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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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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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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资本—社会主义:人类可能达到的理想社会  

2011-10-30 15:05:00|  分类: 西方社会结构的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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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于工业经济时代,随着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要改变它们的形态。总的趋势是两者的合流。能不能达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完全重合(资本主义等于社会主义)的境界呢?从理论上讲,是完全可能的。但如前所述,两者一旦完全重合,就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矛盾得到基本解决,从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归于消亡,而进入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那么,这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可以叫做什么“主义”呢?

    一、消灭资本主义(个人)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二元对立的历史条件

    1物质条件

    这就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所有人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从而利润的动机、私有财产的欲望大大地减弱以至成为不必要的、多余的,以“交换价值”为尺度的生产再度让位于以“使用价值”为尺度的生产。私有财产仍然会继续存在,但它仅仅是维持个人自主生存空间的物质条件,而不是用来获取更多财富的手段和工具;公共生产和公共分配的范围会大大地扩展。在这个意义上,以追求个人物质财富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过时了。

    从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无可限量的发展来看,人类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一个高度富裕的状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全世界总人口还有可能再翻一番,但绝不可能呈几何级数无限地翻番,而物质财富的增长却能够达到这一点:当然,直接的、非再生性的能源会基本耗尽,但科学技术对再生性能源(阳光、风、水、海洋能、地热、原子能、生物能等等)的开发和利用以及人工材料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知识的增长是没有边界的,知识对自然资源和能源进行加工、改造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没有边界的,知识对现成的资源和能源的“替代”和“放大”功能是无限的。

    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原则与它所创造出来的这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裕的物质财富确实是矛盾的,也就是说,面对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资本主义变得茫然失措,不知道如何用这些财富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服务,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质量。比如说,一方面,资本家为了竞争胜利,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以极大的热情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样,“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1],即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它又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和利润(否则就会吃生产过剩的苦头),把劳动者的能力的发展严格限制在可以增加剩余产品、增加利润的限度内,甚至只要科学技术、机器能够代替工人劳动,它宁可把劳动者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因此对于劳动者来说,尽管他们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时间,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却不知道用这些自由时间来干什么,也不知道除了满足物质需要以外,还有什么更高的生活目标和追求,只好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消费机器和生活方式的播弄,他们由过去牛马一样的劳作变成现在无所事事的苦闷,由肉体的痛苦变为精神的痛苦,而不能作为人、作为历史主体得到自由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已经达到充裕的物质财富的时代,依然把它的生产目标建立的物质财富匮乏和短缺的前提下,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并追求更高生活意义的条件下,依然把投资、劳动和工作的目的诉诸于人的物质需要动机。如果说,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大大地推动了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发展,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成为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得到更为丰富、高级的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这一狭隘的、贫困的、缺乏想象力的外壳已经无法包含人类财富的丰富内容。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了,但人性危机、精神危机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声称要保证更多的个人权利和个性自由,但是第一,社会主义也和资本主义一样建立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建立在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物质需要的满足这一基本的诉求和出发点上;第二,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对立面,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平等为第一原则,相对而言更加限制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面对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丰裕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也最多只能提出“公共所有制、按需分配”的替代模式,而不能提出一种在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的关于经济、社会和人本身自由发展的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人类在经济必然性的统治下,在物质匮乏和物资短缺的前提下出现的解决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基本矛盾的模式,一旦人本身自由发展的必然性取代了经济必然性、自由王国取代了必然王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都会成为过时的东西。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成为劳动资本主义、公众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只要它依然是资本主义,就始终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弱点;不管社会主义如何发展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只要它依然是社会主义,它也始终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弱点。从发达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面对物质的丰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茫然失措。如果说,在物质相对匮乏、贫富两极分化的历史前提下,社会主义具有充分的理由、激情和理想的话,那么,面对物质的丰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主义似乎正在日渐失去其理由,失去激情,失去理想。在福利国家,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达到了目的,似乎已经失去了动力,似乎已经走向衰亡,似乎已经丧失了与资本主义争夺选民和拥护者的“王牌”和“资本”。比如,社会主义继续以缩短工作时间来达到充分就业,就是资本主义也完全可以接受的政策,两者都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选民和福利国家的享受者,在没有新的生活目标和理想召唤的情况下,正在越来越变得消极、无所事事、麻木和懒惰,变成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奴隶(弗兰西斯•福山悲哀地承认,“历史的终结时代”的“最后的人”已经失去了理想和为理想而奋斗的毅力、勇气、牺牲和奉献精神,失去了对抽象的价值的精神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满足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和狭隘的自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动地改弦易辙,以新的目标和理想召唤人们生活、工作和创造的热情,要么就是终于厌倦了福利国家的选民抛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而探索新的社会制度,追求新的生活目标和理想。

