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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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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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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私有制的异同  

2011-09-30 13:39:00|  分类: 西方社会结构的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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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制在东西方走过的道路不完全相同。我在前面讲到的私有制的三个发展阶段,是以西方国家私有制的发展历史为蓝本的。那么,东方国家(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私有制发展历史表现出什么特点呢?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私有制以个体直接所有的私有制为主要形态,区别只在于少数人的直接所有还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直接所有;在少数人直接所有的前提下,这些人形成为一个阶级,但这个阶级的成员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占有全社会的生产要素,而是每个成员分别占有数量不同、规模不等的生产要素。

    中国早期的私有制则可以叫做个体间接所有的私有制,即有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国家)共同占有生产要素,国家拥有对生产要素的终极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后通过分封制把生产要素按照爵位和官职的高低分配给个体(奴隶主),奴隶主不是直接地、独立地拥有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而是必需通过国家和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间接地拥有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国家有权收回这种所有权,也有权重新分配、调换这种所有权

    这就是说,中国没有经历一个普遍的个体私有制的原初状态,而是直接从氏族、部落所有制演变为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国家所有制。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以农业为基础的大陆文明和以治水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广大内陆的农业取决于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由于水资源的分布不均,由于远古时代的地理地貌不利于水的贮存和流通,使旱灾和洪涝灾害经常发生,使远古农业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上。因此,稳定的农业生产要求一个比较完整的、公共的水利灌溉体系,而这一体系是个体家庭无法完成的,甚至也不是单个氏族或部落所能完成的,于是部落之间会经常发生激烈的兼并战争,被战败的部落并入战胜的部落并成为奴隶,形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于是国家出现了。国家组织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来完成治水的工程。传说中的鲧就是因为治水失败而被处死的,他的儿子大禹则因为治水成功而成为各部落公认的领袖,并且成功地把公共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启,使“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当然,“家天下”并不等于天下成了帝王一家的私有财产,因为帝王只是国家的人格化代表,是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古代中国人之所以选择“家天下”

这种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方式,是因为他们发现,通过帝王血缘关系的传承、通过长子继承制,是一种最佳的权力交接和继承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成本最低;反之,如果在广大的帝国范围内,通过民主选举或禅让、选贤任能等方式来实行权力交接和传承,必然会引起无休无止的内战(在古希腊由于城邦的范围较小,又由于个体私有制的发达,则选择了民主制)。这种以分封制和井田制为主要特点的古代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000多年,历经夏、商、周三朝,直至春秋战国时代才陷入崩溃,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个体地主所有制、小工商业主所有制为内容的个体私有制才发展起来。但是,国家所有制依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强大的经济力量,这不仅表现为皇帝、皇室、贵族和官僚构成的国家体系直接占有大量的土地(皇帝是最大的地主,皇室成员是特大的地主,贵族和大官僚是大地主,中小官僚是中小地主),而且还表现为,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对个体地主、个体自耕农、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商人的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本身,拥有某种终极的所有权: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部宪法和民法规定臣民独立的财产所有权和人身自由权,相反,皇帝和国家政权随时可以根据其制定的法律剥夺臣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个体私有制只能在国家所有制即地主阶级的集团私有制的控制下得到存在和发展。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个体地主和个体商人在发财致富后,要拼命跻身于官僚阶层,或者买通当地的官吏,否则就会失去政权的保护,而随时遭受灭顶之灾。

    中国古代的集团私有制、国家所有制与西方式的个体私有制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经济与政治直接合一,国家既拥有政治权力又拥有经济权力,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价值的多元化,不利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自由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过分集中统一于国家,使民间力量和市民社会得不到充分发育;所有的人都朝一个目标努力即顺着等级阶梯往上爬,做官成为唯一的选择,自由的工商业活动、学术活动不仅不可能,即或有也是被压抑和被蔑视的;经济力量、文化力量受制于政治力量,得不到自由的、多元的发展,反过来,由于经济上、文化上得不到多元的发展,就不可能对国家政治权力形成有力的制约,而国家本身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因而无需理睬来自民间的制约;在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同时,还形成一种整体主义的群体本位文化,限制个体力量、个性的发展。

    2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集团私有制,除帝王、皇室成员、贵族的财产有比较明确的产权边界和数量规定外,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工商业财产、国家财政收入、国家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收入以及国家凭着对臣民的财产的终极所有权而获得的财产(通过褫夺、罚没、充公、苛捐杂税、强迫徭役而获得的财产),则没有明确的产权主体,其私有化的方式,一是通过等级制进行分配,如根据爵位和官位的高低来分配相应的俸禄和特权,这种分配是公开的有明确规定的;二是根据各级官吏拥有的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第二次分配,这种分配是秘密的,是通过贪污、受贿、钱权交易、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等方法进行的——由于这种方式也是普遍的,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习惯,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和法律,只不过不是一种公开的制度和成文法,而是一种内部的默契和习惯法,只是为了平息民愤或为了整掉政敌,才会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惩处这种行为。实际上,政府的各级官吏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聚敛民脂民膏并购买土地而成为直接的土地所有者的。可见,集团私有制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从而也带来一定的随意性,它直接导致政府的腐败,远不如个体私有制那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实际上,就是皇室成员和贵族对封赏给他们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没有完全独立的、终极的所有权,这显然不利于他们进行独立的长期投资和努力的经营。

    3集团私有制经济受制于等级专制政治,并由于其带有产权模糊和不确定的特点,因而十分不利于其商品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因而始终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与此相反,个体私有制经济虽然也曾经停留在自然经济状态,但它终于内在地发展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由此看来,集团私有制乃是一种低级形态的私有制。私有制之为私有制,按其本性,应该是一种产权明晰、确定、独立的私有制,因而本质上应该是个体私有制。因此,集团私有制应该向个体私有制转化,以便逐渐消除其经济上和道德上的不合理性,而使私有制固有的经济和道德的合理性得到发挥。

    但是,集团私有制也是一种私有制,因此它与个体私有制一样,与公有制有本质的区别:首先,政府官员虽然没有直接地公开地占有一定数量和边界的国家财产,但通过他们在等级制中拥有的权力间接地享有相应的经济利益;其次,这个由皇室、贵族和官僚组成的统治集团只占人口的少数,这少部分人拥有全国大部分生产要素,而广大的奴隶、农奴、家奴、杂役、贫雇农、佃农和城市贫民则一无所有,很少或根本不可能分享到表现为公有财产的国家财产,不仅如此,他们本身的劳动力也全部或部分属于这个国家所有,对这个国家和官僚集团有一种无法挣脱的人身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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