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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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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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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从个人存在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重建(1)  

2011-07-20 22:36:00|  分类: 《人性与个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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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1986年 

 

 

论萨特的历史人学观

 

一、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

萨特首先论述了时代与哲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当哲学反映的那个历史时期还没有被超越时,那么哲学本身也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当产生和掌握一种哲学并受这种指导的实践还有生命,那么这种哲学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那些自命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不过是重弹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老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对某种包含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思想的重新发展而已。萨特从此出发,审查了过去自己也主张的旧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它也不过是克尔凯郭尔主义的花样翻新而已。

萨特认为,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是有理由存在的,因为在黑格尔哲学中,知识上升到它最卓越的地位,它把任何存在、任何矛盾和分裂、任何不幸和痛苦统统扬弃地纳入自身之中,因而成为“绝对”。克尔凯郭尔以纯粹个别的主观性来反对这种本质的客观普遍性。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扬弃只是逻辑上的,而事实上痛苦依然存在。人的存在是不可能还原为观念的,它是一种不顾任何哲学而企图在其狭隘性和无限深刻性之中自我肯定的内在性。萨特认为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各执一端,因此克尔凯郭尔有理由反对黑格尔,如同黑格尔有理由反对克尔凯郭尔——黑格尔之所以有理,是在于:与其坚持某种僵死而贫乏的、空洞的主观性,不如用概念去追求那个真正的具体;克尔凯郭尔之所以有理,则在于:人类的痛苦、需要、情欲、辛劳是一些原生的实在,它们是不能还原为思维和知识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主义和克尔凯郭尔主义的抽象的对立:一方面他反对黑格尔的抽象的客观主义,这种客观主义认为凭借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便可以克服异化,而实际上,劳动的异化乃是一个历史性的现实,要扬弃这种异化,必须通过物质性的劳动和革命的实践;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反对克尔凯郭尔的同样抽象的主观主义,而把具体的人放在他的研究的中心,这种人是同时由他的需要、由他生存的物质条件以及由他的劳动即他对物和其他人的斗争的性质来规定自己的。所以马克思既和克尔凯郭尔一样肯定人的存在的特殊性而反对黑格尔的抽象普遍性,同时又像黑格尔一样在其客观的现实性中掌握了具体的人,而反对克尔凯郭尔的抽象主观性和抽象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既然已经克服了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那么任何复活它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比如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就已经破产了。雅斯贝尔斯把我们带回到克尔凯郭尔那里,带回到纯粹的形式上的主观性上去,这种主观性是在本身的失败中发现自己而又发现超验者的。人永远处于异化世界中,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完全的分裂之中,惟一的出路只有妥协。

萨特指出,这种对辩证法的谴责,已经不是针对黑格尔,而是针对马克思了;已经不是拒绝知识,而是拒绝实践了。如果说克尔凯郭尔不愿意作为概念出现在黑格尔的体系里,雅斯贝尔斯则拒绝作为个人参加马克思主义者所制造的历史:如果说克尔凯郭尔比黑格尔进了一步,因为他肯定了实际生活的现实性,那么,雅斯贝尔斯则退到了马克思以前(即克尔凯郭尔)了——他逃避实践的现实运动,躲到抽象的主观性中。萨特指出,这种存在主义反映了两次战败后的德国的态度,也反映了某些欧洲资产阶级的态度,他们想以灵魂的高贵来证明其特权,想在一种优雅的主观性中去躲避他们的客观性。这种软弱无力和阴阳怪气的哲学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二、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但是,萨特马上接着说,还有一种存在主义,它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发展着。这是怎么回事呢?

萨特回顾了自己以及他那一代(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现和靠拢以至转向马克思主义、接近工人运动的历史。起初,萨特也读过《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但他的思想还受传统观念束缚,因此不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改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即工人运动。工人群众这个巨大而阴郁的团体,在体验实行马克思主义,它远远地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工人运动表明,全部矛盾并没有解决。因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接受的那种传统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人道主义便破裂了,于是便要求一种能解释一切的新哲学。但是,破裂并没有把他们直接引向马克思主义,破裂的方式仍然是主观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因为他们只看到现实的悲惨和生活的丑恶,并认为生存是一件丑事;他们只是夸张地把现实的矛盾突出出来而没有找到解决矛盾的道路;他们虽然要求从“具体”的存在中去认识人,但还没有把人看做是一个创造着自己生存条件的人;他们满足于描述那些人为地一个个孤立起来的本质和类型,却不去重新构成一种“已经变成”真理的综合运动(在这里萨特实际上是回顾了自己思想发展中的存在主义阶段)。只有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全部血腥的历史,经过德国法西斯的占领、抵抗运动以及以后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才真正愿意同工人阶级并肩进行斗争,才真正把握到历史的真实;所谓具体就是历史,而行动就是辩证法。这样,萨特才真正开始理解并转向马克思主义。

