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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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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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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公共权力的产生、运用和异化  

2011-10-21 20:32:00|  分类: 西方社会结构的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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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的起源

    政治起源于某一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需要。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某些单个人所无法处理的而又与每个人相关的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公共福利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当社会上每个人都无力或者不愿独立处理自己的生存、生产、分配、婚姻、思想和信仰等方面的私人事务时,某种公共机构还必须承担处理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事务的职能。既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公共的问题,因此,政治便是永恒的,无论是在原始的群落,还是在未来可能达到的、统一的人类共同体,政治都是无法祛除的。可以用逆向思维方式来思考政治的起源和必要性: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个社会会怎么样?或者进一步追问:每个人有没有可能独立自足地生活?当然,回答是很明确的:每个人都必须与他人不同程度地共同生活,而这种共同生活必然会产生一些共同事务,如果没有某种机构来处理这些共同事务的话,那么人们必然会一方面尽力享受和占有共同体提供的种种好处,同时又极力逃避对这个共同体应尽的种种义务,于是共同体就会归于瓦解。

    二、政治的本质

    由于人类继承了动物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并且能够有意识地损人利己,由于不可能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自觉地履行社会义务的君子和好人,由于人与人、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争端经常不能自发地消弥,因此,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凭借理性权威和道德权威的调解,而必须具有某种强制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叫做“权力”或“公共权力”。

    所以,政治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必然就是公共权力的产生和运用,后世政治学家因此也就把这种权力叫做“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要得到有效的、强制性的贯彻和执行,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暴力手段。同时,如果政治权力的初始目的是要处理公共事务,它也必须依据一定的、公认的禁忌规则、习惯、典章、制度和法律,否则,它就会成为某种为所欲为的个人暴力和个人暴政。自古以来,任何政治力量都承担着一定的公共职能,纯粹个人的暴政毕竟是逸出常规的、暂时的,并且总是受到社会的反弹,并最终得到纠正,因为长期的个人暴政不仅不能履行公共职能,而且必然毁坏公共生活的条件,最终使共同体无法生存下去。

    许多思想家对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深为恐惧,他们希望以权威取代权力,并且指出,在原始人类那里,不存在权力,而只存在权威——氏族和部落的首领是公认和公推的具有理性权威和道德权威的人,他们并且热烈地憧憬,在未来的天下大同的社会,政治权力也将消亡,而理性的和道德的权威将取而代之,对人的统治将改变为对物的管理。

    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原始共同体对触犯禁忌的人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雅典城邦的公共权力来自公民(不包括奴隶和妇女),但这并不妨碍它对违反法律的人处以剥夺公民权、罚没家产、放逐、死刑等苛酷的刑罚。就是在未来世界大同社会,依然会有类似警察、法院、监狱、行政仲裁等强制性的力量,除非每个人都成为天使,除非犯罪和违法行为彻底从人类社会绝迹。

    三、政治的功能

    政治权力为什么与人类如影随形?因为人类需要。那么,为什么人类需要它?因为它具有两方面的功能。

    1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可以抑恶。因为人类具有不可根绝的恶性——惰性、奴性和损人利己的天性(侵略性、攻击性),因为他们随时可能遭受他人的侵犯,自己也随时可能去侵犯他人,因为他们都乐意得到来自共同体的利益,而不愿为共同体作出贡献——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无法私下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于是不得不在斗得两败俱伤、濒临同归于尽之际,让某种社会力量作为公共权力来收拾残局,重整社会秩序,或者主动委托一个公认的权力机关来调解和处理这些问题。政治权力不是上帝或魔鬼、圣人或暴君强加于人的,而是人类自己的选择(被迫的和主动的)。当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可以由强到弱逐渐减退,因为承认人类不可根绝的恶性,并不否认人的善性——自主性、创造性、合群性正在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因此越来越能够通过“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行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且越来越强有力地制约政治权力。因此,也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不是通过暴力和狡诈,而是通过树立自己的理性权威和道德权威去获取政治权力。但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完全消除政治权力的强制性。

    2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可以扬善。人类之所以需要政治权力,还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人类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合群性等善的品性,这些品性是推动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内在根据和动力,这些善性只有在最低限度的自由、平等、正义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在更高程度的自由、平等、正义的环境中,就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人类历史也就是一部争取更多更高的自由、平等、正义的历史。由于自然界对人类的压迫、由于人类力量的弱小、由于人性恶的作用,人类并非生来处在自由、平等、正义之中,而是经常生活在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之中。改变这种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的状况,一般而言,有两种方式:一是个体行为,即通过个人自己的努力去纠正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但这种方式作用有限,因为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通常是作为一种整体的、体制的力量,个人是无法反抗的,于是就有必要诉诸第二种方式,即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方式,以集体的力量争取政治权力,通过政治权力来进行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每一次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都造成了新形式的剥削、奴役和压迫,但是人类确实争取到了更多的自由、平等和正义。

