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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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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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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悲剧意识何以成为哲学(2)  

2010-03-11 10:50:00|  分类: 《悲剧哲学的诞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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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而上学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

 的二元对立及其互为补充

 

    虽然说形而上学首先是一种存在哲学或世界观,不过,其中也包含,或者说从中可以推演出一种价值哲学和人生哲学——由于形而上学所设定的真正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的二元分立,这样一种价值哲学和人生哲学就注定是由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及其互为补充构成的。

    一、两种对立的形而上学及其不同的生活态度

    如果说,自然—存在在其原发状态中本身是持存与生成、在场与不在场、实体与变易、本原与历史、本质与现象、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性与混沌性、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那么,形而上学就意味着两方面的分裂和对抗;如果说把持存、在场、实体、本原、本质、统一性、必然性、规律性、现实性等从与其对立面构成的存在整体抽象出去而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并把这个独立的世界命名为“真正的世界”,而把剩下的那部分命名为“虚幻的世界”,这是一种柏拉图模式的形而上学,那么,也完全有理由把那种相反的形而上学叫做反柏拉图主义,或倒转过来的柏拉图主义,这种形而上学把生成、不在场、变易、历史、现象、多样性、偶然性、混沌性、可能性等等,从存在整体中抽象出去而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并把这个独立的世界命名为“真正的世界”,而把剩下的那部分命名为“虚幻的世界”。

    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模式的形而上学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它的后继者有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宗教哲学、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最后,在黑格尔那里,柏拉图主义得到了最为光辉的完成和凯旋,他试图把柏拉图所否定的那个“虚幻的世界”的丰富的内容,统统扬弃地包含于“真实的世界”——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过程之中。柏拉图模式的形而上学,在其人生态度或价值取向上,基本上是乐观主义的,或准确地说,是以乐观主义为主调的:生活是值得一过的,只因为我们来自那个真正的、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完美的、至善的世界,并且将要返回那个世界。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一种反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呢?有的,这就是叔本华哲学。叔本华哲学整个儿就是一种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以真善美的本质世界为真正的世界而以残缺不全的现象世界为虚幻的世界,以纯粹不变的、永恒不朽的理念世界为真实的世界而以混乱易变的、生灭流逝的感性世界为假象的世界。叔本华继承了形而上学关于自在之物与现象界、本质与表象两个世界的划分,只不过他的自在之物和本质世界不仅不是柏拉图式的真善美的、纯粹不变的、永恒不朽的,因而值得人们终身为之追求的世界,而正好是一个性质完全相反的、毫无理由和目标的、永恒外化和放射的、无休无止永无满足的意志世界,而那个看起来依从因果律、根据律而建立起来的、理性化的、个体化的现象世界,只是意志本体的一种幻化和投影而已。众所周知,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洞喻:洞外的世界是阳光普照的、美好的世界,好比是柏拉图那个真实的理念世界,而洞内的世界是晦暗不明的、丑陋不堪的世界,好比是柏拉图那个虚幻不实的感性世界——这个比喻,只要互换一下位置,就完全适用于叔本华哲学:洞外那个阳光普照的个体化现象世界其实是虚幻不实的,唯一真实、永恒、绝对的倒是洞里面那个阴森恐怖的意志世界,从这个幽暗的深渊不断地浮现和幻化出各种具体事物,这些事物转瞬破灭,被其他事物所取代;意志本体自己也无法控制地、无休无止地创造而又毁灭个体事物,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如果说,柏拉图的作为自在之物的理念世界好比是天堂,那里居住着将会最终拯救现象世界和人类的上帝,那么,叔本华的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世界则不啻是一个地狱,一个魔鬼从那里不断地对表象世界和人类发出恶毒的诅咒。这会导致一种多么令人绝望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啊!

