力倡导的就是集体谈判的合作博弈模式,而要建立这样一种模式,有赖于当事人和相关各方即工人群众、工会、企业界、执政党和政府、知识界,一句话,有赖于全社会达成基本的共识。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企业界首当其冲地要提高道德自律和守法水平,即使不特别要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仅仅从整个企业主阶层的长远利益和财富安全乃至生命安全出发,也应该积极主动地促成劳资集体谈判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纪元:你的劳动哲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考中国劳动问题的新思路,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也希望你能在劳动哲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果。

王江松:借此机会,我也要感谢《中国工人》杂志为我开辟了“劳动哲学专栏”,使我的研究成果得以让工人兄弟和工会干部有所了解;同时我也衷心地祝愿《中国工人》办得更好、影响更大、路子更宽、前途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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