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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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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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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乌托邦幻想  

2011-09-30 13:42:00|  分类: 西方社会结构的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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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从私有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私有制的反对力量了!随着私有制向前发展,可以说,反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激烈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运动一步步地由理论变为实践。

    确实,私有制使人类在创造出绝大部分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制造出原始社会在规模和程度上远远不能比拟的人间惨剧;文明社会的种种野蛮、残暴、不义、不公、罪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不幸、灾难和痛苦,都可以归因到私有制上去。

    确实,没有私有制,人性的恶就不会那么放肆地释放出来;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阶级的对立、剥削和压迫;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国家、法律等有组织的、居高临下的、威临一切的暴力;没有私有制,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阶级斗争。因此,公有制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作为私有制的一种“反动”(反者道之动、反其道而动之),作为私有制的一种否定物和对立物,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具有深刻的正义性和道德合理性。

    但是,为什么迄今为止的公有制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几乎都悲惨地失败了呢?而且多数不是被外部的政治军事力量所摧毁,而是从内部、从经济上自行瓦解、自行溃败?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私有制比公有制具有更大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合理性、正义性和道德合理性。

    因为有这样一种历史规律性和逻辑必然性在无情地起作用:如果不具备必要而充足的历史条件(包括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私有制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公有制是不可能取代私有制的;即算用政治军事手段强制废除了私有制并建立了公有制,这种公有制也会逐渐蜕化变质,最后又转变为私有制。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

    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对公有制的向往自古以来就有。早期基督教表达了奴隶、贫民对平等和正义的要求。托马斯•闵采尔领导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农民起义,温斯坦莱领导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掘地派运动,巴贝夫领导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平等派运动,他们都坚决反对私有制,主张公有制,反映了农民和早期无产阶级的要求。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马布利

等人的“乌托邦”、“太阳城”构想则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私有制的否定和对公有制的憧憬。圣西门、傅利叶、欧文、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魏特林等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则表现了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要求。还有象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则表达了自由流民和流氓无产者的要求,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表达了濒于没落的小私有者阶层的要求。我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康有为的《大同书》中。

    然而,所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无不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因而,我们不妨借用公认的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乌托邦”一词,把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流派,称之为乌托邦幻想(马克思、恩格斯也把空想社会主义者叫做“乌托邦主义者”或“社会炼金术士”)。

    当然,之所以是空想,因为从根本上说,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历史前提并不具备:

    1、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当时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就是说私有制仍然具有极大的经济合理性,反之,如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建立公有制,则公有制不一定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因此,空想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的愤慨,一种反抗的激情,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而不是建立在一种经济合理性、历史合理性基础上的理性思考;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对私有制的弊端以及私有制带来的剥削、压迫、罪恶、痛苦进行淋漓尽致的描绘,而看不到私有制的合理性,反之,对公有制极尽赞美之能事,而看不到公有制的有条件性和可能有的局限性。

    2由于是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基础上建立公有制,因此,空想社会主义无不具有粗糙的、平均主义的和禁欲主义的性质。因为财富有限,要达到平等、公平和正义,唯一的办法是把有限的财富进行平均的分配,于是大家都处于平均的贫困状态,把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压低在同一水平线上。反之,如果把有限的财富进行不平均的分配,让大家的物质需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则马上会引起分裂和斗争,而这正是空想社会主义所要反对和否定的。很显然,这种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公有制,如果真能实现的话,就会使人类永远停留在不发达状态。但正因为人类绝不会甘心于停留在这种一刀切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状态中,正因为生产力和个性的发展必然要冲破这种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所以,这种公有制注定会成为空想。

    3由于是在人性水平较低的基础上消灭私制和建立公有制,这就使得,虽然出于道德的义愤,用强制手段从制度上消灭了私有制和建立了公有制,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本身依然是自私的、利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具有私有观念的人,在物质财富本身不宽裕的条件下,人们又会为争夺生活必需品而重新展开斗争。于是,早产的公有制本身会出现一个私有化的过程。

