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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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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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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人、个性的哲学思考(2)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个人问题  

2011-07-12 20:51:00|  分类: 《人性与个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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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个人问题

马克思才是真正批判地克服了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他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回复到感性的自然和人类,进而通过对经济事实和市民社会的研究,把握到了实践的、社会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人引申出国家,而是从国家引申出实现的人,“因此,黑格尔不去表明国家是人格的最高现实,是人的最高的社会现实,反而把单一的经验的人、经验的人格(指国王——引者注)推崇为国家的最高现实。这样用客观的东西偷换主观的东西,用主观的东西偷换客观的东西(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想给抽象的实体、理念写传记,于是人的活动等等在他那里就一定是其他某种东西的活动和结果,其次是因为黑格尔想使人的本质作为某种想象中的单一性来活动,而不是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把某种经验的存在非批判地当作理念的现实的真理”,结果是经验的存在、现实的个人成了理念的实在环节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2293页。。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团体、家庭等一般的法人是现实的经验的人的实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是人的存在的社会形式,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和客体化。人永远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3页。。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其历史哲学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有一致之处,即他们的共同出发点都是特殊的人、个人。但是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与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又是截然不同的人。固然,“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我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具有三重规定性:

第一,他们在一定的生存条件下从事活动。

第二,他们的活动改变了旧的生存条件,创造出新的生存条件。

第三,他们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旧的自我,创造出自己新的个性、能力、品德、性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

由此,可以把“现实的个人”定义为在一定生存条件、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能动地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个体的人,是追求自己自由的相对独立的特殊实体。

在马克思这里,黑格尔并没有被当作死狗扔掉。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一般世界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仍然是现实的存在,只不过从现实的个人那里获得了原初的规定和源泉,这些社会历史现实又反过来作用于现实的个人。所以马克思是严格地从个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的辩证关系来确立个人的本体论地位,确立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确立个人自由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扬弃了个人与社会历史过程、克尔凯郭尔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抽象对立。一方面,客观历史进程获得了主体、个人的规定: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劳动而把自己创造为人的过程,不过是各个个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的总和而已;个人不再是逻辑行程的一个消极环节,不再是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是具有创造性和自主性的主体。另一方面,个人获得了客观的社会历史规定,具体个人既是按他的需要,也是按他生存的物质、社会、文化条件,并通过其实践活动来规定自己的。马克思既像克尔凯郭尔一样肯定个人存在的特殊性而反对黑格尔的抽象普遍性,同时又像黑格尔一样把具体个人置于社会历史过程中而反对克尔凯郭尔的抽象特殊性;既扬弃了黑格尔的抽象的客观主义,也扬弃了克尔凯郭尔的抽象的主观主义。

马克思这一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几乎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贯穿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条总纲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也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页。这就是说,人类历史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是客观的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进程”,又是个性不断地由贫乏向丰富、由抽象向具体、由片面向全面发展的历史,是个人实践和主体行为的过程。最初,交往形式与个人的个性是相一致的,因而构成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当然这种原始的一致只是这些个人的一种“局限状态”和“片面存在”。这种原始的一致破裂后,“已经成为桎梏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被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页。。在这一历史阶段,个人成为“阶级的个人”,成为“偶然的个人”。无产阶级革命将消灭私有制,使从前对个人表现为外在的异己力量的交往形式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这样个人就成为“完整的个人”,成为“有个性的个人”,与此同时,劳动转化为真正的自主活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线索,大体划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等几种社会经济形态。但是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所写的手稿中,马克思则直截了当地以个性发展程度来划分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马克思的这两种划分继承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这两种划分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的。贯穿《资本论》的一根红线仍然是主体活动和客观条件(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个人与社会历史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可惜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朝着两个极端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片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主体性、主观性、相对性、个体性的因素,从而汇入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又过分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客体性、客观性、绝对性、整体性的因素,几乎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客观主义、客体主义、绝对主义和整体主义,客观条件、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被强调成为“物神”一般的自在自为的实体,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具体个人则被严重地忽视了。