但是为什么“存在主义”还要保持它的独立性呢?原来是,“马克思主义,在像月亮吸引了潮汐一样吸引了我们以后,在改变了我们的全部思想之后,在清算了我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范畴之后,它突然把我们丢弃了;它没有满足我们对理解的需要;在我们所处的特殊立场上,它再没有一点新的东西来教育我们了,因为它自己已经停滞了。”[①]原来是,“自从马克思以后,辩证思想对它的对象的关心已经超过它对自己的关心”[②],马克思主义逐渐不再进行自我批判而变成了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最典型代表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根基于两个事实:

第一,苏联在被包围和孤立的情况下大搞工业化,因此对意识形态提出了一个双重性的要求:安全——这就是说统一——和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本来,具体的思想应当产生于实践而又回到实践加以指导,但是,党的领导者们热衷于把集团的整体性发展到极端,他们害怕:真理的自由发展,连同它所包含的一切争论和矛盾会破坏斗争的统一性,因此禁止自由思考而给自己保留了决定路线和解释形势的绝对权利。这样,理论便和实践脱节了:一方面实践变成了无原则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和僵硬的知识。

第二,苏联实行官僚主义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先验地使人和事物服从于思想(计划),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暴力强加于事实。许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违反经验,不顾一切使他们感到麻烦的细节,粗暴地把条件简单化,尤其是在研究以前就把事实概念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

由于这两个原因,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维方式,其特点就是把分析和综合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一方面综合不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走向总体化,而是用一些先验的实体和僵死的总体性强加于事实;另一方面,分析不是在一般的透视中研究各种事实,使认识更加丰富,而仅仅在于摆脱细节,给某些事实强加一种意义,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以便重新找到某些不变的拜物教化的“综合观念”作为事实的本质。当他们把事实的意义还原为普遍性后,他们只愿意承认让事实作为一种渣滓而存在,进而又把这些渣滓当作简单的偶然性而加以抛弃。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探索性的了。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各种总体性是在研究的范围内自己规定自己的,分析乃是综合的第一步,而马克思又具有一种“使分析的对象重新获得了生命的一种综合的眼光。”[③]因此,存在主义固然无权象雅斯贝尔斯一样反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却有权反对僵化了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体系里,人好像洗了一次硫酸澡而消融了,存在主义就是要把人重新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内,就是要“在凡是人所在的地方——在他的劳动中,在他家里,在马路上,到处去寻找人。”[④]存在主义的研究对象就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个别的人,是处于集体对象的和别的许多个别的人的环境里面的阶级之中的个别的人,就是由于劳动分工和剥削而被异化、物化、神秘化而又用歪曲的工具手段同异化进行斗争——尽管也慢慢获得一些进步——的个人。”[⑤]存在主义并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后者才是真正的哲学,而前者不过是一种思想体系,它只有溶入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才有出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本身远不是枯竭了,它还正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像刚刚在开始发展呢。

以上几乎原样抄录了萨特对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看法。那么萨特到底是想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化还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萨特本人没有提出“……化”的要求。我们认为,萨特已开始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意识到了他过去所主张的存在主义的局限性并通过清算雅斯贝尔斯而清算自己。他把人看成他的需要和享受、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劳动的统一,这是符合马克思思想的。他也承认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承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过程”的观点,这些观点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所以,萨特如果真想“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的话,那么,这不是意味着他想用他过去的存在主义来吞并、“改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想用一种经过马克思思想改造的存在主义来改造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本来就没有存在主义存在的理由,只是相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存在主义者才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把自己干脆叫做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萨特确实愿意并已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也许有人要怀疑这种转向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但要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萨特之转向马克思主义,正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巨大的感召力。萨特毅然否定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公开表示愿意转向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一种罕见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但是,萨特走向马克思主义是不彻底的。在《方法问题》中,我们还不能很清楚地看出他早期的存在主义如何影响《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观点,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如果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包含着历史的人学(即所谓“存在”的思想体系)及其统摄理解方法,如果萨特现在所主张的所谓存在主义思想不过是复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一些基本看法,那就根本谈不上用存在主义来改造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了,我们只要发掘、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就够了。萨特还要坚持所谓存在主义的独立性,表明他还留恋自己的过去,还舍不得完全放弃自己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荣誉”和虚荣心。在我们看来,既不存在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更不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的问题。

