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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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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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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和个性层面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  

2011-07-21 23:36:00|  分类: 《人性与个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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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个人和个性层面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

 

写于1989年1月,以《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为名发表于1989年5月24日《北京法制报》。

我的同事纪元参与了本文的写作。

 

    一、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比较由于20世纪初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外危内乱、民族濒临生死关头,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比,轰轰烈烈有过之,而深沉持久则不及。西欧的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等手段与个性自由的目的内在统一起来了,所以在西欧建立起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法治的社会;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则使民主和科学服从于救亡图存的目的,虽然一度振聋发聩,但逐渐消融了个人自由,所以在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以后,建立了一个以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社会。结果,在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又不得不重新开始五四运动尚未完成的启蒙运动。那么,新时代的启蒙运动能否避免五四启蒙运动的悲剧结局呢?中国历史能否走出“大一统—分裂—大一统”的恶性循环呢?中国能否普遍地建立起商品经济和真正地建立起民主政治,从而真正开辟出中华民族的现代历史呢?这有待于我们作出崭新的历史选择。

    比较一下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重大的区别:
    第一,前者是一种内在觉醒,是西方人出于其内在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需要而对传统基督教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是日益强大的新兴商品经济和新兴市民阶级的需要在文化上的表现;后者则是在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产生的强烈警醒。前者是追求发展因而充满生气、自信与冲击力的讴歌和宣言;后者则是图求生存因而充满沉痛、焦虑与屈辱的呼唤和呐喊。
    第二,前者是在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独立地探索自身发展的道路;后者则是在“万事不如人”且自身一时难以形成再生机制的情况下,企图照搬西方文化,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前者在猛烈抨击传统文化时,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系统;而后者虽然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否定,却没有建设出一种能够取代旧文化的新文化。
    这两个方面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正因为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种内在否定力量,所以才能形成一种否定旧文化和建设新文化的内在机制。正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尚未形成新兴的社会力量,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动力,从根本上讲就不是内部的冲动,而是一种对外部威胁的本能抵抗,所以它只能用外来文化来毁坏旧文化,并开出新的救世药方,而不能自为地形成一种破旧立新的内在机制。
    这种内在机制就是个人本位和个性自由的价值观。西方之所以能形成这种价值观,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必然要求个性解放,必然要求形成作为新文明创造者的新的历史主体。这种主体把自己的特殊需要与利益放在首位,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目的。相反,中国近代面临的迫切课题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救亡图存,不是内在地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而是抵抗外部威胁。当然,许多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为了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就必须彻底否定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而建设一种新的文明。但是,主张变革的新力量本身就是在外部的打击下形成、凝聚起来的(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从旧的社会结构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因此他们先天不足,他们在自己的社会—文化母体中找不到建设新文明的因素和力量,因此只好把西方现成的东西照搬过来——先是搬技术,然后搬制度,最后搬文化价值系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出其前辈(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地方在于,他们认识到没有人本身的变化,没有国民性的改造,一切技术、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革都将付诸东流。但是,五四知识分子所要完成的任务仍然是救亡图存,正是这一任务使他们形成了一种与他们用以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恰相对立的内在价值取向,即以整体为本位和目的的价值取向。
    日益深化的民族危机每天都把救亡图存的任务提上日程。而要救亡图存,与其缓慢地发展人的个性(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如唤醒民众的爱国主义激情,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把他们凝聚起来,从而以整体的力量战胜外敌和内部腐朽力量,这日益成为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和自觉选择。所以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并获得广泛的传播;所以对工农的崇拜代替了知识分子的主体自信;所以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虔信和献身热情融化了个人的特殊追求;所以对民族利益、革命需要、集体纪律的服从变成了个体人格和个性自由本身。但是,这一转变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启蒙被救亡所中断,而是启蒙转化为救亡——启蒙运动深层的价值取向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行动,知识分子的个体忧患汇集成了集体的信心,沉痛而孤独的社会责任感归宿为对整体事业的参与热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包含的内在矛盾终于得到解决,目的与手段统一起来了。中国人回到了自身。近代史走了一个圆圈,又返回到了起点。
    按照社会的正常发展道路,个体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并不构成对立,相反,前者倒是后者的基础。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个性发展的结果,而每一新社会形态的确立,又促进更大的个性发展。只有当一个民族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时,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需要才不再直接统一,倒是表现出明显的对立。为了依靠整体的力量战胜外敌和加速本民族的发展,往往必须限制个人自由,这时民族的复兴与强盛成了目的,而个人发展则变成手段;狭隘的功利考虑被放到首位,而人本主义原则被置之度外。