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同时,这种哲学也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所以在最近二三十年间,苏联、东欧哲学界开始在改革哲学体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国自十年浩劫以后,开始了深入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哲学界开始全面反省现存哲学体系,主体性、实践、自由和价值等长期遭到忽视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这些年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还停留在类的、总体的、一般的层面上,还没有把个人问题作为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哲学问题提出来,个性、个人实践、个性自由、个人价值等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理论,不仅具有内在必然的根据,而且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首先,重建马克思主义个人理论,具有充足的理论根据和重大的理论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和人学(两者是一码事:历史人学或人的历史哲学)看来,个人及其实践活动是一个首先的事实,是一切历史运动的最深厚的源泉,是整个过程赖以重新进行的唯一能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首先碰到的第一个事实是个人的肉体组织、个人的生存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这些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正是“现实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乃是历史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每个个人一来到人世,毫无疑问都要碰到既定的、他不能任意选择的生存条件,但是,第一,这些生存条件不是自然过程的结果,而是另一些个人活动的产物;第二,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这些死劳动、物化劳动重新运动起来,并改造和超越了这些生存条件,创造出新的生存条件。如果每个个人不创造出新的生存条件,并且给自己创造出新的观念、新的品质、新的需要和新的能力,那么整个历史也就停止发展了。每个积极意义上的个人都是现存生产力所无法限死、现存社会关系所无法穷尽、现存文化所无法窒息的包含种种内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实体,他的内在需要和本性推动他不可遏制地去改造环境,去创造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个人的这种独一无二性、不可还原性和创造超越性就赋予他以历史本体论即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地位和意义。

经常有人用马克思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语,来证明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作用和优先地位;更有人干脆省掉“在其现实性上”这一重要限定语,声称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此把个人归结为社会关系,从而取消个人的主体性、否定性和独立性,取消个人不可还原的内心世界和独一无二的价值。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

第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即在其存在、表现和实现的方式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只能说,“人的存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存在的深层的根据和内驱力。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统一表现在于:人的本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形成起来并且必然外化为、对象化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否则,人的本质就只能是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即某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人就只是孤立的人类个体。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又是矛盾的,其突出表现是人的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异化问题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注意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里我不再一一引证。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性和批判锋芒都建立在其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和必然性也在于此。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完整的“人的现实”,对立统一的过程也就构成“人类历史”。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存在,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和异化理论,因而也无法理解其整个历史哲学。

第二,“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存在的静态结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人的存在就是他的实际生活过程,就是他的能动的类生活即劳动、实践。因此,马克思在同一论纲中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改变环境和改变世界。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做是凝固的实践,实践可以看做是运动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二者都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前者为受动的存在,后者为能动的存在)。人的本质,通过对象化活动,外化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反过来,社会关系的总和也通过人的接受、选择和消费性活动,内化为人的本质。

如果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就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要和为什么能通过实践不断改造周围世界,历史过程也就成了社会关系总和的神秘的“自我运动”了。

如此看来,马克思并没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倒是使社会关系获得了主体的、实践的规定性。按马克思的一贯思想,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决不是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实体,而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生产力是人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本质力量,生产关系则是人们的社会结合,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正是在生产出呢子和麻布的同时,也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7页。。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便失掉其神秘的纯客体化的性质,只有现实的个人才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而“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类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马克思主义最终关怀的就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支点和价值辐射中心。但在苏联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现实的个人却仿佛洗了一次硫酸澡,消融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国家、人民群众等一般范畴及其推演过程之中。结果是,“历史”变成无人称的主体,而个人则变成有人称的物;“历史”获得创造者、推动者的自为规定,而个人则变成它的副产品。历史成为阿尔都塞所谓的“无主体的过程”和结构的神秘转换。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理论,重新确立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本体论地位,无疑将导致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重大的结构变换,所有的范畴将重新获得主体的规定,重新变得有血有肉,那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才重新像它的创始人的著作一样紧紧抓住历史的和人的根本并对人的全身心发出迷人的微笑,才真正走出贫困和危机状态,强有力地回答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挑战。

其次,重建马克思主义个人理论,具有充足的方法论根据和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人学理论的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在研究具体个人和具体历史现象的基础上取得的。在一般历史观的指导下去研究特殊历史现象和现实个人,是分析的过程,是思维的抽象过程;在对许多特殊历史现象和现实个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上升到一般,这是综合的过程即从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过程。后一个过程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个过程才能从特殊对象那里吸取新的灵感和信息,从而使一般理论更加丰富、具体和深化。这一逻辑过程又是与历史过程一致的:现实的个人在不断地改变自身,并向历史过程不断提供新的财富。认识每次回复到的个人,都不再是以前的个人了,这就要求认识永不停息地向具体个人开掘,一旦停止这种开掘,一般的历史哲学和人学立刻就会丧失其自我否定、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变成对具体个人陌生的、僵死的、空洞的教条。个别与一般、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必然要求向具体个人纵深开掘。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从方法论上片面注重由社会历史总体向个人的静态的、回溯的分析方法,而不同时注重个人向社会历史总体的动态的、前进的综合运动,结果个人消失在一大堆一般范畴之中,造成一种由上到下、由一般到个别的单向的机械决定论,而赋予历史以真正发展性质的、由个人出发的总体化的现实过程却没有生动地再现出来。比如著名的阶级分析法,被夸大成为唯一有效的方法论。诚然,阶级分析法能够确切地把个人放置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中,指出个人客观的生存条件。但是,难道走完这一步以后,在给个人贴上了种种标签以后,就无事可做了吗?比如阶级分析法能不能解释如下问题:

1)许多个人的创造活动怎样推动整个阶级的不断变化?阶级本身怎样生长起来和衰朽下去?

