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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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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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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历史生成  

2011-10-21 20:39:00|  分类: 西方社会结构的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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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的一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曾经激励无数热血男女为自由而奋斗。卢梭接着强调:“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

,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法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开宗明义、斩钉截铁地宣布,人的自由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然而,事实上人类长时期普遍生活在不正义的奴役、异化、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下,凭什么说人类具有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先验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呢?是上帝赋予的吗?然而上帝被人类自己从其神圣的宝座上掀翻下来,并最终杀死了他;是自然赋予的吗?然而这岂不是说动物及一切物质存在都具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吗?自由和平等岂不成了一条统治宇宙的自然规律吗?急切地希望从中世纪的极权专制统治下和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文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

    试图用自然法来证明人类的自由和平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当时对人类自身的历史,对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历史生成的复杂辩证法,尚不十分清晰地了解,于是借助于自然法、自然权利、天赋人权这些简单而武断的理由来支持自己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烈渴望。不过,当我看到罗尔斯、诺齐克这些自由主义大师们仍然借助于“无知之幕”、“初始状态”、“原始状态”这些自然主义的框架来论证自由、平等和正义,我确实感到很不满意。有学者认为:在人订的实在法(即法律)背后还应该有更高的法,应该有“超法律的原理”,即代表正义的自然法;法治理论和自然法学说认为法不仅有作为实在法的物的一面,还有作为道和规律的一面;作为物的实在法当然不能统治众人,但是作为道、规律、法则的法却无时不在支配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人当然有权不接受作为物的实在法的统治,尤其是在实在法违背道和自然、正义或侵害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然而如果实在法不是统治者意志的再现,而是自然的正义、道和规律的再现,那么,这样的法不仅可以统治,而且必须统治;因而,法治只能是由合乎自然正义、维护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来统治,而绝不是统治者依据作为自己意志的法律来统治[8]

    然而,极权专制统治者不也同样宣称自己在依据道、规律、历史必然性、天意等等进行统治吗?人们固然可以宣称自由平等是自然法的规定,也可以宣称等级制、君主专制是自然法的规定,对此,“自然”本身是不会出面加以裁定的。根据我在前文对法治的论述,法治固然高于民主(人民统治、人治),因为它以宪政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法大于权,法大于人,但另一方面,法治也高于宪政,因为它是民主的,即这种宪政是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是大多数人民意志的表现,而不是自然的、天赋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又大于法,人权大于法律,没有什么作为“道”、“规律”来统治人类的自然法则。既然没有什么客观的、普遍的、永恒的自然法作为最后的依据,那么,自由、平等何以仿佛具有某种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普遍性呢?我认为,只能到人本身和人类自身的历史运动中去寻找其客观的依据。我在这里提出“先验的”和“经验的”两种论证,试图抛掉自由、平等和正义理论的抽象人道主义外壳,而把它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的真实之中;既确立自由平等的普遍必然性,又把它们放到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之中。

    1“先验的”证明:人性论证明

    “先验的”证明就是从人性中寻找根据的证明,就是假定人性中普遍必然地具有一种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需要和潜能,假定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是人的“天性”。根据我在前面的论述,人的主体性需要和潜能,正就是这种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天性。这一“先验的”证明,似乎与自然法、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理论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把自由平等的根据从外部自然界移入人身或者人心之内而已,人们是否先天普遍地具有这种主体性需要和潜能,本身就是需要证明的,而且,这一假定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不自由、不平等现象。但是我将从三个方面来维护这一假说:

    1)我们可以假定人性中不存在主体性需要和潜能,可这样一来,就会失去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也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人类历史与动物生活、自然历史如此迥然不同的巨大事实。

    2)对今天的人类来说,主体性仿佛是一种先天的、先验的、不言而喻的、不证自明的、

有如神授的东西,但实际上,这是人类几十万年进化历程的结晶,是无数人类经验的积淀,

通过理性向感性、心理向生理渗透和转化的中介环节,对于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来说,主体

性就成为先天的、先验的东西,以至人生下来不久,就会表现出这种主体性需要和潜能,比

如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在这里,先验的同时也是经验的。经过人类几十万年经验生活这一历

史中介,主体性就不再是一种自然本性,而是一种与自然本性迥然不同的真正的人性。

    3)自然法、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理论无法区分应然和实然:既然自由和平等是自然的、

必然的,为什么人类历史中会出现不自由、不平等的普遍现实呢?与此相反,我的主体性假

说严格区别应然和现实:人的主体性只是一种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需要和潜能、可能性

、趋势、倾向,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现实;相反,由于人性中还有一种叫做“反

主体性”的东西,这种反主体性一旦实现出来,正就是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反面即异化、

