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网易考拉推荐

精英哲学与平民哲学(1)——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博士专访  

2012-02-24 21:28:00|  分类: 《江松劳动哲学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精英哲学与平民哲学(1)——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博士专访 - wjs1565 - wjs1565的博客

  

《中国工人》主编纪元20107月中国工人杂志开办“江松劳动哲学专栏”以来,到现在已经15个月了。从社会反响看,尽管文章注重受众的学科水平,采用了较为平实的语言,尽量少地使用专业词汇,但由于内容的理论性、系统性,还是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其影响力,这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的。但在我们预料之外的是,一些文章却得到了读者的强烈回应,例如你的“劳动大众与社会精英的关系”一文,在短时间内,网站点击率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记录。

其实,开办个人专栏是我们的一个尝试,但做此项工作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课,查阅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目录。结果是,无论在“哲学”一级学科下面,还是在劳动科学学科群中,都没有发现“劳动哲学”这门学科。那么这个学科是你首创的吗?

王江松:很尖锐的问题。的确,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人宣称自己创立了某某学科,后来终于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销声匿迹了。其实我本人就遭到过某些权威机构和人士对“劳动哲学”的毫不客气的质疑。

我在2007年提出“劳动哲学”这个概念并做出初步论证,发表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当年第6期,通过网络检索,在这以前没有发现更早的关于劳动哲学的记录。首都经贸大学 杨河清教授曾告诉我多年前有一个老学者提出过“劳动哲学”这个概念,可惜现在很难找到这位前辈的具体构想了。

不能掩人之美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永佶教授于2009年发表了我国第一本以《劳动哲学》为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而我的50万字的同名著作虽然完成于2010年初,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出版。我求购刘先生的著作已经很久了,但还未能如愿。不过,刘先生的其他著作我是读过的,他是沿着政治经济学的进路走向哲学的,根据网上有关该书的介绍,很显然,他是要把他此前提出的“劳动社会主义”进一步提升为“劳动哲学”;他的“劳动哲学”不是我所说的处于哲学与劳动科学之间的一个中介、交叉学科,而是一种“劳动主义历史观”或“劳动史观”,一种以劳动为轴心阐释整个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一种社会历史本体论。对于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哲学”,对于这样一种一元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的历史观,我是不敢苟同的。

必须指出的是,“劳动哲学”虽然在我国是一个新鲜事物、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西方国家则早就有了。我在写作《劳动哲学》一书时,就阅读了数种以“劳动哲学”为书名的英文著作,这些著作对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当代中国的劳动哲学,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纪元:你认为这个学科有发展前途吗?它能够被学术界接受和公认为一门独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吗?

王江松:任何一门新的学科或一种新的理论刚刚提出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也理所应当受到质疑,关键在于这一新生事物是否具有内在的、强劲的生命力。我对劳动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第一,劳资矛盾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另一个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对于这一影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矛盾,仅仅停留在具体社会科学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哲学的层面和高度加以研究。对劳资矛盾的调解和解决,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拆东补西、按住葫芦又起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平上,而应该有一种长远的、战略性的指导思想以及常规性的、法制化的治理机制。记得恩格斯说过,社会的需要能比几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科学的发展,而劳动哲学正是因为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具有长足发展的动力和前景。

第二,不从社会需要而仅从科学、知识本身的生产、增长和发展来说,劳动哲学也是或迟或早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前劳资矛盾的激化不过是一种催化剂或催产素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已经证明,在最一般的哲学或世界观与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些贯通两者的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一般世界观向具体的、特殊的科学的下降,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说是由具体的、特殊的科学向一般世界观的上升,于是便出现了众多的“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如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等,它们分别建立于与其对应的具体科学的基础之上,但又没有停留在各门具体科学的层面上,而是对各门具体科学涉及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从而使具体科学和最普遍的哲学对接起来。劳动哲学,作为对劳动者、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工会等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思考,正就是最普遍的哲学与劳动和工会领域的诸多社会科学(如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关系学、劳动管理学、劳动保障学、劳动保护学、劳动法学、劳动生理学、劳动心理学、劳动伦理学、劳动美学、劳动教育学、劳动组织学、工会学、职工民主管理学等等)之间的中间环节——

就劳动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它必须直接依托于上述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上述各门社会科学又的确不能取代劳动哲学,相反,如果绕开劳动哲学这个中间环节,哲学就很难具体化入这些社会科学之中。事实上,这些社会科学之所以在近30年间相对其他社会科学而言发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它们缺乏劳动哲学基础,因而也很难得到最高哲学层面的支持。

就劳动哲学与哲学的关系而言,劳动哲学固然必须以某种最一般的世界观为基础,但后者也不能绕开劳动哲学而直接去指导上述各门社会科学。这些年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发展之所以未能对劳动领域、职工生活和工会工作产生应有的影响,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之所以远离哲学这一“形而上的”的抽象王国,也正在于缺乏劳动哲学这一中间环节。如此说来,劳动哲学的发展简直可以说是不可阻挡的。

纪元:既然劳动哲学客观上适应社会需要,主观上又是哲学和劳动科学发展的必经环节,为什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发现这一学术上的空白或“处女地”?而你又是由于一种什么样的机缘闯进了这个领域呢?

