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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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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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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类与超人的悲剧(2)  

2010-03-11 11:31:00|  分类: 《悲剧哲学的诞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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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到超人的过渡

 

    虽然人类看起来很不成器,甚至惨不忍睹,不过,超人心须从人类产生,而人类中也蕴藏着产生超人的可能性:“迄今为止的人——有几分像未来人的胚胎——他已经孕育着一切以创造未来人为目的的创造力了。由于这些力无比巨大,所以现在的人就要受苦他愈是要决定未来,也就愈要受到磨难。这就是对苦难的最深刻的见解。因为这些创造力彼此撞击着。个人的孤立,这无须隐瞒——其实,一切个体中都不停地有某种物体在流动,他们感到孤独这一事实,在确立他们最遥远的目标的过程中乃是最有力的刺激;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幸福的追求乃是积聚和调节创造力和防止相互为害的手段。”[1]

    超人只能从残破的人类中涌现出来:“大多数人把人表现为断片和部件,只有当人们把它们合计在一起时,一个人才会冒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时代、所有民族就都有某种碎片性质;人是一件一件地发育起来的,这也许属于人类发育的经济学。因此,人们完全应该承认,这里的关键仍然只是综合的人的实现,而低等的人,巨大的多数,只不过是前奏和训练而已,通过这些前奏和训练的相互配合,就会在某处形成完整的人,里程碑式的人,后者标明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前进了多远。”[2]尽管人类并不一定在某条唯一的路线上前行,这个已经达到的类型也许又会消失。

    虽然说人类事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奔赴超人的目标,不过事后看来,或者准确地说,从想做超人的人的视角来看,或站在超人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几个人类向超人过渡的历史阶段或几种并列杂陈的谱系学形态:

    一、最初的人

    原始人、野蛮人,刚从动物脱胎而来,在一切方面显得与动物差不多,但也像动物一样纯朴、自然。诚然,他们的个体力量很弱,因此对群体的依赖性很强,但这时候群体与个体还处在原始的、直接统一的状态,在群体的习俗和道德范围的,个体之间的差别也被认为是自然的、必然的、正当的、合理的。强者即使在掠夺、征服、杀戮的时候也显得是纯洁的、自豪的、理直气壮的,而弱者对强者的服从也是自然和心悦诚服的。原始人只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的和“坏”的,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善”的和“恶”的。只有好人和坏人、朋友和敌人、高贵的人和普通的人的区别,没有善人与恶人的区别。好的行为并非是无私的行为,坏的行为也并非是自私的行为,债权和债务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不能因为谁是一个较强的人就必须放弃债权,而谁是一个较弱的人就可以不偿还债务。人类中出现等级与动物中出现等级一样是无可非议、天经地义的。

古希腊人比较多地继承了原始人的这些特征。他们勇于行动和冒险,没有罪恶感。他们会承认自己在命运面前的软弱、无力、渺小,会承认自己的无知、过失、愚蠢,但不承认自己有罪。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按后人的道德观念真可谓罪无可恕,但希腊人,包括俄狄浦斯本人都认为这一行为是无罪的,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是神的恶作剧。奇妙的是,希腊的神并不因为人责怪他们而发怒,当他们看到人在胡作非为时,只是摇摇头说,“他们真愚蠢”。希腊的神于是变成了对人的辩护。“愚蠢”、“无理”,少许“神经错乱”,这些都是希腊人在最强盛、最勇敢时代允许自己所犯的错误,也是许多祸患和厄运的原因。愚蠢,而不是罪孽!他们甚至认为,“我们是出身高贵、生活幸福、教育良好、地位显赫、品德高尚的人,怎么会患有神经错乱的毛病呢?”[3]

    二、奴隶、弱者、贱民、群盲

    形而上学、基督教、奴隶道德的出现,颠倒了在野蛮人那里形成和在希腊人那里保存的自然等级秩序,强者、主人、高贵者被打败了,弱者、奴隶、卑贱者上升到统治地位,尼采主要从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和过程。