萨特的“存在”的思想体系便是一种构成性和历史性的人学。那么建立一种人学会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呢?人学是不是就等于抽象的人本主义,等于历史唯心主义呢?当然不是。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人的存在和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⑥];“‘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⑧]。我们看到,在苏联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根本就没有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存在和本质以及二者的相关关系和发展规律加以研究,相反,人消融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范畴之中了。“社会存在”本来是人的

存在(即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社会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本来是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⑨],现在它们却成为独立于人的自在自为的抽象实体,它们的矛盾运动决定历史的发展,也决定人的命运,而人不过是历史运动的被动的产物、残渣和……排泄物。萨特认为人在这里洗了一次硫酸澡,我们认为这一批评是公正的。实际上,历史是人的历史,正如人是历史的人,因而历史哲学便是人学,人学便是历史哲学。人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的人学,这是一回事。如果萨特说人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人的话,那么恩格斯刚好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学”与萨特的“人学”不完全一样,前者的对象是人类总体即历史本身,后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具体个人,但是前者必须包含对具体个人的研究,否则所谓“人类总体”便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后者,正如萨特在后面所论述的,是要研究个人实践如何投入历史的总体化运动。萨特的错误,不在于他要建立历史人学,而在于他认为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一块人学的“空场”,只要把他的历史人学填补上去就行了。这是对人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外在的机械的理解。

三、建立历史人学的中介问题和辅助学科

在这一部分萨特继续批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是先验的,它的概念不是从经验中引出的——或者,至少不是从它企图加以解释的新经验中引出来的——它早已把这些概念构成;它早已肯定了它们的真实性,它给它们肯定了构成公式的任务:它的惟一目的是把所考察的事变、人物或行动纳入一个预制的模子里。萨特指出,不错,经济原因是基础,但政治现实也是不可还原的东西。应当通过具体的人们的中介、通过基础条件在人们身上造成的性格的中介,通过人们所使用的思想工具的中介等等来把经济基础和政治现实联结起来,不这样的话,就会把人的活动还原为一种物质力量,而其效果显然取决于这种物质力量在其中活动的制度,从而陷入马克思所经常批判过的经济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习惯于进行淘汰的工作,其方法是:拒绝进行细分,干脆取消杂多,用普遍代替个别,而不是在保留杂多的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把它们重新变成一个整体。教条主义倾向于把一个行动和一个思想的实在内容当作一个假象,而当他把个别消融于一般以后,就踌躇满志地认为他已经把假象还原为真理了。马克思的方法与此刚好相反,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具体就是各种规定和层次化的现实的有层次的总汇。教条主义违背马克思的方法,总是把个人归结为抽象,而一般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具体,这样,这种偷懒的和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就笼统地把实在的人变成它的神话故事的符号,从而把一种能够实在地掌握人的存在的复杂性的惟一的哲学变成了一种偏执的幻想。

萨特举例来批评教条主义的方法。如果我们要理解瓦莱里,那么教条主义就立刻给我们指出他是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出他所处的集团的物质条件以及与其他集团的关系,指出他那个阶级的轻微地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唯心主义,至于瓦莱里本人及其作品,则变得无影无踪了。萨特承认应该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一般本性,指出瓦莱里和他的阶级和环境的关系。

但是,瓦莱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能由此就反推出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瓦莱里,因此,从一般到个别之间,必须加入中介的层次,这才不至于把瓦莱里的个性看做简单的偶然性而丢开。萨特认为,必须在不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各种中介因素,只有这些因素才能产生个别的和具体的生活、实在的和有时间性的斗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矛盾为根据的人物。比如要研究佛罗贝尔(通译福楼拜),必须通过对他的家庭和童年生活的研究,才能把他和小资产阶级联结起来。佛罗贝尔的家庭不是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是一个乡村兽医的儿子,母亲与贵族有亲戚关系,因此这个家庭是从贵族阶级和农民阶级分化、转化而来的一个不纯粹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和母亲的思想、性格及两者的矛盾自然给小佛罗贝尔以很大影响。佛罗贝尔就是在历史的特殊性中,通过这个家庭固有的矛盾而模模糊糊地接受他的阶级的教育的,因此他既生活在普遍性中又生活在特殊性中,这就造成了他之为他的个性。

