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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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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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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的公有制实践——社会主义从科学回到空想  

2011-09-30 13:43:00|  分类: 西方社会结构的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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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历史上公有制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实践,正好成为马克思所疑惧、警惕和否定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我在这里无法全面探讨和评价前苏联公有制实践的方方面面,而只能指出如下要点:

    1俄国的社会主义先天不足,也就是说俄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不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高度发达与劳动者的能力、素质、需求、人格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相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发展得很不充分,工业经济只占国民经济的一少部分,生产力、科学、技术都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这样的国家显然是难以建成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就“俄国能否绕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在俄罗斯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多次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虽然俄罗斯农村公社有半数左右的可耕地属于农民的公有财产,但是按照这种农村公有制的内在本性,必然要发展并且正在发展出土地私有制;就俄罗斯社会本身而言,不可能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俄罗斯农村公社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那就是,西欧无产阶级获得成功,把俄罗斯纳入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并给俄罗斯农村公社注入现代物质基础。

    2俄罗斯十月革命与其说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如说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俄国封建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民族民主革命,就革命的对象、任务和目标而言,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能继续充当革命的领导阶级,因此,激进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就成为革命的主体,这样,在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来改造社会,而是按照工人、农民的要求来改造社会。由于工人、农民本身并不代表和拥有先进的生产力,他们本身的素质和能力很低,因此他们所要求的,也无非就是“土地、和平、面包”

而已,他们本身并不具有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主体条件。俄国革命的前半截是一种先

天不足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先天不足而缺乏领导能力,因为旧的统治阶级腐朽没落而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工人、农民就登上了历史舞台;俄国革命的后半截则是一种先天不足的社会主义革命,按其性质而言,这一革命仍然是一种传统的革命,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这种革命只是改变劳动的谋生形式,而并不消灭劳动的谋生性质。这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国内战争后列宁取消了战时共产主义,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城市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否则,苏维埃国家自身拥有的公有制经济力量根本不足以恢复已经瘫痪的国民经济。当时俄罗斯社会实际上存在两种发展的可能性:一是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那么无疑的是,俄国将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应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富裕农民是希望走这条路的。但是,已经掌握国家政权和国有经济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和贫苦农民则不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被一种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所激动,希望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发生作用,新经济政策被取消,城市的资本主义被扫除,农村普遍实行集体农庄制度,到1936年,斯大林宣布,俄国已进入社会主义。

    3俄国的公有制不是从私有制内在转化而来的(像马克思所说的股份公司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本身是私有制的自我否定,包含着社会主义的胚胎和萌芽;像布哈林所说的,农民“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是凭借国家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的,甚至于是借助军事力量和暴力手段强迫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并不是在两种经济力量的竞争中,以自己的优越性取得主导地位的,私有制也不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劣势和不合理性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可以说,集体农庄制度是在遭到私有制力量强烈抵抗后借助于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它不能不带有血与火的印迹。

    在落后的历史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以及在孤立的国际环境中实行公有制,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并同时在几个主要的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才能获得成功,否则,交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必将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俄国的公有制实践是在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并在一国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强制消灭根深蒂固的私有制,只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与外部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并且也只有国家才能集中全部社会资源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才能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物质力量(相反,如果依靠社会的力量,用经济的办法来建立和巩固公有制,则它必然很快会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侵蚀和渗透)。于是,国家被推到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永恒发展的地位(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它将逐渐弱化并趋于消亡),国家所有制成为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以至惟一形式(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应当把生产资料还给社会,国家所有制应当让位于“社会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说,国家所有制、国有化,只是过渡时期的所有制,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形式或低级形式,而且并非所有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化和国家干预都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否则普鲁士国家的烟草专卖和妓院国营也是社会主义了)。这样一种国家所有制有如下特征:

    1)国家所有制未能很好地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因为全民财产表现为国家财产,表现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一个劳动者必须通过服从国家这一中介才能完成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而不能直接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公有制”只有质的规定性,而缺乏量的规定性,劳动者只是名义上是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但实际上并不对任何一部分生产资料具有占有、支配、使用、处置和收益的权力。既然国家已代表劳动者统一行使了所有权,劳动者缺乏直接所有权,于是,公有制对广大劳动者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空有制”,劳动者

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获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只不过他们过去受雇于地主、资本家,现在受雇

于国家,他们的“无产阶级”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2)国家不仅控制了生产资料,而且控制了劳动力,使得劳动者失去了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劳动者成了“国家工人”,国家在对劳动者从生到死,从摇篮到坟墓负有无限责任的同时,也对劳动者具有无限的支配和控制的权力,劳动者在享受充分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同时,也对国家处于人身依附之中,受到严格的身份、户籍、人事归属等方面的控制,而不能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和自由迁徙。