当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解决物质匮乏而达到物质富裕状态,还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考虑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只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挣扎在贫困线下,考虑到工业经济时代已经带来了许多恶性的、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后果(消除这些后果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考虑到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人口还将剧增一倍以上,也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科学技术还没有找到彻底消除物质匮乏的办法以前,人类就会因为自相残杀而陷入大规模毁灭,而幸存的人类又将在一片荒芜不毛之地上重新开始曾经走过的文明的进程。无论如何,只要物质匮乏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

2人性条件

    单有物质财富的丰裕并不能自动地消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相比物质条件而言,人性条件可能更难具备。许多思想家们都已指出,物质财富的丰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动地带来人性的完善;基本需求、物质需要的满足并不能自动地带来精神需要、高级需要的发展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需要,许多人继续停留在物质需要占主导地位的人格状态,表现为物质消费平面上的无限多样化、量的扩大和“用过即扔”的快速替换,表现为质量上精益求精的、挖空心思的、精巧的、吹毛求疵的讲究,表现为畸形的、病态的、有害于健康的刺激和满足(如吸毒)。在非物质性的精神需要方面,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精神需要都是健康、正常、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而是呈现出一幅鱼龙混杂、光怪陆离的画面。马斯洛把人的精神需要都看成是“好的”、“善的”(归纳为自尊、互爱和自我实现),但实际上,权力欲、控制欲、攻击性、破坏性,也是一种精神需要,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恶的倾向,这些恶的倾向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会猖狂肆虐,在物质富裕的条件下依然存在。有一些高科技犯罪,并不是要获取物质财富,而是要证明自己的某种控制能力、破坏能力并从中得到一种邪恶的快感。有一些追求垄断经济地位的企业家和追求专制政治权力的政客,可能是并不追求物质享受的人,而是要证明自己巨大的、玩弄世界于鼓掌之上的能力,为此,他们不惜用一切卑劣手段去打击竞争对手。我们甚至不能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类可能从一个争夺物质财富、物质资源的经济社会转向一个争夺权力、知识资源的政治社会,那时,虽然争夺的目标变了,但争夺的实质和方式依然不变——过去,人们主要通过争夺物质财富和物质资源来确立自己的特殊地位,而将来,人们主要通过争夺权力和知识资源来确立自己的特殊地位,就像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在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可能会形成一个知识资产阶级、知识中产阶级和知识无产阶级构成的、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又将以新的形式出现。只要人性中恶的倾向依然与善的倾向分庭抗礼,对知识资源和物质资源的争夺就不会停止,从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都会有其存在的理由。

    因此,人类必须在完成生产力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知识革命的同时,也完成人本身、人性的革命;只有在这两种革命同时完成时,社会制度的彻底转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彻底扬弃才是可能的。

    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对人性悲观绝望。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正是因为人性中逐渐形成另一种巨大的、健康的、善的力量,这就是人的创造性、自主性和社会性(相当于马斯洛所说的自尊的需要、爱与社会合作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我把它们统称为人的主体性,这种倾向和力量最初是作为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人的自然本性)的手段而发展起来的,但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便成了一种本能和需要,并且要求成为目的本身而得到一种自为的满足。我们已经在历史上看到那种把主体性需要满足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价值的人出现了,而当人类物质需要越来越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还将看到更多这样的人出现。这样一来,从物质、经济的必然性中生长着一种人本身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性,HT