    二、应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

    现代文化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每个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必须朝更大地扩展个人自由的方向改革。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应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建立充分保证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们主张个人本位和个性自由的原则,与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理想,并使之得到了科学的论证。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创造者,是历史运动的归宿。“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真正的历史成果是自由的个性,而种种物质的因素作为中介转瞬即逝了。因此,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个性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
    我们过去接受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本义背道而驰,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国家”、“集体”等等成了目的,而个人则成了这些共同体的手段。其实,任何把个人当作手段的共同体都是抽象的、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说,在真实的集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正好是最本质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因为只有当每个个人的创造力及热情充分激活起来时,社会财富才会充分涌流;相反,压抑个性则将导致社会的僵滞和历史之流的干涸。用压抑人的个性发展换来的短暂的高速度,不久就会转化为长期的停滞;而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和热情,则能使社会发展获得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因此,必须以个人本位和个性自由作为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取向,来改造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重铸个人与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必须把所有制朝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个人生产积极性的方向发展。
    我国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由于国家代替人民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因此,虽然人民被宣布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实际上,人民当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没有现实的产权。这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不相符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这种所有制由于一方面消除了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独占权而使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另一方面又确立了每个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此,马克思把它叫做“联合起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在这里,公有制获得了非常具体的内容:它不过是每个“私有的”个人的自由的社会联合而已。
    社会个人所有制——这应该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的目标模式,尽管具体操作过程是极其艰难和长期的。这一目标模式具有双重的优越性:一方面,它将克服国有制由于忽视个人所有权所产生的弊端,创造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崭新的微观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它将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缺陷,即少数人独占生产资料,大多数个人一无所有。其实,资本主义也正逐步由古典形式向现代形式转化;越来越多的个人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在宏观上的社会化和微观上的个人化相结合,这已经依稀显露出了马克思预见的“社会个人所有制”的萌芽。
    第二,使民主和法制朝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方向发展。
   现代民主和法制的真正基础是个人自主。民主是这些自主的个人建立的为了容纳所有个人的自由而不使其彼此否定和抵消的社会机制;法律是这些自主的个人通过彼此妥协、让步、认同而形成的共同意志和行为规范。个人自由包括个人经济生活的自由、私生活的自由、公共生活的自由和精神生活的自由等等。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自由不受他人或社会组织机构的侵犯,并把这些自由固定为法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既保障每个个人的自由,又不致使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随着个性的每一步发展,民主和法制也随之而发展。
    经济自由是最重要的个人自由。为此,我们必须着手建立新型的公有制——社会个人所有制。但要成功地完成这一改革,就必须有民主和法制作为政治上的保障,否则就难以避免近年来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种种恶劣现象。目前急需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廉洁、守法的政府。民主政治的基本法则之一是,公民为本,政府为用,主权在民。但由于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范围,不可能直接处理一切社会事务,因此,公民把处理这些事务的权力转让给政府,并以纳税的形式提供给政府活动费用;如果政府滥用权力,违背民意,人民有权收回自己的权力。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从两个方面防止公民让渡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不致与公民自身相异化:(1)法是公民意志的表现,政府必须依法行事;(2)如果政府公职人员违法,公民有权起诉,使之受到法律制裁;或者公民通过民主程序罢免不称职的政府或公职人员。
    第三,建立一种以个人本位和个性自由为主导原则的现代文化价值系统。
    如果说文化价值观念的根本变革是政治经济的先导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养成的依附型、萎缩型的人格和消极忍让、麻木不仁、没有权利意识和责任感、缺乏进取心和成就欲等精神特征。文化转型的关键环节是确立个性自由的原则。当然,要普遍地造就具有个性的人或自由的个性,有赖于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但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本身又只有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人才能建立起来。统观全局,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变革是个系统工程,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价值取向的转变是一切变革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断然走出五四前辈也没有跳出来的精神迷雾,展开彻底的、深入的、广泛的、持久的启蒙运动,把个体本位和个性自由原则变成国民的普遍心态,这样才能保障经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使大写的“人”字镶嵌在我国的体制和国民的心中。

    三、超越五四与超越历史

    不能把社会与个人抽象地对立起来,仿佛社会的需要必然要求压抑个人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牺牲个人的发展。其实社会是许多个人自发或自觉的结合。从长远的历史过程来看,从根本的动力机制来看,社会的发展有赖于个人的发展。正是无数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给社会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相反,压抑大多数人的个性必然导致社会的僵化和落后。

    以个性自由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来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使中华民族走出几千年(包括最近一百五十年)陷于其中的历史怪圈的唯一出路,任何其他方法都将使悲剧重演。目前,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而中国内部自身也开始涌现出否定旧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上述选择,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具有内部的根据和外部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五四也就是超越整个中国历史,也就是真正开展出中华民族的现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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