    3)高度的经济与政治一体化使国家所有制大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政治权力,而国家的政治权力又大大地加强了国家对社会全部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国民经济的控制,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制度。这种一体化使国家获得前所未有的支配社会的权力。按照西方社会的传统,经济与政治是相对分离的:所有者(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直接控制经济,控制社会的基层,从他们当中产生国家和官僚集团,控制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控制社会的上层。国家和官僚集团必须对他们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负责,为之提供服务。但是苏维埃国家却直接把政治和经济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对社会实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这与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东方的国家所有制和东方专制主义,何其相似乃尔!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个人所有制、劳动者的自主活动

以及不断弱化的国家权力,相去又何止千万里!

    4)国家所有制只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取消了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所有权的高度板块化和整体化,自然只能通过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对全国的经济实施计划控制,企业只是国家这个总工厂的一个车间,只是执行计划而已。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也是一种“父子关系”:一方面国家对企业负有无限责任,另一方面也对企业具有无限的支配和控制权力,而企业在绝对服从国家控制的前提下,也不必对国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负什么责任。企业内部没有经济动力和经济约束(强动力和硬约束),而只有外部的、非经济的(政治的、行政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动力和约束(弱动力和软约束)。一切生产要素不能按照效率、效益和利润原则在产业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横向、自由地流动,而是按照长官意志进行配置,从而造成资源的误置、浪费以及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的不合理。

    5)国家所有权具有明确的专有性、垄断性与模糊性、随意性双重特征。说它具有专有性和垄断性,乃指生产要素整体上属于国家专有和独占,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个人都无权公开侵吞、瓜分和盗窃国有财产。说它具有模糊性和随意性,乃指各部分生产要素没有明确的产权主体——即没有具体的人明确地对各部分国有财产享有权利,当然也不可能要求具体的人对它们承担责任,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叫做“所有权主体缺位”、“产权模糊”、

“产权无边界”。

    6)国家所有制造成官僚集团与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国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国家官员按照等级制的原则组成的,虽然单个官员并不明确地拥有对国家财产的所有权,但国有财产的实际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都是由官僚队伍来行使的,相比之下,劳动者则没有这些权利。

    我们知道,国家所有制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国家所有制本身不一定就是公有制:它既可以是公有制,也可以是私有制,而更多的是公私混合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不是公有制,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有制,取决于公民、劳动者对国家权力和国家官员的控制和监督程度。如果主权在民,公民对国家有明确的授权范围,如果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平等地通过竞争进入国家机构任职,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选择自己认可的人进入国家机构并享有监督和罢免他们的权力,如果国家在经济上的重大决策,国有财产的支配、使用、处置、收益都是公开的,是由公民授权并接受公民监督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国家所有制是一种公有制——因为国有财产是取之于民并用之于民的,国家官员的贪污、寻租和中饱私囊行为(私有化行为)是比较困难的;反之,如果公民普遍素质低下,不能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只好把管理公共事务和公有财产的权力拱手转让给国家机关行使,如果他们没有能力监督、限制和制约这些权力的行使,如果虽然他们素质有所提高,愿意并且能够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但既得权力和利益集团运用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来限制他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不给他们行使权力的条件和渠道,那么,国家权力就必然对公民发生异化,国家权力就必然发生蜕变,腐败、寻租、特权享受、贪污等私有化行为就必然普遍滋长蔓延,国有财产就必然会逐渐失去其全民公有的性质。

    于是,一种新的阶级对立形成了:代替地主与农奴和贫雇农、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是官僚阶级与广大劳动者的对立;劳动者过去与一个一个地主、资本家建立劳动关系和经济关系,现在则与国家这一总地主、总资本家,与官僚阶级这个整体建立劳动关系和经济关系;“共产”的意思,由全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变为官僚阶级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变成官僚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共普通公民和劳动者的产。

    这种历史趋势,与其说是出于某些人的“恶意”或“主观意志”,不如说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进程。事实上,换一些人去掌握国家权力,结果依然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私有制下的“无产者”能否直接成为公有制下的“共产者”?我的回答是不能。无产者是私有制的否定方面,是潜在的私有者,是未能实现、未能满足、未能完成的私有者,他们的利己需要和自私欲望还从来没有被满足过,他们的需求层次还停留在低水平上,所以,一旦他们凭借政权的力量实现了“共产制”、“公有制”,私有化的过程又会重新开始。所以,与其从道德上谴责他们败坏了公有制,不如每个人反躬自问一下,自己是否已经从骨子里根本消除了私有的观念和欲望?不如理智地反思一下,公有制必

须建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基础上?