    1.弱者美化自己和丑化强者,把自己对强者的怨恨、嫉妒和复仇欲神圣化为一种正义的道德要求

    弱者单凭个体自身的力量无法改变自己的地位,无法把自己提升为强者,在绝望之余,他们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人数较少的强者。他们逐渐产生一种弱的就是善的、强的就是恶的因而应当扶弱锄强、杀富济贫的道德心理和道德准则。他们把强者妖魔化,认为这些人通过不择手段地剥削、掠夺弱者而成为强者,从而制造了人间所有的罪恶和苦难。犹太人最先发动和领导了这场道德上的奴隶起义,“他们以一种坚忍不拔、始终不懈的坚毅,勇于改变贵族的价值方程式(善=高贵=权势=美丽=幸福=神圣),怀着铭心刻骨的仇恨(无能的仇恨),咬紧牙关地嘟囔什么惟有苦难者才是善人;惟有穷人、无能的人、下等人才是善人;惟有受苦受难的人、贫困的人、病人、丑陋的人,才是惟一虔诚的人,惟一笃信上帝的人,惟有他们才配享天堂的至乐——相反,你们这些高贵者和当权者,永远是恶人、残酷的人、淫荡的人、贪婪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你们将永远遭受不幸,受到诅咒,并将罚入地狱!”[4]欧洲人继承了犹太人这一扭曲的价值观,继承了这一最为彻底的、可怕的和祸及全体人民的战争宣言。这场两千年前的起义今天对我们之所以模糊不清,仅仅因为它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让人模糊不清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奴隶的道德起义并不是弱者对强者的光明正大的复仇,而是一种拐弯抹角的、隐蔽的、阴险狡诈的并因此也是长期有效的、一劳永逸的复仇,这种复仇是以爱的形式出现的,是以“十字架上的上帝”耶稣对一切人的无条件之爱来实现的,在这种爱中,弱者自然能够得到足够的补偿,更重要的是,强者完全失去了自我辩护和自卫的能力,这种包含着隐蔽的诡计的无私之爱的理想从而战胜了迄今为止的一切理想,一切更高尚的理想。

    2.强者难以招架弱者的道德谴责,逐渐产生怜悯、羞愧、内疚和罪恶感,从而完全接受了奴隶道德

    在弱者大众强大的道德攻势面前,强者的价值观和心理感受也发生了逆转:从前,他鄙视弱者,现在他开始同情和怜悯弱者;从前他为自己的强壮、健康、力量、财富和荣誉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现在他开始感到怀疑、羞耻和惭愧;从前他认为支配弱者和接受弱者的服从是正当合理的,现在他开始感到内疚甚至产生一种罪恶感,这种对他人的内疚和罪恶感最终转化成为一种对上帝之爱的原罪感。怀着怜悯、羞愧、内疚和罪恶感的人,把从前用于对付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力量用于对付自己了,仇恨、残暴、追逐、迫害、突袭、猎奇、毁灭之乐——所有这一切都转向拥有这些本能的自己,人开始不耐烦地摧残自己、迫害自己、啃啮自己、吓唬自己、虐待自己,并且把这种自我否定称之为无私、忘我、自我牺牲的高尚品德。强者因为把自己下降到弱者同样的水平,而终于感到了“良心”的安宁和平静。

    3.奴隶道德的基本特征就是仇视现实生命的禁欲主义、悲观主义和追求天堂幸福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

    现在所有的人都接受基督教倡导的奴隶道德了,这种道德的要害在于割断肉体与灵魂、本能与精神、大地与天空、现实与理想的关系,捏造出两个世界:肉体及其所属的现实世界是虚幻的、悲惨的、污浊的、无意义的、罪孽深重的,灵魂及其所属的理想世界是真实的、美好的、完善的、极乐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把自己从第一个世界提升到第二个世界。这样一种割裂使人成为双重的奴隶和弱者:肉体受到精神的诽谤、蔑视、攻击和摧残而日渐失去其自然的强壮、健康和美;精神,当它在幻想中自由飞翔时,却不知道它暗中被肉体力量所控制而经常泛起病态的肉欲狂想。

    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就这样制造和复制出大批大批奴隶、弱者、无能的人、压抑的人、有病的人、有毒的人、肉体上和精神上双重贫困的人、乌合之众、贱民、群盲、庸众。如果说,高贵的人是积极的、充满力量的、自然和坦然的、自我欣赏的、愉快地肯定自己的人,那么,“道德的人”在各方面与之截然相反,如果说他们也有幸福的话,至多不过是“在本质上被动地表现为麻醉、木然、安宁、和睦、‘安息日’、性情调养和锻练四肢”,而且,“他的灵魂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洞穴、幽径和后门,所有隐私都让他觉得,那是他自己的世界、他自己的安全和他自己的兴奋剂[5]