萨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要找到从一般的抽象规定进到具体事件和具体个人的中介的话,就必须借助于一些具体学科,比如心理分析学。心理分析首先考虑的是确定一个儿童在某个社会的内部的家庭关系中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是说它怀疑社会制度的优先性,正好相反,它的对象取决于某种家庭结构,而这种家庭结构则只是属于某个阶级的在某种条件下的家庭结构的某个个别化而已,因此通过心理分析本身便能显示家庭的进化,而家庭的进化又反映了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当然,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不重视心理分析,因此使心理分析缺乏原则和理论基础,从而在它里面夹杂着一种无害的神话学(在扬格和弗罗伊德的某些著作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用害怕精神分析,因为作为中介的心理分析并不否认个人对环境和阶级的直接关系,它不过试图说明个人如何感受他的生存方式,从而接受、拒绝或超越这种生存方式,因此,它不过有助于更好地构成实在的种种场合,从而建立真正总体化的知识而已(当然也有人唯心主义地玩弄精神分析)。

另一种探索中介的辅助学科是微观社会学。萨特说,在生产关系和政治、社会结构关系的基础上,还存在一些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个别的人受这些关系制约,比如他属于某一居住团体或某种自发的文化团体,个人正是通过这些团体而或多或少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生存条件。这些具体的人际关系便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而现代马克思主义也像敌视心理分析一样敌视它,认为它坚持唯心主义的和静态的认识方法,其惟一目的和职能便是掩盖历史。萨特也用了相当篇幅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种种缺陷,但他认为,社会学的很多材料并不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矛盾,它的调查、试验和统计方法也是精确的;它作为历史的总汇的一个环节,揭示了具体的人和他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个人和各阶级(或者别的任何一种团体)之间的新的中介因素。

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研究种种社会现象,不研究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之间的种种中介,因此它一方面不能理解个性,把它当作偶然性而抛弃掉,另一方面也不理解社会结构,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动的结构,因此,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除了抽象的普遍性的骸骨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实际上,与人相异化的社会结构也是从个人之间的分裂和矛盾中产生的。当然,并不是说要给马克思主义本身外加一种方法,因为辩证哲学的发展本身会使这种方法在一种横的综合工作和深刻的总体化之中产生出来,更不是说要在第三条道路或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名义下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方法问题》正是要找寻这种方法,以便把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学的材料纳入辩证哲学的总汇之中。以上萨特论述了中介问题和辅助学科问题,对此我们无法提出实质性的批评。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认为认识正好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也以某种一般观点为指导)、从一般到个别的不断往

复的运动,而在这一运动中,不找出种种中介而企图直接用一般解释个别或把个别归结为一

般,正好是教条主义的本质特征。整个人类认识运动和人类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都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历史唯物主义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

的一般规律,不研究丰富的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不仅应当从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学,

而且应当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心理学等等具体社会科学中吸取营养。现

在马克思主义也相当重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了萨特在二十多年前的建议是有

价值的。实际上,也应当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心理分析学,侧重于研究个人心理。无

论如何,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及其理论表现,乃是从一种实践到另一种实践的中间环节,没

有这个环节,人类实践和历史运动便是不可思议的。

萨特确实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是,他是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进行自我否定的,因而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存在主义的印记。《方法问题》暴露出两个最大的错误是:

第一,否认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封闭在历史领域而不是让它向整个世界开放——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人与之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界完全没有辩证法的话,人的实践的辩证法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第二,萨特企图制造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这说明他还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差别是有的,但对立则纯属子虚乌有,因为马克思也承认自然辩证法,而恩格斯在晚年还特意强调过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由于《方法问题》中只在几处地方暴露了这两个错误,所以我们无法进行详细的批判。《方法问题》中还有其他许多缺点如把辩证理性和分析理性完全对立起来,过分强调精神现象如歇斯底里病对理解历史事实的意义,认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不过是处于同一缺乏中而进行斗争的两个集团以及滥造概念、行文晦涩等等,但是无论如何,萨特积极靠拢马克思主义,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很多中肯的批评,力图恢复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以及探索人学研究的辩证方法,这些努力是不能嗤之以鼻的。

 



[]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方法问题》1963年,商务印书馆,第1819页。

[]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方法问题》1963年,商务印书馆,第3页。

[]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方法问题》1963年商务印书馆,第10页。

[]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方法问题》1963年商务印书馆,第23-24页。

[]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方法问题》1963年商务印书馆,第98页。

[] 《马恩全集》第42卷,第131页。

[] 《马恩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 《马恩全集》第4卷,第175页。

[] 《马恩全集》第46卷,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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