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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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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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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哲学与平民哲学(2)——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博士专访  

2012-02-24 21:37:00|  分类: 《江松劳动哲学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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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哲学与平民哲学(2)——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博士专访 - wjs1565 - wjs1565的博客

纪元:你觉得“精英意识”和“平民情结”的冲突可以调和吗?

王江松:如果撇开个人特性,纯粹从理论上说,解决“精英意识”与“平民情结”矛盾的路径有三条:

第一条路径:强化精英意识,淡化平民情结,确立一以贯之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然,在现代社会,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是罕见的,并且通常会被人们所唾弃。比较温和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会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给平民留下一席之地:(1)认为自由竞争不能损害处境最坏者的生存权利;(2)认为自由竞争应该使全体社会成员在总体上受益即普遍好于以前的生活状况;(3)认为精英阶层应该以慈善事业的方式反哺社会,缩小两极分化;(4)认为可以甚至应该给平民留下上升到精英阶层的通道。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为中国的私有化、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张目的种种经济政治理论,大体上没有超出这种温和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思路。这一思路受到新左派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下,由于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制约机制,由于缺乏联合起来的劳工力量的制约,由于缺乏社会保障机制,所谓温和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就必然在现实中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从而在现实中产生出一种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一种弱肉强食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种裙带化的、权贵式的、高度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

第二条路径:强化平民情结,弱化精英意识,确立一种一以贯之的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民粹主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然,在20世纪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以后,很少有人再主张极端的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民粹主义了,那些不能接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人们,一般会倾向于接受温和的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民粹主义,其基本的经济政治主张可以概括如下:(1)可以模仿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加入多元、分权、奖优罚劣、扩大分配差距等因素;(2)可以部分地允许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3)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得到存在和发展的地方,建立相应的经济民主、产业民主、企业民主;(4)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然而,主张上述观点的中国的新左派,因为受到经济全球化所携带的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由于受到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顽强狙击,同时又由于不能与其社会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相结合,不久就在理论界和舆论界销声匿迹了,更谈不上变成现实的经济政治实践了。

第三条:如果说前两条根本走不通或者说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和后遗症,那么剩下的可能路径就是积极、自觉、主动地打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与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民粹主义两个极端,架设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让双方相互制约同时又实现可能的相互结合。当然,这很困难,非常困难。如果说前两种思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直线化,那么这第三种思路就显得相当复杂,存在着多种结合的可能性和模式,犹如在红与黑两色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两种颜色的混合,而每一种混合的比例取决于相当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

纪元:看来,你只能选择第三条道路。

王江松:是的,我只能选择第三条路。于是,我运用上述思想范式去总结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劳动哲学派别和劳动哲学思想资源,确立了建设当代中国劳动哲学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论:

第一,择取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否定性维度、批判性视角和底层理论结构。这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对当代中国强资本弱劳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正当反应,是工人阶级保持人性尊严、追求社会最低公平、抵抗超经济剥削的战略选择,是以革命和罢工等激烈行动和最后手段对可能出现的过度剥削和压迫行使否决权——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无数次宣布了弱者的这项历史权利和底线人权。之所以说是“最后手段”、“底线人权”,是指不到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时候,被剥削和被压迫者都不想使用和行使它们;被剥削和被压迫者是否使用和行使它们,取决于剥削者和压迫者是否给人留下一条活路。当然,在当代文明社会,强者们不一定会把弱者们逼上绝路,弱者们也不必行使最后的否决权,这实际上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但弱者们不能不保留这项权利以防不测之祸。不仅如此,弱者们也永远有权利对资本和权力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不公进行不间断的批判和抗议,把垄断性经济和政治力量约束和限制在公众勉强能够承受的限度和范围之内。

第二,择取自由主义劳动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参照性维度、开放性视角和辅助理论结构。自由主义在资本哲学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在劳动哲学方面则少有建树,因为现代劳动运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主要遵循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难以接受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自由主义,尤其是20世纪经过修正的自由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参考系和辅助理论,理由是:(1)在劳动运动的历史中,屡屡出现权力集中和垄断、官僚主义以及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民主权利的损害,对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失为一副有效的解毒剂;(2)劳动运动不能永远停留在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水平上,不能永远指望靠人数的优势和群体的力量消解和弥补个体力量的弱小,也就是说,劳动运动要创造条件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让每一个弱势个体都变得强大起来。这样一个更高的价值目标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存在一致之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可以成为劳动哲学和劳动运动的理论资源。