    两种对立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和世界观,就这样向人们提供了两种对立的生活态度——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及其乐观主义大占上风,这是因为人们需要这样一种哲学和信仰帮助自己坚忍地生活下去,并且把历史从较为低级的阶段提升到较为高级的阶段,如果一开始就让叔本华式的形而上学及其悲观主义占了上风,虽然欧洲文明不一定灭绝,但肯定至今还会停留在相当低的水平,犹如佛教式的形而上学和悲观主义长期阻滞了印度和亚洲文明的发展速度一样。

    然而,为什么正当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及其乐观主义在黑格尔那里达到胜利顶峰的时候,却引发了叔本华的强烈反弹,并终于诞生了一种完整的反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及其悲观主义呢?这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和乐观主义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向穷途末路?这是否预示着反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及其悲观主义将开始自己的统治?如果说,近代以来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脆弱、渺小状态的欧洲人,一方面不再需要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的乐观主义安慰了,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叔本华式形而上学及其悲观主义,那么这是否表明,这两种形而上学和两种人生态度都是有问题的,欧洲人需要一种新的存在哲学和价值哲学了?

    二、每一种形而上学都内在地包含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

    上文表明,两种形而上学共同遵守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自在之物与现象的两分法逻辑,却得出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完全对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表明,两种形而上学所共同遵守的二分法是完全站不脚的,只要抽掉这块奠基石,两种形而上学便会同时垮台。

    下文将反过来说明,虽然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表面上是完全对立的,但其实依据的是同一种形而上学逻辑,因而实际上它们是彼此需要和补充的,只要它们依据这种共同的形而上学基础,它们就都是片面的,谁也克服不了谁的。

    首先,在柏拉图式形而上学中,对理念世界的乐观主义与对现象世界的悲观主义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相补充的。试想,如果对现象世界也充满乐观主义的希望,那么两个世界的划分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反过来,对理念世界表示绝望也会导致两个世界合二为一。柏拉图,虽然宣称理念世界的绝对优势,而现象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摹本,但实际上他对这一点并不是绝对自信的,他不可能达到彻底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他会时时返回到或被纠缠进他生存于其中的感性世界,正如只要他不死,他的灵魂就寓于他的肉体之中。他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雅典的政治体制日益衰退腐败,他本人三次赴西西里的叙拉古实践他的政治抱负均告惨败,所有这些都告诉他,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而且是毫无希望的。于是他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理念世界之上。一个人,有时是乐观主义的,有时是悲观主义的,凝神观照他的理念世界时陷入忘我的狂喜之中,回到感性世界时又不得不目睹和忍受自己无力改变的现实——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分裂、精神分裂和身心分裂啊。

    黑格尔看到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那里这种普遍的分裂和无奈,他试图创造出一种强势的理念主义和动态的乐观主义,来克服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和二元分裂:绝对理念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外化、对象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这个感性世界中,绝对理念经受了矛盾、斗争、灾难、痛苦,最后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返回自身。然而,在黑格尔那里,乐观主义彻底战胜了悲观主义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吗?黑格尔真的不知道,他对异化的扬弃仅仅是观念上的扬弃而不是实践的、实际的扬弃吗?他对德国现实的屈从难道没有表现出对他的自由精神的背弃和对改造世界的悲观主义放弃吗?他的理性乐观主义难道不正是对现实无能的精神胜利法吗?

    我们再来看看,在叔本华式形而上学中,悲观主义是如何与其乐观主义交织在一起的。

    叔本华是一个公认的悲观主义者,甚至是悲观主义的集大成者。其他悲观主义者可能是情感上、经验上、性格上的(如日常生活中的颓废者),叔本华则为悲观主义找到了一个形而上学基础;其他悲观主义者可能仅仅是认识论上的(如历史上各种怀疑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则是存在论(本体论)的;其他悲观主义者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比如古希腊的犬儒派和中国古代的庄子哲学虽然都对社会生活表示绝望,但却崇尚自然之美和个人心灵的自由),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却是整体的、植根于整个世界、存在之本质的。

    不过,这位在理论上似乎非常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似乎并不真诚——他并没有实践自己的悲观主义,相反,他在生活上是好斗、追求享受并强烈地渴望荣誉的。这不能仅仅解释为他的虚伪和言行不一,实际上,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已经给乐观主义留下了一片成长的空间。

    按照自在之物(意志)与表象(个体化世界)两分法的理论,盲目的、不可穷竭的、永不满足的意志创造一切、支配一切,一切具体事物,包括人和他的生活,都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是专横的意志手中的玩物。然而,叔本华肯定意识到,这样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是不可行的,是很少有人相信并实践的,于是他从两方面给人承诺一些希望。