    当然,在这个贱民、群盲和庸众的世界里,也有所谓强者和弱者之分,但这实际上只是弱者和更弱者之分,并没有真正的强者。在这个世界里的所谓强者,所谓“牧羊人”,比如教士、形而上学家、国王、贵族、富人,统统都是扭曲变形的、处于肉体与精神二元分裂而又暖味苟合之中的、病态的人,他们不过是庸人中的庸人,是凭借其狡诈、欺骗、计谋、暴力等手段而统治庸人的庸人,他们也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塑形力、馈赠力。

    相比之下,尼采倒是有几分赞赏那些破坏这个庸人世界秩序的罪犯,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苦役犯,他们比庸人们有着更为丰富而强盛的生命力。他自己也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描画了一个“苍白的罪犯”的形象:他的眼中透露出对人类的轻蔑,并已准备好了接受死亡。当然,从“事后的”分析来看,他杀人抢劫,其罪当诛,但若进行“事前的”透视,他可能是一个不甘于平庸生活的人,他可能具有强健的生命本能,他可能对这个肉体与精神病态分裂而交错的世界已经绝望而渴求一个更好的世界,只是他没有能力从这个世界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解放这个世界,没有能力成为超人,而只是用消极的方式来否定这个世界并与这个世界同归于尽。尼采进一步强调:“惩罚不应表现出轻蔑。无论如何,罪犯也是一个人,一个用自己的生命、荣誉、自由冒险的人——一个勇敢的人!同样地,惩罚也不应被看作赎罪,或者是一种清算,就好像罪与罚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换关系似的。——惩罚并不净化什么,因为犯罪并没有弄脏什么,人们不应当拒绝罪犯与社会和解的可能性:假如他并不生来就属于犯罪种族的话。”[6]作为庸人之代表的法官当然不考虑这些,他们遵守庸人世界的真理、法律和正义,要除掉这些秽物和毒液以维护庸人世界的秩序。法官既看不到罪犯身上也看不到自己身上更高生命的可能性,他不可能对罪犯产生丝毫哀矜和痛苦,他在杀人时只是报复,而不能同时替生命辩护。这些法官、祭司、“善良者”啊,让他们和这苍白的“罪犯”一起死灭吧!

    三、末人、今日之人

    末人(最后的人)和今日之人(现代人)是尼采的两个重要概念。他们总体上也是前述奴隶、弱者、贱民、群盲,但他们是处于现代处境下的奴隶、弱者,是所谓现代的贱民和群盲。

    尼采所指“现代”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形而上学和基督教正在土崩瓦解,但新的价值尚未形成,人们处于无信仰、无理想的状态,尼采称之为“欧洲虚无主义”;二是科学、工业、物质财富、文化教育普遍发达;三是政治上进入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阶段,普选权正在落实,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日渐高涨。

    但尼采并不认为“现代”是超人时代,也不认为是超人时代的预备时代,相反,这个时代倒是普通的庸人也在争夺并获取了统治权的时代,是那些高级的庸人必须向群众讨好卖乖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的时代,因而也是庸人原则全面获胜的时代。但愿这是庸人最后的时代,故尼采把这个时代的庸人、现代人、今日之人称之为最后之人、末人。

    1.末人是满足于现实的乐观主义者

    虽然形而上学和基督教许诺的永久价值和幸福破灭了,真正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取消了,但末人们找到了一种永久价值和幸福的替代品,即对世俗功利和感性快乐的享受。但先知和哲人不是早就说过这些东西是转瞬即逝的和虚假的吗?不然,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神圣化,赋予它们无限的价值,以此取代形而上学和基督教承诺的那个真正的、永恒的世界。末人是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者、伦理学上的享乐主义者和日常生活中的拜物主义者。他们眼睛一开一闭地说:“我们发现了幸福。”他们很长寿,很惬意,他们随时随地吃一点毒药:给自己许多美梦;他们的工作是一种消遣;他们昼间和夜间都有一些小快乐,因此他们十分珍惜和保护身体;他们谨慎、聪明、一团和气,偶尔有点争执,又立刻言归于好,惟恐因为生气而损害自己的胃。末人的生活目的是最长久、最良好、最快乐地维持自己的存在,他们的生活准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们发现了幸福。”——末人如是说,而眼睛一开一闭着。