    如果空想社会主义停留在思想批判和理论设计层次,那么,它的空想性还只是一种理性的、思维的弱点;一旦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付诸实践,则无一例外会导致巨大的历史悲剧。我们以太平天国为例略作说明。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源于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历代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幻想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根据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一切土地都归公有(上帝所有),实行以天赋上主皇上帝为代表的土地公有制;土地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耕种,不论男女,凡16岁以上,都可按人头分到一份数量相等、好坏参半的土地,15岁以下的孩子减半;各农户以生产粮食为主,兼种桑养蚕、饲养数量相等的鸡、畜;实行“通天下皆一式”的分配办法,除保证农户统一的最低生活水平外,一切剩余归国库,由国库进行第二次分配;每五家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五师为一军,兵农合一,政教合一,其中“两”为农村基层政权,管理农村的生产、分配、宗教、行政、教育、司法和军事。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曾将军事共产主义式的衣食供给制度向社会推广,废除私有财产,没收官僚、地主的财产,一切私有的房地产、金银、粮食、货物一律收归公有;取消商业和货币制度,全城军民上至天王,下至伍卒,一切生活用品均由圣库按定额供给。

    但是,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小生产者社会主义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并且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封建专制制度:

    首先,太平天国并没有做到平分土地,事实上,为了解决战争粮饷问题,不得不向地主让步,即仿效清朝旧制,向地主征收田赋,同时也允许地主向农民收租。可见,太平天国必须允许“体制外”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

    其次,在太平天国的“体制内”,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和圣库制度很快就变成了天王及各级官员大量聚敛财富的手段,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很快就被贫富分化、等级悬殊的现实所代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平均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必须建立一个伍卒—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王—天王的严格的等级制度,而在广大伍卒不可能对各级官员实施监督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权力的蜕变和腐化,从而使天国走向它的反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天平天国胜利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那肯定不过是用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取代清王朝而已,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必定会重新构造出来。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在物质财富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平均主义必然内在地生长出等级专制主义。

    二、马克思伟大的历史感——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按照通常的说法,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和经济学基础,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关键在于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因此没有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一种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道德判断之上,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去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是诉诸于道德说教、宣传、典型示范、社会改良或少数人的密谋和起义,找不到革命的主体力量(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一个等待别人去拯救的阶级)。

    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不在于他做出的某些具体结论(实际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某些具体结论,现在可能已经过时了),而在于他具有一种伟大的历史感,这种伟大的历史感使他对私有制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寿命有充分的估计,使他对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使他对超越历史条件而贸然进行的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的悲剧性结局有一种惊人的预感

    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之前,它就有继续存在的必然性。反之,在不具备高度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时,公有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高度发展,是建立公有制的客观物质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那些社会化大生产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孕育着新社会的胚胎,才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个性的发展、人的需要层次和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是建立公有制的主体人格条件。马克思不能设想,一个个性狭隘、贫困,停留在生存、安全需要层次,本身还被传统的私有制观念所奴役的无产阶级,能够充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他认为,只有那些“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而不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只有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的人,只有那些不仅要求消灭劳动的雇佣性质,而且要求消灭劳动的谋生性质,并使劳动成为自主活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者,才能真正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马克思由此出发,对无产阶级革命与过去在私有制基础上发生的一切社会革命进行了比较:“过去的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1] “只有完全消灭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样一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占有制之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的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受全部个人支配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这一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2]

    那么,在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物质财富还比较匮乏,人们的需求和道德水平还处在较低层次的前提下,强制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公有制,会导致一种什么结果呢?马克思对此有着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预感:这种革命只会导致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只会导致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重新开始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

说,全部陈腐的东西都会死灰复燃。”[3]私有制又会改头换面地重新生长出来,或者说,公开的私有制被消灭了,不公开的私有制会在暗中滋长蔓延起来。

    马克思把那种早期无产阶级在不充分的历史条件上建立公有制的设想尖锐地讥之为“粗陋的共产主义”(恩格斯则称之为“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和“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对这种共产主义有如下深刻的、一针见血的论述:“共产主义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完成。这样的共产主义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首先,物质的财产对他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至他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他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在他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这个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成公有的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完全暴露了这个完全粗陋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象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及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关系转向他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他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的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高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份,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4]与此同时,恩格斯指责早期工人运动中的平均主义派,“和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派一样,都是一些相当‘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有害的危险东西,当作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5]

    马克思对真正的共产主义是这样描述的:“共产主义私有财产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被仅仅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

    可以说,马克思伟大的历史感使他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哲学深度;在今天,马克思的这些久已被人遗忘的光辉思想,尤其使人惊醒,耐人寻味。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

 

[2] 同上书,第7475页。

[3] 同上书,第3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11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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