〗这就是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劳动和创造活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一需要状态由于同时获得了一种实证的经济基础(即人的智力劳动、知识劳动成为最大的生产力、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出来),而得到充分满足的物质条件。面对着人本身的能力和需求的这种双重高度发展,资本主义显然成为一种不适当的外壳。既然,劳动创造活动即人的主体性需要满足要求成为目的本身,既然人本身的生产能力已经成为最大的财富,那么,传统的财富概念(狭隘地理解为物质财富)便过时了,或者说,财富的资本主义外壳和制度就太狭窄了。“事实上,如果抛掉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挥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2];“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时,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摆脱了贫困的、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之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条件,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3]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也成为一种人本身发展的不适当的外壳。因为对于人性得到高度发展的人来说,不仅其个性、自主性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其社会性、合群性、认同性也得到充分发展,从而自私与无私、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也得到真正解决,个人由偶然的个人转化为有个性的个人,由片面的个人转化为完整的个人,由狭隘地域性的个人转化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由抽象虚幻的个人转化为具体的、真实的、真正的个人,对于这样一种真正的个性和个人来说,无论是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是不适用的了[4]。不言而喻,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正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都是不适用的了。

    除了人性善的方面本身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因为善的生活使人们更加身心健康,使人更为自由和幸福,从而内在地吸引人们去追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促使人性得到改造和完善,那就是,人性恶的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灾难。人对人的统治、奴役、剥削、压迫、控制,虽然可能使少数人达到他们所理解和追求的、极大的、无限制的自由和幸福,但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太大的破坏,让人类为之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和牺牲,因此,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类,即使单纯从利益和成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也会逐渐抑制他人和自己身上人性恶的方面,会形成谴责人性恶的、公认的道德准则并付诸实施。我想,如果说我们对人性天然向善不能抱太大希望的话,至少可以指望人类的理性会对人性恶加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抑制,因为如果不加抑制,人类就会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考虑到人的社会性、道德品质的发展从而整个人性结构的优化和完善相对滞后于人的智力、创造性的发展,人性的整体水平相对滞后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可以预言,在物质匮乏问题(人类与自然的矛盾问题)根本解决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还会存在,那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二、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如果上述两大基本前提能够具备的话,那么,一个后资本—社会主义的社会就会到来。这是以我们目前的智力和想象力所能够预言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许多人类的导师和未来学家都有令人神往的描述,但都语焉不详,也无法详加描述。我在这里也只不过提出一个简单的猜想而已。

    1、物质状态

    资本—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虽然已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状态,但用于生产满足人们所需要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劳动”却只占人类总劳动、人类全部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或者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占人类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相反,人类活动

的绝大部分用于发展自身的个性和才能,人类生存时间的一大部分是自由时间,或者说,“直接生产劳动”扬弃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扬弃于“自由时间”之中,因为那时候直接生产劳动也是以自由的方式进行的。对此,马克思说得极为明白:“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5]

    这样一来,一个重大的结构转换出现了,从前一直作为人类历史的基础、核心、动力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劳动”(“物质资料生产”)、“物质需求”、“经济必然性”被扬弃了,由于它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们就只以另外一种形式、以另外一种比重和地位存在于新的人类历史之中。并不是说,在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生产力”了,就不需要“物质生产劳动”了,就没有“物质需求”了,就没有“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了,而是说,所有这些都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存在于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中。在这里,“物质资料生产”仍然必不可少,但它已变成“人本身的生产”、“真正人的生产”的一部分;“生产力”仍然是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但它已变成广义的生产力即“人的全部本质力量”的一部分;“劳动”虽然仍会生产物质财富,但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谋生劳动,而是整个人的“自由创造活动”的一部分;“物质需求”的满足是人的自我创造需求满足的自然前提,并基本上被高度人性化;“经济必然性”被扬弃了,“经济”因素被扬弃地包含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之中。

    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工业经济是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提供的非再生性能源的掠夺性经营,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立的基础上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将使科学技术成为内在地沟通人与自然界、重建人与自然统一的手段和途径,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一部分,而人将在更高的程度上复归于自然,自然崇拜和人类中心主义被一种深刻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辩证哲学所取代。