等级、特权、邪恶,因此,主体性假说只能确立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应然、潜在和可能性,

而不能确定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实然、定在、实存和现实性。要完成可能性向现实性、应然

向实然的转化,单有“先验的”证明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经验的证明。

    2“经验的”证明:社会历史证明

    社会历史证明不是从应然、假设出发推论出历史现实,而是从实然、效果、历史事实出发追溯原因。有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的历史事实是:人类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一个由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向自由、平等、正义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无论今天仍然在发生多少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正义的现象,并且也不能盲目地相信未来会达到完全自由、完全平等和完全正义的状态,不能否认的是,今天人类所达到和享有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远远地高于过去人类所达到和享有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现代社会的自由度、平等度和正义度高于古代社会的自由度、平等度和正义度。当然人们可以从人类历史的这种演进、转化和发展过程,比较高调地追溯出一种人类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天性”、“需要”和“潜能”,而我则更愿意做一个比较低调的追溯和反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向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缓慢演化和转化,乃是因为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正义会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更大、更多实际的害处,而自由、平等和正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更大、更多实际的好处。让我们进行一种非常平实的(汪丁丁所谓“脚踏实地的”)、即使是文化水平很低的人仅仅凭着经验和常识就能够加以理解和认可的证明:某个人通过侵犯他人平等的自由和权利,通过侵占、抢劫、偷盗、诈骗、暴力威胁、剥削等等不正义的手段,确实马上就能获得更大的好处,但是,当所有的人都这样做时,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必然使社会总福利激剧减少以至降低为零,因为财富是通过创造而增加的,而侵占等种种不正义的行为只是转移财富并加以消耗,当人人都不去创造财富而是转移和消耗财富时,再多的财富存量也会化为乌有。不仅如此,这种普遍的不正义的状态必定是普遍的互相残杀,结果必然是社会结构的土崩瓦解和所有的人同归于尽。从利己出发,以害己告终。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遵守权利边界,通过自己的劳动和经营,而不是通过侵占他人来创造财富,他当然很难像损人利己者一样一夜暴富,但却能够不断地积累和扩大自己的财富,并通过与他人进行平等的交换而进一步丰富和增进自己的财富;当社会所有的人都按照这一原则行动时,社会的总福利、总财富必定因为某种“倍数效应”、“乘法效应”而迅速地增长,结果每个人都能获得一种因竞争和合作而产生的额外的“剩余”——因为合理的利己行为而带来的意外的好处。根据这两种长期积累的相反的经验,人们便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意识到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的坏处,同时意识到限制自己行为的必要性,于是一种合理的竞争和互惠的合作的体系,即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扩展秩序,就会缓慢地形成起来,以分工和交换为两个主要环节的市场经济,正就是这样一种竞争合作体系。经过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人们的自觉性和理性程度有了更大的提高,于是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原理,即“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和权利”、“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这种自由和权利以不妨碍或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前提”、“人是生来自由和平等的”、“每个人都是目的,而决不能被贬低为单纯的手段”这些通过长期历史演化而确立起来的原则,便仿佛是作为先验的真理和“绝对命令”被宣布出来了。其实,这些先验的的真理完全是以人们通过长期艰苦奋斗而实际上获得的经验的、实际的(虽然仍然是有限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为基础的。

    于是,我所谓“先验的”证明与“经验的”证明便合而为一了。一方面,似乎是先验的原理和真理,是在经验的历史过程中演化形成的,是从已经取得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成就的基础上抽绎出来的;另一方面,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经验进展又深植于人类这个种族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我们就既能够坚持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又能理解不自由、平等和不正义同样的不可避免性;既能够从可能性、必要性、应然的角度追求更高的自由、平等和正义,又能考虑到实现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现实历史条件;既能够义无反顾地坚持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理想,又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既能够激励起为自由、平等和正义而斗争的热情、信心、勇气和希望,又能坦然承受因此而遭遇的挫折、失败、

不幸和苦难。我以为,很有必要把自然法、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理论对自由、平等、正义的

呐喊和伸张,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在历史上,先验论、自然法理论、抽

象的人道主义,片面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性、必然性、绝对性,无力解释复杂的社

会历史事实,也很难找到实现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具体道路;经验论、历史主义、唯物主义

历史观,纯粹以经济原因,或者以种族、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相对性,来解释历史事实,

而否认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普遍的人性依据,甚至否定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目标本身

,而代之以“阶级权利”,或者使“正义”脱离自由、平等这两个人性目标而变成某种凌驾

于个人和人类之上的“历史必然性”。比如,至今未见哪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创立了一套系统

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理论,也许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创立,实在是因为其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