    四、政治的异化

    政治产生于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客观需要。任何一种政权,只有它还想拥有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必须承担和履行某些公共职能,就必须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完全不承担公共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并且敲吸天下以尽掌权者一己之私的政权,就完全失去了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样的政权必将被民众所推翻。

    然而这只是政治事实的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有的政权除了具有公共性的一面,无不具有非公共性即集团化以至个人化的趋势,只不过在有些政权(如现代民主政权)中,公共性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政权(如古代君主专制政权)中,集团性和个人性占主导地位,以致公共权力差不多成为君主个人的私有物。

    这就是说,政治天生地具有一种异化的特性,这种特性构成政治的本质的一个方面。来自社会的公共权力反过来成为一种对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压迫性力量,成为少数人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这就是数千年来政治异化的残酷现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非常深刻和清醒的论断。

    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公共权力的终极主体和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最终认可者的广大民众,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政治异化的趋势?为什么即使民众通过造反和革命行动推翻了某种专制政权并从他们中涌现出一个新的政权,这个新政权也往往会重新开始政治异化的过程?

    关键原因有二:

    1民众作为政治的终极主体,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成为政治的现实的、直接的主体,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只有最终的否决权而无直接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1)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社会剩余财富很少,绝大多数民众不得不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物质资料生产,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并创造出维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因此,管理国家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少数人的事情。

    2)在古代社会,民众的文化水平也很低,绝大多数缺乏管理整个社会公共事务的知识,甚至缺乏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的信息、知识和能力。因此,他们即使有时间和精力关心国家大事,也很难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3)古代社会交通和通讯落后,民众散居各地,信息闭塞,很难就社会公共事务达成共识,更不可能形成近现代才有条件形成的民间公共舆论和民间公共领域(大众媒体、社会团体、社区、行业与区域联合组织等等),以此打通与政治公共领域的通道。

    4)在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家,动员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从经济上讲,是成本很高的,当时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未必能够承受;在技术上,也很难自下而上地进行有序的组织和整合。在现代人看来,那种凭借暴力打天下,然后又在暴力保护下通过血缘继承得以治理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很荒谬和不可思议的,但这种制度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确实是在经济上合算和技术上可行的:比如,如果皇位、王位、帝位不是通过长子继承制这种虽然生硬无情却简单便利、没有争议余地的权力交接方式进行和平嬗替,而是通过禅让或选举进行这种嬗替,那么,整个政治领域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谋杀、宫廷政变和战争之中,这不仅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也是当时的社会所无法承受的。

    由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民众很难成为直接的政治主体。虽然孟子在很久以前就提出了“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确认民众是政治的目的和根本,但他只是从终极主体的意义上来倡导民本思想,从此发展出后世的“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政治智慧,也就是说,确认了民众对政治的最终否决权,即在政治极为腐败、民众再也活不下去时起义和造反的权利,而不可能确立现代的民主思想。

    2掌握政治权的直接的政治主体不可避免地、无可遏制地使政治权力无限扩张和不断腐化由于国家政权垄断了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而民间社会没有能力对它进行监督和控制,因此,掌权者便在使公共权力无限膨胀和扩张的同时,又不断地使这一权力成为牟取自身私利的工具。

    1)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由于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处于社会结构的上层,处于万众瞩目的位置,能够带来权势、光彩和荣耀,也能够带来财富,因此,政治领域会吸引一批又一批具有雄心和野心的人跻身其中,而越来越多的人跻身其中,就会使政治领域产生一种内在扩张的冲动,驱使它不断越出自己的边界,而进入和渗透到民间的和私人的领域、经济的和文化的领域,驱使国家政权把自己的手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把万事万物都控制和掌握起来,而古代的民间社会,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由于自己的分散、弱小和无力,无法抵抗政治权力的这种扩张、侵犯和渗透。古代的国家政权,在其诞生之初,大都把自己限定在政治领域,但很快就会向经济和文化领域扩张,比如汉初文、景二帝,崇尚无为而治,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民间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到了汉武帝时,便大力加强中央集权,重徭厚赋,穷尽民财民力,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高度合一的帝国;同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