    2人性状态

    人的主体性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取代物质需要成为主导的需要,与此同时,惰性、奴性、破坏性、攻击性等人类劣根性受到基本抑制(尽管无法彻底根除)。一种新的人性景观出现了:虽然物质财富已非常丰裕,但是人们的物质需求反而相对减弱了,在人类全部需求和欲望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人类重新追求一种健康的、有节制的、诗意的、返朴归真的物质生活,那时高度文明的人类返观现在的人类为争夺物质财富展开的各种斗争,返观现在的人类排他的占有欲、贪婪、掠夺、损人利己、嫉妒、相互攀比、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等种种丑态,一定

会觉得他们的前辈是多么可怜、多么幼稚,一定会为他们的前辈感到深深的羞愧和悲哀。

人与人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虽然每个人都以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生活的主要目标,但

他们同时自觉地珍重其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并且由于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同一性,认识到相互合作给每个人带来的好处,从而把社会的共同目标作为自己的个人目标。虽然人们可能会为争夺发展资料而产生矛盾,但因为所谓“发展”,主要是指人类精神、个性、才能方面的发展,因而所谓“发展资料”,或人本身自由发展的“生产资料”,主要不是物质条件,而是进行人本身生产所需的精神资源及整个人类所拥有的知识财富,而这种知识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物质财富是效用递减的(对同一物质财富,分享的人越多,每个人所得的效用就越少),而知识财富却是效用递增的(对同一知识财富,分享的人越多,它本身的内在价值就越能够充分实现出来,它的个别效用不会因人多而递减,它的总效用会越来越大),这就使得人们主要的发展资料成为公共的、通用的而且是非常充裕的,人们只需要解决另一部分发展资料即物质资料(例如实验室、科学研究工具、艺术和体育等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的相对匮乏和公平分配问题,而这些问题,随着物质资料生产力的更高度的发展,以及人本身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应该是不难解决的。

    3所有制和生产关系

    在上述物质基础和人性状态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构成的呢?“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即“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当然仍然存在,就像“物质资料生产”仍然存在一样。但是,第一,它的外延扩大了,它已不再仅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整个人本身的生产中发生的关系,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只是扩大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的一部分;第二,它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生产关系都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而表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则是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人皆兄弟,人人相互交流、相互奉献是比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和生活资料的共同享受更根本的东西,而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按需分配只是作为前提、条件和手段为人本身的发展(包括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服务。正像马克思说,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不能仅仅理解为拥有和享受,而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

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

    那么,在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和人类本身的内在财富——人的才能和个性,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和归属关系呢?人类如何支配和使用这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呢?

    我认为基本上可以采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社会所有制”(即建立在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所有制)或者“社会个人所有制”(即建立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社会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社会所有制”已有很大发展,但其范围主要局限在企业、社团这一层次,在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其范围可以推广到整个社会和全人类,而且其含义已有重大的变化。在资本社会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阶段,“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所有制”是指个人拥有一定股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分享一定的利润,而企业则拥有不能完全还原为个人所有权的“法人财产权”并获得一定的利润;而在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所有制”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领域,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生产过程由所有社会成员按照一种民主程序支配和控制,生产的成果也在全社会范围内按一种民主的程序进行“按需分配”,而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的物质财富归个人所有——之所以要归个人所有,是因为必须保障独立的、不受侵犯的个人生存空间,也是要让每个个人对按需分配而来的物质财富尽保管和维护的责任,这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与消费、使用资料的个人所有的结合。