第三,择取社会民主主义(包括工联主义和互助合作主义)劳动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主导性维度、建设性视角和主体理论结构。做出这样一种战略选择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类是善于学习和纠错的动物,他们完全有能力避免前人犯过的重大错误,他们不必把前人走过的路亦步亦趋地重走一遍。我们中国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是健康的、公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全盘模仿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于这样的社会共识,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就能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监督和制约中国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劳动运动的趋势是用对资本主义的制约、管理、监督、参与来取代、替代对资本主义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摧毁,这样,一方面社会生产和财富增长过程不会中断,社会结构不会崩溃,另一方面劳动运动也会得到一些实质性的成果,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也会得到一些实质性的改革和进步。这是一个边破坏边建设而不是一个大破坏之后大建设的过程。我们不希望中国重蹈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不希望出现剧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而希望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

我以为,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哲学是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民粹主义与早期野蛮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精英主义长期斗争之后所产生的一种重要的历史成果,它在20世纪所取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吸收。

纪元:你一下子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似乎太多了,让我们来从容消化一下吧。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在你的劳动哲学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王江松:当然,作为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劳动哲学的指导意义仍然是有效的。其次,在劳动哲学层面,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哲学或劳资关系理论是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产物,对于指导当时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是适用的,但其劳资零和博弈理论、暴力革命理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来不再适用于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因而被社会民主主义所取代了。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水平大体上相当于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水平,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适用于我国的,但鉴于毕竟我们已经处在21世纪,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处在与世界各主要文明国家密切交往的环境中,因此,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历史条件下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去指导中国的劳动和工会运动,后果无疑是十分严重的。我国执政党之所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其中包括建设“和谐劳动关系”),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可以说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的所有观点,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很可能为了获得并巩固其特殊利益而一意孤行,无休止地损害劳动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我主张劳动者方面要毫不动摇地保留革命和反抗的权利,在理论层面,我们要保留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否定性维度和底层理论结构。在极端的情况下,即在不通过社会革命就不能拯救社会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还会重新成为中国劳动运动的主导性维度和主体理论结构。

纪元:在你的劳动哲学中,似乎同时还给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劳动观念保留了相当可观的位置。你不担心别人说你背离了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替资本家和资产阶级说话吗?

王江松:这是个让我汗流浃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第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起过非常进步乃至非常革命的作用,这个不用我来表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有过绝不吝啬的肯定,认为资本主义在其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创造的财富超过了此前全部人类历史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我国当下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该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于否定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等级主义、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还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种种问题就把它们的历史价值也否定掉,就像20世纪初我们的一些前辈和先驱,起初热烈地拥抱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后来看到西方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又重新退回到传统的怀抱而成为国粹派。

第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当今中国已经不再停留在观念领域,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在经济、政治、大众文化、休闲娱乐、日常消费等诸多领域成为普遍的存在,甚至在学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时时发出它们的声音。劳动哲学也好,劳动文化也好,普通劳动者和工人群众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也好,都不能对这个现实视而不见,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去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如果可能的话,吸收它们、消化它们、扬弃它们、超越它们,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一种高于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第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就其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和自由竞争而忽视社会公平正义而言,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合理的个人利益和有序的自由竞争在历史上的确也是由它们首先提出来的,而这是劳动者和工人阶级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我的一个想法是,劳动大众和工人阶级的要求最初以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激烈对立的姿态即以比较极端的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态表现出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但不能因此就把这种姿态和形态固化和永恒化,不能因此就拒斥那些首先由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来的诸如“人权”、“个性解放”、“自由竞争”、“私有财产”等等具有普适性、人类性的价值理念;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不应该是去消灭这些价值理念,而毋宁应该是去把它们贯彻落实到社会的下层和底层。“人权”、“个性”、“自由”不应该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应该成为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普遍分享的基本社会财富和公民权利。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把“人权”、“个性”、“自由”也当作资产阶级的破烂一起扔掉,强烈要求彻底否定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分权政治、多元文化而建立大一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和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也正因为19世纪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反抗,迫使资产阶级做出了让步,到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一步一步地实现工人阶级的生命、财产、自由、民主、社会保障、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也在逐步得到改变而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具有了社会主义的特征。

纪元:听上去好像是阶级调和论,这使我想起当年毛主席对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批评:他们总是割舍不了自己从前所珍爱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愿意勇敢地全心全意地投身革命,实现与工农大众的彻底结合!