    2.末人是以实物、知识、审美娱乐等占有物充塞内心空虚的形式主义者

    末人、现代人、今日之人是用颜料和胶纸片塑成的空心人,谁除去他们的面罩、包布、颜色和手势,便会看到一个可以吓鸟的稻草人。他们声称自己是完全实在的、无信仰的,然而他们是一些无生育力的人,是一具具活着的骸骨,以至于一切时期的梦想和闲谈、一切未来不可知的焦急也比他们醒着的理智更实在些,比他们的所谓实在更安心自在些。

    末人像不孕的月亮一样撒谎,声称自己是纯粹的求知者,追求圣洁的知识、为知识而知识,但他们只是把知识当作掳掠之物填进自己的胃里而已,他们像蜘蛛一样织着束缚自己的精神之网,他们龟缩在知识的象牙塔里,绝不投入行动和创造。他们苍白的智慧里发出泥沼的气息和蛙鸣。他们中的诗人是最虚荣的人,声称自己达到了对世界的审美静观,其实他们只是得到了一点点肤浅的淫乐,只是把一切无内容的东西强称为实在而已。

    在尼采看来,虽然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已不足信,但没有任何超越性信仰的人,或者说信仰某种可以随便上手的有限之物并把一切精神之物贬低为可以占有之物的人,也是不可能有生育力和创造力的。

    3.末人是荡平一切个性和高贵事物的平等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尼采一直认为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他对卢梭及法国大革命鼓吹和实行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深恶痛绝,称平等的说教者和实行者是一些“毒蜘蛛”。同时,他也看到近代以来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愈演愈烈,这使他忧心忡忡。如果说古代的群氓服服贴贴地听从牧羊人的统治,是一种可悲的状态,那并不是说,现代的群氓通过普选权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制定法律、行使统治权就一定是可喜的,因为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最优秀的人都会被庸众所扼杀。看看现代政治吧,想要掌权的人,居然必须去巴结庸众,拉拢庸众,与庸众共事;庸众通过其奴隶道德不仅控制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且控制了国家、军队、经济、科学乃至艺术,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贵的、杰出的、优秀的人也只有沦为一粒极为雷同、微小、圆滑、有耐力的沙子才能生存。这样的平等和民主是多么令人恐怖呀!

    四、高人

    尼采还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种人的形态:高人。这是一些不甘心于做庸人、末人而又没有能力成为超人的人。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中,尼采描写了一个“高尚的人”。这个高尚而严肃的人,精神的忏悔者,好像刚和野兽搏斗过,并且神情紧张,蓄势待发,随时准备进行新的搏斗。他不曾学到笑和美;他曾克服过怪物,他曾解决过谜,但他还不能救赎他的怪物和谜而使自己成为神圣的孩子。由于他的真理和道德还没有成为美,因此他还处在否定的状态,还没有变成肯定者。查拉图斯特拉的大部分学生和追随者都还处在这种状态,有的人甚至退回到庸人和末人状态中去了。

在第四部中,尼采重点塑造了一群高人的形象:

    两位国王:他们从自己统治的王国、“好社会”里逃出来寻找比他们自己更高尚的人,因为他们的国家里充满了贱氓,生活在贱氓中让他们感到憎恶。

    精神的明智者:他躺在泥塘地忍受水蛭吸他的血,象征着他以生命为代价追求真知;他专门研究水蛭,在自己的领域内坚强、酷烈、严格、残忍和不屈不挠地追求知识,表明他是一位现代专业知识分子。但他也被良知引导着走向查拉图斯特拉。

    术士:精神的忏悔者,一个厌倦于自己的嬉戏、蛊惑、表演的浪漫主义者,他追求伟大但终于承认自己失败,并转而寻觅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合理的人,一个完全正直者,一个智慧之容受者,一个智性之圣哲,一个伟大的人。

    退职者:一个亲眼目睹上帝因为倦怠和慈悲而死并因而失业的神父,到处寻找最后的虔信者、圣人和隐士,但没有找到,于是他决心寻求一个不信神的人当中最虔信的人,这就是怀有一种无神的信仰的查拉图斯特拉。