    2)政治权力的不断腐化。由于进入政治领域的人都无不追求个人私利,因此,当他们掌握了不受制约的公共权力时,他们必然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以国家、社稷、人民的名义,用公共权力极为轻松地又极为冠冕堂皇地谋取私利。一般而言,在国家政权初立之时,由于政权创立者当时都是以“解民倒悬、救民水火”而发动起义和革命的,由于他们承载着改变民众的命运的责任和使命,由于他们必须给他们的广大追随者以回报,又由于他们对被他们所推翻的政权的覆亡历史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因此,他们大多能对自己有所约束,并且建立比较严密而廉洁的吏治。但好景不长,很快,“一切陈旧的东西又死灰复燃”。朱元璋建国之初,用严刑峻法镇压贪官污吏,使各级官吏胆战心惊,草木皆兵,但明朝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

    在人类历史遭遇到的所有的异化现象中,政治异化是危害最大、为祸最烈的一种异化。政治异化几乎成为人类的一种宿命——人类在很长时间内找不到消除政治异化、控制政治权力的办法,却又内在地需要政治来解决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某些问题。政治犹如一名悍妇恶妻——你讨厌她、害怕她,但又离不开她,甚至经常依靠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政治权力、国家、政府等等,被人称之为“必要的恶”。

    五、政治的本性和人的本性

    政治的双重本性——公共性与反公共性、善性与恶性、肯定性与否定性、合理性与异己性,也许可以从人的双重本性中找到解释。

    人类永恒地具有善恶双重本性,因此,我把人性界定为“悲剧人性”[1]。为了抑恶扬善,人类需要政治,政治也因此而具有公共性、善性、肯定性和合理性;由于人性恶的方面很难根绝,并且到处猖狂肆虐,因此,政治又具有很难避免的反公共性、恶性、否定性和异己性。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善性政治观的最早倡导者,他主张仁政和礼治,诉诸人的善良本性,约束人的个人私利,希望造成一种明君、贤臣、良民合作的政治局面,并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的政治状态。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揭示政治的积极的方面——人是政治的动物,注定要过一种合群的、合作的生活。

    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最早提出恶性政治观。庄子崇尚自然之道和人的本然真性,崇尚一种无政治、无政府的社会状态,激烈指责三皇五帝、圣贤之辈用仁、义、礼、乐、智、信、忠、、恕、孝、悌之类,搅乱了美好的人性,破坏了纯朴的道德状况,因为他们使人有差等、亲疏、上下之分,从而使人民相互倾轧,天下纷争四起。正因为有了圣人,才会有大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只有消灭圣贤、仁政、礼治,天下才会恢复到太平和道德状态。

    在西方思想史上,谁是恶性政治观的始作俑者,我没有考证。不过学术界公认洛克、休谟最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的消极方面,其哲学基础就是人性恶的假定。这种假定,不仅是针对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也不仅是针对每一个立志从政的人的,而且是针对所有普通人的;不仅针对现存的政府,而且针对所有可能从民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任何一个政府。洛克、休谟当然承认政治和政府的必要性,但这种必要性仅限于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保护个人的天赋人权,超出这个限度,就是令人可疑和必须高度警惕的。鉴于政治权力具有强制力和巨大的为恶的能力,因此,必须对政府和政府官员持高度防备的态度。也许掌权者碰巧都是好人,但为政治安全起见,必须把他们假定为潜在的流氓、无赖、窃贼、强盗,用种种监督机制来看住他们,预先限制和消除他们作恶为祸的可能性。

比较中西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可以明显看出:在中国,庄子的恶性政治观一直被人忽视,而孔子的善性政治观一统天下,遮蔽了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大行其道的事实(所谓阳儒阴法),民众和知识分子因而从来没有建立一种怀疑、防备、制约、监督政治权力的意识和传统,尽管现实生活中恶法、恶政当道,他们依然执著地盼望某种“仁政”、“礼治”从天而降,更遑论现实地建立对政治的制约机制;反之,在西方,自近代以来,恶性政治观、消极政治观深入人心,成为绝大多数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共识,再加上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现实力量的成长壮大,终于建立起强有力的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机制,不仅把古代的无限政府,改造成为近现代的有限政府,而且使这有限政府建立在民主选举、民主控制和民主监督的基础之上。

由这种对比可知,从人性的现实和矛盾性历史进展出发可知:要扬善必先抑恶;要造就领导社会的圣贤,必先防止横行霸道的恶人出现;要使政治权力能够成为追求更高自由、平等、正义的手段,必先限制其范围和边界。



[1] 参见拙著《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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