2)有些特殊个人为什么会背叛和怎样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比如出身统治阶级的人怎么变成了革命家,而出身被统治阶级的人怎么跻身于统治阶级甚至登上权力的顶峰?

由于没有一种由个别上升到一般、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运动,就不可能搞清楚个人如何选择、综合他的生存条件并给自己创造出新的生存条件,而许多个人的活动又如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格局。在传统教科书中,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一般范畴没有在个人的总体化运动中获得现实的品格,因此,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就显得外在化、机械化和神秘化了。历史运动的内部机制和规律看起来似乎就是几个范畴的简单明了的推演,实际上对具体个人却是无法透入的“黑箱”。重建马克思主义个人理论,无疑能够推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上的变革。

再次,重建马克思主义个人理论,具有充足的现实根据和紧迫的实践意义。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即从农业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的转变时期。从前那种对内大一统和对外排拒固守的社会结构,已经不适应内部生产力和人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强有力的挑战。要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打破旧的一元、封闭的超整体结构,使社会多元化和开放化,否则内部信息反馈和外部信息反馈就没有畅通的渠道,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高速度和高效率。这就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改革既来自个性和个性觉醒,又急切地呼唤个性和个性觉醒。

第一,相当一部分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优秀个人,强烈地要求打破旧体制。这部分人的需要和要求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上来,所以这些年来文学艺术倾向于表现自我、经济学重视市场经济和个体经济、政治学呼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等,哲学上也必然要求确立一种个人理论。

第二,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旧体制的真正变革又有赖于更多个人、全体人民的觉醒和个性的发展。只要大多数个人的创造力没有充分激活、自主能力没有普遍发展、主体意识没有牢固建立,旧体制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改革事业就会半途而废,少数人的奋斗和牺牲就会付诸东流。由此可见,改革事业急需深入持久的启蒙运动,为此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理论。

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化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以儒家为主,道、佛、法、阴阳等家为辅的,总体上作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整体主义文化。这种文化至今还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在民族心理结构中,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巨大阻力。当然,任何一个社会整体,不管它多么死板,都不得不容忍最低限度的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否则它自身也必然走向倒退和消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一直隐隐约约有时甚至慷慨激烈地传出个性的呐喊呼号,反映了专制重压下默默忍耐、煎熬、挣扎着的个人的愤懑和抗争。孔子的知难而为、孟子的威武不屈、庄子的愤世嫉俗、司马迁的崇侠尚勇、嵇康的孤标绝响、黄檗的呵佛骂祖、徐渭的狂放不羁、王艮的飞扬跋扈、李贽的赤胆童心、八大山人的孤傲特立、金圣叹的不可一世、龚自珍的大声呐喊、谭嗣同的慷慨悲歌,等等,都无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个性。可惜的是,个性觉醒在传统文化中有如空谷足音,被整体主义空气所窒息,而且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家们本身也或多或少地受正统观念的束缚,因而其个性思想往往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传统文化的一般格局中,个人需要和欲望、个性自由等被视为一种“恶”,一种导致社会动乱的破坏力量,因此应当无情地压抑和剿灭之,仿佛压抑了个性,就会导致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实际上恰恰相反,正因为个性不发展,才导致整体的衰朽、滞陷和落后;正因为大多数个人的需要、创造性、自主要求和自尊心等得不到正常的培养、发挥和满足,而总是被粗暴地践踏、被骄横地蔑视,结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的满腔怒火便恶性地爆发了,从而导致周期性的、破坏性的大动乱……整个社会的自由和文明只能建立在个性自由的基础上,社会的真正和谐和稳定只能建立在个人需要的满足和个人能力的发挥的基础上。否则,社会只是达到表面的虚假的统一,而骨子里仍然是一盘散沙;只是造成表面的虚假的繁荣,其实却缺乏蓬勃而深沉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许多光辉灿烂的瑰宝,只可惜囚陷在一种封闭、惰性的结构之中。在当代世界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显得衰老、蹒跚、反应迟钝。只有在彻底破坏其基本格局的基础上,才能把其中潜在的活力解放出来。重建马克思主义个人理论,对于打破传统文化并建设一种以个性自由为主导原则的新文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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