    最丑陋的人:上帝之刺杀者,无神论者,一个虽然极端丑陋、极端痛苦、极端不幸、极端失败,而绝不接受任何同情和慈悲的人,上帝就是因为以其看见和看透一切的眼睛目击到了他的丑陋和耻辱而被他杀死了。他因此而被人追逐,到查拉图斯特拉这里寻找最后的避难所。

    自愿的乞丐:一个抛弃了巨大财富而自愿行乞的人,他来到山上跟随牝牛学习反刍,这些牝牛虽然得到很少的草料却因善于反刍而获得了它们的幸福。他至今没有克服对财富和富人的憎恨,也因为穷人不接受他的馈赠而困惑不解。

    影子:一个永远追随查拉图斯特拉的影子,象征查氏学说的盲目信仰者,他追着追着发现失去了自己,留下来的只有一颗倦怠而焦躁的心,一种不安定的意志,一对飘忽的翅膀和一根破折的脊骨。

    查拉图斯特拉虽然欢迎这些高人的到来,但因为他们不是他要等待的人,因为他们不够高超和强毅,也不够美丽和优秀,他们还缺乏为超人而战的勇气和信心,他们那里还有太多的重累和记忆,有许多不祥的侏儒、隐秘的贱氓潜伏在他们的洞穴和角落里,因此,他们只是更高的高人借以过渡到彼岸的桥梁和梯子,他们只是更高的高人、更高强的人、更优胜的人、更快乐的人、更严整健全的人,即那些将变成孩子的狮子们前来寻觅自己的预兆。

    五、更高的高人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终结时,一只金黄大力狮子出现了,它是更高的高人的象征,那些悟得查拉图斯特拉学说之真髓的学生们就属于更高的高人,他们正在奋力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超人。当然,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本人仍然还没有完全变成超人而毋宁说只是超人之父、超人的教师一样,他的学生们也有倒退到高人乃至末人的危险。这个结局与第一卷开篇的“三种变形”恰好形成呼应:如果说,奴隶、弱者、贱民、群盲(包括末人、今日之人)处在精神的第一种形态即骆驼形态,那么更高的高人便处在精神的第二种形态即狮子形态。至于高人,则处在骆驼向狮子转化的途中。“狮子来了,我的孩子们接近了”,正好呼应精神的第三种形态——小孩,也就是超人——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人类向超人的几种过渡形态,使我们又想起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下山后向群众宣讲的一段话:

 

    人类是一根伸展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根横过深渊的绳索。

    跨越是危险的,向前迈进是危险的,向后看是危险的,战栗和踌躇也是危险的。

    人类之伟大,正在于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标;人类之可爱,正在于它是一种过渡和一种没落。[7]

 

    这是怎样一种令人兴奋而恐怖的哲学!尼采把人置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临界状态,从而极端地凸显了人类的悲剧性境遇:同时面临失败、死亡和成功、新生的可能性,同时面对最大的危险和最高的希望!多少人会从绳索上摔入万丈深谷。那个走软索者不就摔死了吗?使他摔落的不仅是那个象征外部威胁的彩衣小丑,而且有他心中仍然怀着的对魔鬼和地狱的恐惧,他身内的“重力的精神”,即退回到安全而无忧无虑的动物状态的渴望。也许走绳索的比喻还不如攀崖的比喻更为贴切:前者似乎还给人提供了一条虽然危险但毕竟已经给定的路线,而攀崖者却必须寻找、开拓、创造出一条路线,世上有几个人能够经受尼采哲学的铁锤如此猛烈的重击?

    问题在于,野蛮人、奴隶、末人、高人、更高的人,固然可以看成是人类向超人过渡的几个阶段,但也是同时并存的几种谱系学形态,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有这几种人的成分。因此,并不存在某种单线、单向进化的必然性,与进化趋势始终并存的,是退化的趋势;超人可能会形成,也可能会取得统治地位,不过这不是什么必然的趋势,相反,人类退化到动物状态也完全是可能的事。这就是尼采提供给我们的悲剧历史观。

 



[1] [德]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7页。

[2] [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96—597页。

[3] [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谢地坤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4] [德]尼采:前引书,第17—18页。

[5] [德]尼采:前引书,第22页。

[6] Nietzsche:Writings from the late noteboo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183;参见孙周兴译《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49—550页。

[7] Nietzsche:Thus spake Zarathustraby Thomas common,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29—30页;参见楚图南中译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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