    在“人本身的生产”即人的自由发展这一领域,则适宜于实行一种社会个人所有制,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7]这一设想来源于马克思对“社会个人”的理解:马克思把“社会个人的发展”,定义为“是对人类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8]。这样一种社会个人,一方面掌握了人类的“一般生产力”及高度发达的智力和科学技术成果,另一方面又是充分社会化的、合作互爱的、团结互助的个人,总之,远远不是过去那种片面的、狭隘的、智力和知识水平低下的、只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的、地域性的、党派性的个人,而是“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9],是扬弃了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真正的人”、“真实的个人”。如同集体成为真实的集体,社会成为个人的自由联合体,个人也成为社会存在物,对于这种个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都是不适用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之所以不适用,是因为这些“社会个人”不再需要对生产资料的排他性占有并获取利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之所以不适用,是因为这些社会个人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自由发展的,他们的个性、才能作为最大的财富是不可能由社会共同所有、共同支配的,而只能由他们个人所有和个人支配。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所有制呢?马克思准确地称之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10],它表现为,“人本身的生产”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土地、生产资料(包括信息、知识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通用的,而个人本身拥有完全的人格、精神上的自主权及对个人本身全部身心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这种解释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描述完全一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1]取代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2]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实行的“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社会所有制”和在“人本身的生产”领域实行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完全不能用传统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来理解。固然,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社会所有制,也是一种公有制,但它只局限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而且并不否认消费资料、使用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更不否认人本身的“天赋和才能”的个人所有制,而公有制本身也尤其不能理解为由一个代表机构来占有、支配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固然,“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也是一种私有制(个人所有制),但它却以对“人本身的生产”所需要的客观物质条件的社会所有为前提和基础。这可以理解为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种全新的历史基础和人性基础上的结合

    4交换形式和管理形式

    在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资源的合理配置、广泛而自由的交换和在全社会范围内的统一管理,但却完全不能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来加以概括。固然,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应当实行计划调控,但这种计划调控完全不能理解为一种垂直型的、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企业的自上而下的指令和控制,而应理解为一个平面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当然有其信息的集中、处理和指挥中心,但这种集中、处理不是通过官僚主义的科层制自下而上地完成的,这种指挥也不是通过金字式的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地完成的,而是中心与各个网点在极短的时间内差不多是同时态地完成的,这个中心凭借其巨大的计算能力和极高的计算速度,很快能够把各个社会成员、各个地区的需求情况统计完毕,然后把生产计划和指标传达到各个地区的、与一定范围的消费者相配套的生产企业,各生产企业制造出生产品后,通过一定的传输渠道送到消费者手中。这种确立了消费者主权的、民主的计划与传统的计划经济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基础和人性基础上,既实现了生产的社会化,也消除了传统计划经济必然产生出来的官僚主义、瞎指挥和对经济管理权力的垄断。

    与此同时,在“人本身的生产”领域必定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换、创造活动的竞争合作、知识资源的流通共享,但这与传统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回事,首先是因为人本

身的生产并不具有狭隘的经济性质,即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它只具有广义的经济性质,即如何以最少的或较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或较大的“产出”,如何使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使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最全面、最自由的发展。当然,它把“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继承下来了,但同时比“市场经济”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流、共享和共同进步。

    5政治和文化向“人本身的生产”的复归

    政治和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分裂而出现的,但在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不再作为与经济领域三足鼎立的独立的领域,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统一融汇于“人本身的生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中。国家将趋于消亡,公共权力也趋于萎缩而重新回到公民个人手中或受到公民个体的控制,“直接民主”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和人性水平上得到实现;文化(包括宗教、哲学、科学、艺术、道德)的多元发展,正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独立的“文化”领域即一小部分人专门从事的智力劳动领域也趋于消亡,一切人都成为精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最后归于消亡。

    三、后资本—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名称

    以上猜想的提出主要得益于马克思深邃的辩证思想、伟大的历史哲学和天才预感。马克思当时把人类的这种理想状态称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我不能认同的。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些提法,对我们确定这种社会的性质和名称有极为重要的启示。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私有财产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地、自觉地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3]    我虽然不同意马克思用“共产主义”来命名人类的理想社会,但完全赞成他对这个理想社会的性质的论述。把这个理想社会看作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非常准确的,具有真正的哲学高度和深度(世界上其它的宗教和哲学思想,都未能达到这一高度和深度),一切对人类前途抱有信心的、追求理想社会的人们,都不得不同意马

克思提出的这一基本原则。

    我主张用“人道主义”一词取代“共产主义”一词,来命名这样一个理想社会。

    1人道主义解决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扬弃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二元对立