    如果说,150年前,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那么,经过70多年的实践,前苏联官僚阶级又把这一科学变成了空想。在苏联社会,在被严酷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削平了的社会水平面上,高耸起一个拥有无限权力并过着特殊奢侈生活的官僚贵族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按照其在等级制度上的级别和位置,分别享受不同的待遇:高级别墅、专车、特供商品、特别享受、特别服务——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工作需要”的名义由公家配给的,但实质上完全是一种私人消费和私人享受。虽然说“共产主义原则”不允许权力、职位如同封建社会的爵位一样可以直接继承,但是官僚们有无数种办法让自己的子女在官僚集团谋取一席之地,这是一种变相的、不公开的、秘密的权力继承制,是官僚们彼此心照不宣、彼此私相授受因而也成为官场的普遍原则的继承制。

    应该说,前苏联公有制首先是从体制内搞垮的。首先在公有制内形成了利益差别极为悬殊(与私有制下的两极分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阶级,这是属于体制内的私有化。如果说,在体制开始变革和松动、体制外的私有化进程开始之前,这种体制内的私有化主要表现为特权享受和隐蔽的权力继承,那么在此之后,体制内的私有化和体制外的私有化就合流了:钱权交易这种新的私有化形式就勃然兴起了——这实际上是官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隐蔽的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公开的兑现,是这种模糊的所有权和占有权获得明确的市场价格和货币形式。当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接近完成的时候,体制内的私有化力量就和体制外的私有化力量联合起来,要求获得政治的和法律的形式。于是,苏联社会便实现了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历史性转变。

    如何看待这一历史性转变呢?我想有三个基本思想必须把握:

    1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不是由真正的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倒退,而是一种东方的、亚细亚的、不发达的集团私有制向个体私有制的转化,是一种不公开的私有制向公开的私有制的转化,是一种产权模糊的私有制向产权明确的私有制的转化,因为这种转化有利于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考虑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初衷和真诚的理想主义,这一转化也可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公有制实践的失败,是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是对俄罗斯真正历史起点的复归。当然,70年的公有制实践也不是一无所获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科技、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俄罗斯经济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相当雄厚的物质技术和国民素质基础。

    2内的私有化是一种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私有化,给俄罗斯私有制和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首先,体制内的私有化带有极大的垄断性,只有官僚集团成员才有资格,而普通公民是不能染指“公有财产”、“国家财产”的,广大劳动者——这些创造和积累了国家财富的、全民财产的“主人”被排除在公有财产、国有财产的私有化过程之外。虽然俄罗斯向每个公民平均分配了一万卢布私有化债券,但这种办法无助于改造国有资产存量的产权结构,无法让企业职工直接占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成为企业的主人,而只会促使资本向消费资金转化、向个别人手中集中和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其次,体制内由国有财产转化而来的私人财产,因为带有不公开的、表面上不合法的特点,要么成为个人秘密的、匿名的存款,成为个人储蓄和消费基金,而不能成为公开的生产经营资本;要么存放到国外银行,而导致资本大量外流,这非常不利于整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第三,官僚自身的素质限制他们向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的身份和职能转化:他们或者把资本囤积起来而不敢把它们投入市场进行资本经营,或者利用手中剩余的权力资源去进行资本经营从而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这对于资本本身通过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而发育壮大,是极为不利的。第四,体制外的私有制经济由于受体制内私有化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畸形的,是通过贿赂、收买、偷税漏税、倒卖国家资源以至暴力和欺诈来“发展”的,俄罗斯黑手党的势力日益猖獗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很明显,私有化并没有给广大俄罗斯人民群众在产权上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一种新的阶级对立的私有制出现了,就其本质和水平而言,它还是一种比较落后的私有制,离比较现代和公平的私有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3社会主义实践和公有制实验在苏联失败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本身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彻底失败了。实际上,社会主义公有制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长起来;资本主义并不是永恒的,并非人类历史的终结,私有制也并不是一种永恒的经济制度;对整个人类来说,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今后任何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和公有制实践,都应该吸取苏联、东欧国家的沉痛的教训,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可能真正从空想变为科学。

    19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证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完成了这个科学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并没有终结这一科学化过程本身;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历史条件作出的某些具体结论,在当时可能是科学的,而在一百多年后完全可能成为空想,因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历史条件摒除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空想一样,我们也应当根据当今的历史发展条件摒除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空想成份。

    事实上,苏联的公有制实践除了在某些方面偏离了乃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外,在另外一些方面,也利用、发挥以至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空想的成份。我们在这里可以指出以下一些方面:

    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使私有制发展到一种极端形式,即消除了一切小生产者和小资产者,使整个社会分裂成为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和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而且,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而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可见,私有制已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达到异化的极点,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这是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正确判断。但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改变这种有产和无产、富有和贫困的极端对抗状态:在宏观上,通过国家干预、第二次分配等政策缓解了这一对抗;在微观上,通过股份制、股票市场和职工持股,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产权和资本的多元化、社会化,阶级对抗性的私有制正在向非对抗性的私有制转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越来越合理化了。

    2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私有制自身不可能内在地转化为公有制,而必须从外部用政治力量加以摧毁,然后在一片废墟的基础上建立公有制。虽然晚期的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股份公司所实现的资本的社会化为未来的公有制准备了直接的前提,但他只看到资本家范围内的小资本向大资本、个体化资本向联合的社会资本的转化,而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本身向有产阶级的转化,

即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多元化和社会化,所以他并没有否定前期所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

理论模型。

    由私有制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而内在转化为公有制,也就是说,公有制在私有制母胞内孕育成熟并最终呱呱坠地,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反之,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从外部强制性地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则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对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来说,当然有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是,这种变革方式也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

    1)对资产阶级的财产剥夺和政治专政,必然重新形成一种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只不过过去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过去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上升为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显然,由私有制而导致的阶级分裂和阶级对抗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这也反过来证明,这样建立起来的公有制本身还带有很大的狭隘性和私有制特性,还没有成为一种全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2)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一种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外在转化,来取代长时间内才能完成的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内在转化,必然动用强制性的政治暴力,这种政治暴力为了证明自身的“纯结”、“大公无私”和与资本主义传统的“彻底决裂”,必定对私有制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甚至对私有制所取得的文明成果也抱敌视和摒弃的态度,并且倾向于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

    3)这种公有制必定要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首先,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剥夺剥夺者”,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收归无产阶级整体所有。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时期,国家应当把生产资料还归社会和工人阶级直接所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瓶颈”制约:一方面,掌握国家权力和国有财产的官僚集团是否愿意还政于民、还产于民;另一方面,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纯粹的无产者而从来没有作为有产者亲自经营管理企业财产的工人阶级,在新的社会里是否有必要的素质和能力来经营管理公有财产?当他们把经营管理公有财产的权力拱手转让给一个专门的管理阶层时,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监督这个阶层行使这一权力?事实

上,从私有制内在地转化为公有制,即通过无产阶级的有产化来实现公有制(而不是作为私

有制的绝对对立面来从外部否定私有制),有两个极为宝贵的好处:一是能够继承私有制下

所取得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二是工人阶级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培养和获得亲自管理企业

、国家和社会的素质和能力——而这是防止新的异化产生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对这种新的异

化产生的可能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3马克思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产业无产阶级身上,称赞无产阶级是最革命、

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因为无产阶级代表了私有制的一切否

定方面),而无产阶级也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可是,20世纪的历史发展显

现出,产业工人阶级或产业无产阶级正从两个方面发生衰落:首先,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由于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崛起并成为主导产业,传统的产业工人人数在急剧减少,以从事智力劳动为主的新型工人阶级已占就业人口的大多数;其次,产业无产阶级正在大规模地有产化,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绝对对立正在被打破而朝“一体化”的方向演变,尤其是智力劳动者积累起雄厚的人力资本,对传统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物质资本形成强大的挑战。能不能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和主体已经消失了呢?就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趋于消亡这一意义上来讲,确实如此;但是,拥有雄厚人力资本的智力劳动者正在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的动力和主体正在不断地产生出来。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依靠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来推翻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4)马克思设想,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有一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实行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消除了商品、货币、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这是符合马克思思想逻辑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从外部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必然要求计划经济。但是,如果把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阶段设想为是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内在转化阶段HT

〗,那么,就不可能消除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市场还将依然是资源配置的主

要机制,因为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各个劳动者联合起来的企业集体而不是国家手里,而这些

企业集体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和矛盾,还必须进行竞争和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力得

到更大的发展,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回顾一下苏联70多年的公有制实践,可以说根本忘记了马克思伟大的历史感和历史主义思维方式,而是抓住马克思上述带有空想色彩的思想为依据并加以极端的发挥,比如用政治暴力强制性地、自上而下地消灭私有制和推行公有制,把国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发展到极端,把国有制说成是最高形式的公有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物极必反:在一种低下的生产力基础上把公有制推到极端,公有制就会转化为一种新的异化力量,转化为公有制的反面——一种改头换面的私有制即官僚集团所有制。俄罗斯人民长期生活在一种经济贫困和政治上受奴役的境地,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对“公有制”已完全失去了信心;

所以,当私有化浪潮席卷俄国的时候,他们或者表示欢迎,或者表示默认;他们甘愿去冒私

有制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新的风险,而忍痛抛弃“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实在是因为这种

旧的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伤害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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