性,而无法创立。

    六、自由、平等、正义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对应关系

    尽管宪政与平等、正义,民主与自由、正义,法治与自由、平等有着深刻的关系,但就其直接对应关系而言,宪政主要满足自由的诉求,民主主要满足平等的诉求,法治主要满足正义的诉求。从前文论及宪政、民主、法治的原则时,强调宪政的首要原则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也包括政治权利)至上的原则,民主的首要原则是公民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法治的主要原则是公平性、公正性和正义性原则,也充分显示出本书理论上的自恰性(那三条原则排序在第一位是我在写作的时候自动地浮现在脑海中的,并非事先或者事后有意安排的)。

    1宪政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从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宪政与自由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宪政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正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捍卫自己的自由,而较少把宪政与平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的确确,对自由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无限制的、极权的、绝对的政治权力:自由也许会和某种开明的专制(有限制、有边界的政治权力,尽管它也具有不可遏止的扩张倾向)短暂地联姻,但绝不可能在极权政治、全能国家、无限政府下存在和发展。

    2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民对平等的要求

    从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民主与平等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是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满足自己对平等的要求。的确,对平等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一种仅仅由少数人垄断性地掌握着的政治权力,这种专制权力不仅使人们不可能参与对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彻底断绝了人们通过公共权力、通过法律和政策来改变其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民主和极权可能有某种短暂的结合:一方面,一种无所不能的国家权力有可能强制性地使全体人民处在一种平均主义的状态,从而满足部分人的平等愿望或者满足所有人的某些平等愿望(比如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就业和基本福利);另一方面,当民主极端化、绝对化时,政治权力也会变成一种极权

力量,控制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每个公民的一言一行。民主与平等的紧密联系还表现在,

民主是通过普选制和一人一票制来运行的,因此,它表现出一种数量的优势,特别适合于占

社会人口相当数量的下层和弱势民众通过民主选举政治权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

宪政并不包含这层意思,相反,宪政要通过限制政治权力而让公民充分自由地生存和发展,

而且宪政并不承诺结果的平等,而是肯定差别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宪政尤其为处于社

会上层的公民所特别强调。如果说,民主有使政治权力扩张的倾向,那么宪政则极力限制政

治权力。当社会在经济上处于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宪政与民主的对抗性矛盾,结

果或者是由社会上层垄断性地控制政治权力、压制民主,以确保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社

会下层通过建立强大的民主政权,取消宪政,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比如古代的斯巴达

公社。只有在阶级矛盾比较温和、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时,宪政与民主才会互相趋近,而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

    3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

    法治正是试图通过协调宪政和民主来同时满足自由和平等的诉求,从而使社会处于一种正义的状态。由于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有些人更推崇自由以及宪政,而另外一些人更推崇平等以及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两者的统一,而使法律处于不偏不倚的地位。所谓“法律是正义之剑”的说法,已经意识到了法律的正义本质(但未听有人说过“宪政是正义之剑”或者“民主是正义之剑”)。自由的反面是奴役(宪政的反面是极权),平等的反面是等级、特权(民主的反面是专制),而正义的反面是邪恶(法治的反面是权治、王霸统治)。不论是否定民主而仅仅维护极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法律,还是否定自由而实行极权民主即多数人的专政的法律,都是邪恶的法律。真正的宪政必须也是民主的,即满足平等诉求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宪政的,即满足自由诉求的。

    人们通常把现代政治制度称之为“自由民主制度”,这是不准确的。根据我在上面的论述,

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宪政民主制度”即“法治制度”,这是满足“自由平等原理”即“正义

原理”的方法、手段和途径。

    在历史上,自由或平等、宪政或民主常常被不同的人特别强调,于是便形成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与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两大思潮。总体上来说,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社会主义为经济基础。当然,这两种思潮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双方一旦绝对化,就会演变为不正义的、邪恶的东西(这在历史上都有实例)。事实上,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宪政主义为一方,以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为一方,在20

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已分别由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向中间(中道、正义)汇合,形成我在第

四章中所谓的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其阶级特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

汇合,其经济特征是私有制和公有制向混合所有制汇合、资本和劳动向劳动性资本或资本性劳动汇合,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宪政和民主向法治汇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平等、民主最初也主要是资产阶级所提倡和追求的,以此激烈反对封建特权和君主专制而伸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但在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后,他们当然更关心的是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维护自身已经获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平等、平等的自由权利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的追求目标,而民主也成为他们所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在普选权、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具有选票数量上的优势,能够通过政治权力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强势阶级更强调自由、宪政(但并不否定平等、民主),弱势阶级更强调平等、民主(但并不否定自由、宪政),双方之间已形成一种既对立又统一、

既竞争又合作的社会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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