    人类与自然,既处于深刻的对立之中,也处于深刻的同一之中。人之所以是人,决不甘心于像其他动物一样受自然界的支配和摆布,他力图支配和控制自然,但同时人又处于自然界中,而且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离开或者毁坏自然界,人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理想的关系应该是,人类按照自然界本身提供的可能性、资源和趋势深刻地改造自然界,这样,人既能获得一种完全不同于动物的、主动的、积极的生存,同时又在更高基础上复归于自然界。但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则分别走向两个极端,前者片面强调自然界对人的决定作用和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并最终把人理解为自然界的奴仆,而后者片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改变和控制而最终走向人对自然界的疯狂的掠夺性经营并带来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后果。以自然为本位的自然主义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以人类为本位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新兴的信息文明、知识文明和生态文明应该扬弃两者的对立,而人道主义正好是这种新文明的哲学和灵魂。人道主义不是片面的自然主义,而是一种人本的自然主义,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也就是说,它强调人对自然界的主动的、积极的改造,它使自然人化,使自然按照人类的需要、按照人类希望的方向进化,并且在这一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人道主义也不是片面的人本主义,而是一种自然的人本主义,它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也就是说,它强调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要尊重自然的本性和趋势,要在自然本身提供的可能性基础上去实现人的目的,要使人本身自然化,即把自然的力量纳入人的本质力量中,使人本身成为集自然精华于一身的万物之灵,在此基础上达到人对自然的主导地位。这样,人就会在掌握自然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与自然的统一,在人的同一性下重新返回到物的统一性;人既是自然界的改造者、领导者,也是自然界永久的朋友、爱护者、呵护者、欣赏者和不死的见证。

    2人道主义解决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扬弃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而决不甘心于成为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同时,每一个人又处于与其他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依存之中,离开后者,他本身也就不可能独立存在。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个性、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仅仅把他人、社会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把集体、社会当作至高无上的实体,当成目的本身,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和牺牲。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双方的片面性,他深刻地指出:“无

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在特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14],前者(比如强者)直接地、粗暴地主张和扩张自己的权利,而后者(比如弱者)则试图迂回地、通过集体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人道主义扬弃了两者的对立,它“既不拿自我牺牲反对利己主义,也不拿利己主义反对自我牺牲”,在一个高度人道主义的社会,“个人关于个人间联系的意识也将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它既不会是‘爱的原则和d'evoucment(自我牺牲精神),也不会是利己主义。”[15]它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统一:个人在利己的同时,在充分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本质力量的同时,也为他人和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在利他的同时,在为社会共同利益和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同样,人道主义扬弃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抽象的、片面的对立:过去的个人自由,不过是在“阶级”和“等级”的狭隘范围内享受自己权利的“偶然的个性”,过去的集体,最多也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阶级联盟,他们借这个联盟的力量压制其它的阶级和个人,而真实的个人和真实的集体则消除了偶然的个人和虚幻的集体之间的矛盾真实的集体成为真实的个人的自由联合体,而真实的个人则成为真实的集体的自由的成员。

    把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这样一种丰富而生动的辩证关系简单地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需分配”并用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这一名词来指称,显然是不合适的。“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只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如巴贝夫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至“欧洲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本身也是要被扬弃的,因此,用“共产主义”来命名后资本—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张冠李戴,犹如把封建主义的印章盖在资本主义的额头上一样。马克思本人就坚决反对把这种辩证关系片面地理解为拥有和享受,认为这不过是粗鄙的私有观念的一种泛化和普遍化,是同样粗鄙的平均主义思想。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应当理解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理解为人的个性和才能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抛开马克思主义中过时的成分和不恰当的词语,我们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人类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马克思不愧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之一。

 

总结本书的基本内容,可以列表如下: 

 

现代社会的基本走向

 

 

价值目标

自由

平等

正义

哲学视角

个人

集体

自由人的联合体

主要资源

物质资本

简单劳动

人力资本、知识资本

所有制

私有制

公有制

混合所有制

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中产阶级

政治制度

宪政

民主

法治

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资本—社会主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21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14] 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ZW)〗

[15] 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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