    首先,个别表象和具体事物相对意志本体固然是无足轻重的,但整个表象世界或个体化世界对于意志本体却不是可有可无的——意志不表象为此一个体事物,就要表现为彼一个体事物,可见,就意志不得不、总是要表现为无论什么个体事物而言,它也是身不由己的,实际上也是被决定的,相反,个体事物作为整个个体化世界、现象世界的一部分、一个链环,也通过这个世界的整体价值而从意志本体那里赎回了自己的价值。

不仅如此,个体事物还有反客为主的可能性。一般个体事物也许永远都是意志的奴隶和工具,不过,人,尤其是天才人物,却可以在自己身上中止意志的作用,使自己成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无欲念、无功利的纯粹认识主体,其主要途径有三条:艺术、道德和宗教。天才人物,通过艺术,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不再把自己当成受意志驱使的功利主体,而把自己当成无意志的静观者,成为反映世界本质的一面透明的镜子;通过道德上的同情,天才人物克服了自己的利己主义和个体化原理,在共同的痛苦体验中直面统一的意志,认识到相互斗争的人们的痛苦来自于同一个意志本体因而主动放弃这种斗争;通过宗教的禁欲,天才人物直接否定意志。于是我们看到,天才人物现实了一个哲学上的奇迹或戏剧性反转: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和本体,天才人物却能够实现对意志的否定!天才人物,作为“纯粹认识主体”,凭什么能实现这种反转?叔本华说是凭借一种超常的知力,一种神秘的理智直观,从而能够实现这一从肯定意志到否定意志的“超验的剧变”(Transzendentale Veraenderung),相当于佛教中的“涅槃”。

    那么,这种使天才人物成为能够否定意志的纯粹认识主体的超常知力从何而来?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量呢?显然,在叔本华哲学体系中,它是一支空降部队,是神秘的外星人:它肯定不是被意志所支配的表象和个体化事物,当然更不是意志,它只能被解释为另一个本体或本体性力量——反意志,这种反意志的、至少与意志旗鼓相当的、分庭抗礼的本体性力量,在叔本华哲学体系中飘忽闪烁、忽隐忽现,经常挽救叔本华于危难之际而又从不露出真容,甚至从不通姓报名——是啊,叔本华怎么能够承认在他的体系中有两个对立的自在之物或本体呢?

    然而我们凭什么相信这种反意志的本体力量至少能够通过天才人物而现身并部分地否定意志呢?对不起,这是无法理性地加以证明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它是唯一能够把我们从悲观主义深渊中拯救出来的力量,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摆脱意志所带来的无尽痛苦的话,那就让我们无条件地相信这种力量吧!我们这些悲观主义者啊,为了让我们能够继续忍受生活,让我们也成为乐观主义者吧!

    让我再简单地总结一下本节的基本观点:

    1.形而上学分为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和叔本华式形而上学,从前者得出以乐观主义为主调的人生价值观,从后者得出以悲观主义为主调的人生价值观。

    2.进而言之,在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某种悲观主义对乐观主义的补充,而在叔本华式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某种乐观主义对悲观主义的补充。

这两个事实说明了如下问题:第一,只要继续坚持对存在和世界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解,那么人们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就或者是乐观主义的,或者是悲观主义的;第二,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各自又都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和首尾一贯的,在形而上学的两个世界构架中,尽管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是两种对立的人生价值观,但乐观主义也需要悲观主义的补充,悲观主义也需要乐观主义的补充;第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这种“对立统一”是分裂的、被动的、消极的,是缺乏建设性和有机统一性的,应当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分别揭示的片面的真理和价值融入一种更高的哲学之中;第四,要扬弃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对立,有赖于冲破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和世界观,而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又不仅仅取决于人类在知识、智力和思维上的进展,关键在于人类和个人从一种脆弱、渺小的状态向一种强大、伟大的状态提升,只有较强大和伟大的人才不需要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假设和安慰,才会把自己的注意力和希望全部投向“这一个世界”和“这一次人生”,并在这唯一真实的世界和仅此一次的人生中寻求和创造生命的无限性和不朽的价值。不言而喻,那本质上是脆弱渺小的人们的人生价值观——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完全不适用于较强大和伟大之人的。他们需要和渴望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

 

形而上学的崩溃与一切价值的重估:

    从存在哲学向价值哲学的转向

 

    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最高峰,同样,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运动而在新教那里达到了最后发展阶段,这两者——前者作为贵族的宗教,后者作为民众的形而上学,都已经包含了自我否定的因素——在黑格尔哲学和新教中,经验的、世俗的、现实的世界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肯定了,这也表明逐渐变得强大和伟大的人类已经开始肯定自己了,再往前走一步,他们就要起而否定那一直被他们所依赖同时又严厉地压制他们的“形而上的、真正的世界”了。

    首先起来否定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真实世界”和“天堂”的人是叔本华,不过,叔本华的这种否定是在形而上学内部进行的否定,是通过把“真实世界”贬低为“虚假世界”同时又用“虚假世界”取代“真实世界”来进行的倒转,是用否定性的、悲观主义的形而上学来取代肯定性的、乐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叔本华的这一反动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他给予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以前所未有的重创,他宣布世界和人生在本质上是盲目的、无意义的,因而传统哲学和宗教承诺人类的最高价值和得救希望是虚伪和骗人的;他也通过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和破产表明,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不管它是柏拉图式的,还是反柏拉图式的,不管它建立的是天堂,还是打开了地狱,对已经成长起来并渴望进一步强大的人类来说,都是不真实的,同时也是无价值的。

上帝死了!反上帝(魔鬼)也死了!天堂崩溃了!地狱也崩溃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则是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和世界观已经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也进入了穷途末路。

    推动这一进程的当然远远不只是叔本华。有很多力量在起作用: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崛起,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法国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康德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摧毁性攻击,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施蒂纳的唯我论。当然,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卡尔·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实践无神论,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超人哲学和超人无神论。与其他人不同,他们两人不仅对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展开了最全面和彻底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一片废墟之上开始艰苦地建立新的存在哲学和价值哲学。他们是第一批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哲学家。

    尼采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哲学事业的:上帝死了,形而上学崩溃了,必须重估一切价值,必须创造新的价值。

    尼采的任务是双重的:以一种新的存在哲学取代形而上学存在哲学,以一种新的价值哲学取代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价值哲学。然而,尼采为完成这一任务而采取的思维进路与传统哲学家完全不同了:传统哲学家们从存在哲学推演出价值哲学,而尼采则由价值哲学扩展为存在哲学。他成功地实现了哲学史上存在哲学向价值哲学的转向。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思路:

    1.传统哲学家之所以以存在哲学为“第一哲学”,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不需要价值哲学,而是为了从一种绝对正确、普遍客观的存在真理出发获取一种自己需要的价值。这样一种思路必然产生两种结果:第一,虽然历史上有很多种存在论或世界观并且经常展开斗争,但每一个哲学家都宣称并且确信只有自己的哲学才是客观的、排除主观愿望和个人欲求的,是对“存在”、“世界”本身的不偏不倚的反映,如果说最终我们获得了某种价值,那绝不是我们从“存在”、“世界”的怀抱中抢夺来的,而是“存在”、“世界”对我们的忠诚和服从的回报和奖赏;第二,从这样一种脆弱渺小者的求生存、求安全的心理出发,存在哲学必然会成为形而上学,因为毫无疑问,只有那个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存在和世界,才能给予我们的生存以最大的保障、给予我们的生活意义以最高的承诺。

    尼采的思路与此完全相反:强健伟大的人从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观出发重新解释整个存在和世界,因此,价值哲学才是“第一哲学”,而存在哲学只是价值哲学的扩展,是人这种特殊存在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世界的重新组织和构造。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哲学家不必隐瞒自己的主观愿望和个人欲求,而倒是可以坦率地、公开地、高声地宣布:一切真理都是解释!一切认识都是从特定角度发出的透视!不仅哲学、宗教、道德、艺术,连科学也不能甚至也没有必要摆脱主观的视角和价值观。依此而言,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甚至真理就是谬误:对弱者来说的真理对强者来说就是谬误,对强者来说的真理对弱者来说就是谬误;甚至,某些夸张、美化、误解、伪装,对人的生存和强化而言,比如实反映自在存在的真理更有益——总之,真理应当服从价值,区别只在于服从什么价值,是那促进人类强健、伟大、高贵的价值,还是那使人类变得病弱、渺小、低贱的价值。进而言之,强者的存在哲学和世界观,绝不可能是那种贬低强者的生命价值、保护弱者的生命价值的形而上学,强者不需要乞怜于那个形而上的、超验的、彼岸的世界,他只需要热情地投身于这个感性的、经验的、此岸的、唯一真实的世界,并就在这个世界中创造自己的价值,创造自己的命运和未来。[1]