王江松:彼一时,此一时,拿革命战争年代的话语来说和平建设年代的事,毕竟是不合时宜的。

说到阶级立场,我还真有话说。以个体分析和阶层分析取代阶级分析从而取消阶级立场,固然是不对的,但是以阶级立场作为看事物想问题评是非作判断的唯一立场,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在阶级立场之上还有一个人类立场,不管属于哪个阶级,大家总归还是人,有一些人类的共同特征。把资产阶级妖魔化并且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乃至从肉体上消灭,这个世界是否从此就光明美好了呢?无产阶级一统天下以后,这个世界是否从此就不会发生问题了呢?经过20世纪遍及全球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在大多数国家的失败后,大概没有几个人敢于拍着胸脯做出保证了。

我的劳动哲学当然是有阶级立场的,至少我主观上是想为劳动者和工人阶级声张权力和利益的。不过我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也力求避免对“阶级立场”、“阶级利益”、“阶级属性”作一种偏狭的理解:

第一,我认为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不等于就是要建立劳动者或工人阶级的“专政”或“独裁”,或者说以“劳动”的名义彻底剥夺资本的权利和利益。劳动并不创造所有的经济价值,参与经济价值创造的还有自然界、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劳动者的正确态度和立场不在于断然否定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而在于努力证明劳动要素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尽力消除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分配不公和其他要素对劳动要素的剥削。

第二,为劳动者和工人阶级说话不等于“拉偏架”、“护短”、起高腔、唱赞歌,听不进一句批评的话,绝不采纳看上去不利的证据——这些做法也许对于维护劳动者某些眼前的利益有意义,但却不利于维护劳动者更为根本、长远的利益。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20世纪20年代前后,“劳工神圣!”“劳工万岁!”“劳农专政!”的口号响彻整个知识界,而且还真的唤起了一场伟大的工农民主革命,并且终于建立了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奋斗以后,工农大众仍然无可置疑地处在社会的底层——一项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的严格的社会学调查研究表明,城乡失业半失业贫困人群、农民、产业工人,在当今十大社会阶层中处于倒数第一、二、三的位置,相信这项调查研究也符合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直觉判断。

这是值得所有的人警醒和深思的。种种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只想着重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劳动者,有没有主观方面的缺陷啊?是不是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历史上许多次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的失败表明,一个仅仅是受苦受难、走投无路但自身还不具有先进的生产力、知识、技术、自我组织和社会管理能力以及精神文化需求等等“主体素质”的被剥削被统治阶级,是不可能通过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而建立一个他们真正能够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在革命“胜利”后不久,他们会痛苦地发现,他们流血奋斗获得的成果被一个新生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篡夺”了。

直面如此“惨淡的现实”,正视如许“淋漓的鲜血”,我的劳动哲学主张重新思考劳动和劳动者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真实的地位和作用。我会不遗余力地强调劳动和劳动者的伟大历史功勋,但我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迄今为止,大多数劳动者仍然只是残缺不全的历史主体(“消极主体”),他们只是维护社会存在、阻止历史倒退的底线力量和“最终否决者”,还没有成为健全强壮的历史主体(“积极主体”),没有成为引导和决定历史发展方向、把社会结构推向更高阶段的“制度创新者”。

正像只有那些既为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而骄傲同时也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缺陷的国家和民族,才是真正有前途的国家和民族一样,只有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与无力、优势与弱势、长处与短处的阶级,才是真正能够创造美好未来的阶级。因此我的劳动哲学在呼吁整个社会尊重劳动价值、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同时,也呼吁劳动者能够形成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提高、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文化传统。

我的劳动哲学会极力主张,在客观条件恶劣、主观条件贫弱的历史阶段,劳动者必须通过团结互助和集体行动,把数量的优势变成质量和力量的优势,以此抗衡强势权力和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不怕以革命的方式维护生命权等最基本的人权,但同时我也认为,这不是最好和最终的解决方式;我认为最好和最终的解决方式是,每一个劳动者都竭尽全力地提高自己的“个体力量”,提高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素质,提高自己的个性发展水平,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彼此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会结合水平,那时候, “阶级”力量也必将得到几何级数的增长,才能真正成为积极的历史主体、社会的领导阶级和整个历史的首要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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