王江松:很有意思。的确,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出现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谈一些纯属个人的原因。我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训练,多年来致力于我自己的悲剧人生观和悲剧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其中核心的观念是“个性”和“悲剧性”。虽然长期身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但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哲学研究方向与劳动和工会问题连接起来,直到2002年,当我试图表述自己对中国工会问题的一些看法时,才意识到极有必要从学术的和方法论的角度,把哲学与具体的劳动和工会学科结合起来。长期以来,中国的哲学界是绝不关心具体的劳动和工会问题的,而中国的劳动学界和工会学界也是绝不关心哲学问题的,双方可以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我在2002年发表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新论》一书中初步表达了要把哲学引入劳动和工会研究的想法,在2004年度全国工会学年会上又向与会代表表达了这一想法,应该说客观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主观上我本人也还停留在较为抽象模糊的状态,对于如何具体地把哲学引入劳动与工会问题研究没有清楚明确的认识。这段时间我主要从事郭象哲学、尼采哲学的研究,而下一步我计划要做的是中国个性思想史和悲剧历史观的研究。眼看着把哲学与劳动和工会问题研究相结合的想法就要永远付之东流了,如果不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偶然的事情的话。

20075月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博士论文答辩时,在某个办公室顺手翻看2006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一则消息映入眼帘并在脑海中引发雷鸣一样的反应: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全国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我的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一个念头在雷鸣中闪现:资本都有哲学了,而在一个劳动人民至少在法律和意识形态层面已经当家作主的国家,岂不更应该有“劳动哲学”吗?多年来潜抑在心底的“平民情结”终于爆发了,多少年来紧紧地纠缠着我的那些问题此时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姿态横眉立目在我目前:为什么人数最多的劳动者永远是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劳动者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你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个体、个人、个性问题,这种研究究竟与普通劳动大众有什么关系?你是一个农民的后代,曾经发誓要回报生养自己的父老乡亲,现在你却已经与他们越来越远了,你究竟可以拿什么奉献给他们?

“劳动哲学”这个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同年7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召开2007年度全国总工会重点课题论证会,我提出应该增加一项基础理论研究,当有人进一步追问拿什么做基础理论时,我脱口而出说可以是劳动哲学,并在会上作了一个初步的论证。于是“劳动哲学”就成了2007年度全国总工会重点课题之一。

纪元:看来你身上的“平民情结”才是你做劳动哲学研究的终极动力。然而问题来了:你多年来的哲学思想是注重个体、个人、个性的。据我所知,这种思想通常是社会上较强势或至少是中等阶层以上的人们容易产生、愿意接受、乐于倡导的,至于普通劳动者,则最容易与集体主义思想产生强烈共鸣。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对立和巨大的张力,你怎么能在它们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呢?或者说你准备放弃你早期带有某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哲学思想,而重新转向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吗?

王江松:我出身于中国社会的底层(农村)的底层(一个在村里也受人欺辱的农民家庭)。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由于做人过于老实、无力与人争长论短而被村里人嘲笑为“大宝”。我本人在血统上随母系,虽然我母亲是在13岁时以童养媳的身份嫁入王家的,但实际上她所属的那个家族曾经有过显赫的历史,只不过到我外祖父这一系急剧地衰落了。于是我秉有的较为强悍的母系血统与我所处的十分恶劣的父系生活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我对农村的艰苦劳动和悲惨生活有过长期的直接体验,那真的是一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相当残酷的过程。我基本上是凭着个人自己的顽强努力从农村底层社会“杀开一条血路”而闯入城市并跻身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可想而知,当我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时,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东西会对我产生多么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早在1986年,当中国哲学界还在热烈地讨论人性、主体性问题时,我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对人性、主体性的研究必须进一步深入到个性、个体性的层面;个体、个人、个性问题是重大的哲学问题,是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1988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理论》)和1990年我的第一部书稿(《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上述想法。

当然,我不是简单地从个人经历得出这些想法的,我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加以论证。在我看来,整个人类历史要经历两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作为类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第二个阶段是人作为个体、个人从各种人类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如果有第三个阶段的话,那将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类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的阶段。中、西社会历史的重要区别在于,西方社会在走出第一步后较早地进入了第二步,而中国社会则迟迟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没有顺利进入第二阶段。所谓中国的现代化,所谓启蒙,其核心和关键就是个人从共同体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哲学问题。

纪元:这样一种思维进程与我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现状和心理状况的确存在很大的落差。个性自由对于那些挣扎求存、劳动谋生的普通人来说,看起来像是一个要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变得现实的问题。如果他们要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的话,团结意识和集体主义倒不失为一种更为现成、更为熟悉、更为有效的思想装备和精神食粮。

王江松:是这样的。具体到我自己来说,我算是已经从社会底层脱颖而出,进入到社会的中层,但我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还留在那里,我和他们还存在着千丝万缕、血浓于水的联系;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普通工人、农民,实际上我也不能割断与他们的关系,因为……我欠他们的!当然,表面上我有自己的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拿到辛苦的报酬,似乎并不欠他们的,但实际上,在城乡与上下二元分割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下,在一种倾斜性利益分配机制下,我们这些处于社会中层的人也或多或少分享了由社会底层的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管别人怎么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不管别人会有多少理由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反正我自己心里总是不踏实,总是觉得欠人什么,总是觉得应该回报给劳动人民一点什么,总是觉得对他们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甚至不是有钱人从事慈善事业时所感到的那种高尚无私的爱心,而只是一种良知、一种必需偿还所有债务才能安心离开这个世界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这就是长期以来与我的“精英意识”处于剧烈交战状态的“平民情结”。

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我在2002年提出要把哲学引入劳动与工会问题研究后,很长时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原因就在于我心中的“精英意识”与“平民情结”的冲突,是由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无法把自己多年来形成起来的强调个人和个性的哲学思想贯彻到劳动和工会领域中去。

而当我终于形成了“劳动哲学”概念并决心将它创建成为一门较为完整的学科时,我就必须直面并解决自己思想感情世界中的这一基本矛盾了。我要补充一句,这一矛盾也是终身缠绕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基本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贯穿在他们一生的学术、艺术等文化创造事业之中。对于劳动哲学的建立来说,这一矛盾就具体化为应该如何确立劳动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评论这张
 
阅读(159)|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