    2.在形而上学历史上也完成过一次转向,即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存在论(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不过这一转向完全不能与存在哲学向价值哲学的现代转向相比,因为所谓认识论的转向无非是从“存在是什么”向“我们如何认识存在”的转向,哲学仍然围绕着存在而且是形而上学存在这一轴心旋转。当然,认识论的转向毕竟把主体的地位突出出来了,但突出的只是认识主体而不是价值主体,而突出这个认识主体,目的仍然在于建立更为正确、科学的形而上学(如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所以,尼采把近代以来一直到他之前的黑格尔和叔本华哲学,统统归入形而上学之列。与此相反,他本人的透视主义认识论是完全服从于他重估一切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哲学的。当然,他也有一种存在论和世界观,不过他绝没有半点意思想说,这个可以用力量意志和永恒回归来描述的存在或世界,就是自在的存在或世界,就是存在或世界本身,因此他的力量意志和永恒回归学说就是关于存在或世界的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真理,所有人都可以从这一真理之泉啜吸、饱饮自己所需要的价值。恰好相反,尼采乐于承认,这个“力量意志”和“永恒回归”的世界,只是从强者、超人角度看来如此并需要如此的世界,它并不强求成为一切人都看来如此并需要如此的世界,当然,反过来说,即算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人眼中的世界都不是和不应是这样的世界,我,尼采,作为强者,作为超人的预言者,仍然毫不动摇地认为这个充满力量意志并且永恒回归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或许有人说,这种从价值哲学出发扩展而成为存在哲学的做法太主观、太富于个人色彩、太缺少客观性和真理性了。对此,尼采可以从容地回答说:世界上有一种关于存在和世界的普遍真理吗?一切自称为绝对真理的形而上学,难道不都隐藏着某种卑贱小人的价值观吗?与其借助于“存在”和“世界”之名来抬高自己和贬低别人,不如直接地、公开地说,我要这个世界如此如此,这才真正表现出强者的性格和本色!

    3.所以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应不应该从价值观出发来建立存在论和世界观——历史上那些从“客观的”存在论和世界观推演出价值观的哲学,在此之前早就“暗中地、不自觉地”从某种弱者的潜在的、先行的、前概念的、无意识的价值观,从弱者的恐惧、希望和幻想出发看待存在或世界并构造出某种形而上学了——而在于从哪一种价值观出发来构建一种存在哲学。如果说,弱者的价值观必定是乐观主义(需要安慰)和悲观主义(需要认命)并且因此而构筑或接受某种形而上学存在论来支持这种价值观的话,那末强者的价值观就一定既不是乐观主义的,也不是悲观主义的,而他们所要求的存在或世界,也一定不是二元分离的(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而只能是一个统一的并且是唯一的世界。

    这个强者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呢?



[1] 早在1872年所写的《哲学家:艺术与知识之争思想录》中,尼采就已经指出:“认识救不了我们,只有创造才能拯救我们。至高无上的幻想和激情正是我们的伟大之所在。如果宇宙对我们漠不关心,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权对它表示轻蔑。”(69);“哲学家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世界的人格化。他力求通过自我意识理解世界。他力求达到同化。拟人化地揭示事物总是使他感到快乐。占星学家认为世界服务于个人,哲学家把世界看作一个人”(136);甚至“全部自然科学都不过是理解人和拟人事物的一种努力;更确切地说,是不断通过最漫长和最迂回的道路回到人的一种努力。人向整个宇宙展开自己,为的是最后能说:‘你终归是你。’”(151)因此,哲学要和艺术一道,扼制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这种冲动,正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是下流的标志;哲学不是单纯追求知识的科学,而是一种以科学方式(概念)表达的艺术(参见《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9、85、29、33页)。循着这一思路,尼采发展出其后期彻底的透视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透视的出发点正是不同的、特殊的价值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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