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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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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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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悲剧意识何以成为哲学(1)  

2010-03-11 10:47:00|  分类: 《悲剧哲学的诞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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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悲剧意识何以成为哲学

 

    尼采自称为“第一位悲剧哲学家”,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悲剧哲学”和“悲剧世界观”。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位哲学家达到如此这般的自我意识。这样一种自我意识、自我定位和自我命名,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呢,还是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这仅仅是哲学史上一个偶然的、无足轻重的插曲呢,还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悲剧哲学”仅仅意味着某种哲学文体或哲学风格呢,还是足以构成一种哲学本体论(存在论)和哲学价值观?它会很快被历史所湮灭呢,还是会给自己开辟广阔的发展天地?

让我们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存在哲学与价值哲学

 

    自古以来,关于哲学的定义有许多种。我想,其中有两种是很难从哲学史上排除出去的:

    第一种: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说,或者说哲学是世界观。“存在”或“世界”,是我们人类头脑所能想像到的最普遍、最高的对象或事物了,它诚然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对象或事物,但肯定又指称或包括一切对象或事物。不是一切,又胜是一切,这不是很玄妙吗?这样一个玄妙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吗?

    第二种:哲学是关于价值的学说,即关于人类与个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学说,这叫做价值哲学或人生哲学。乍一看,似乎关于存在或世界的思考是最一般最普遍的,而关于价值或意义的思考却是最个别最特殊的——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为安顿自己的性命和心灵来进行这种思考的——因而仿佛这两种思考是不对等的。然而,仔细一想,人这种特殊的存在物竟然同时也是天底下最具有普遍性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与非常狭小的环境相互作用,而人却不满足于仅仅成为弱小的、狭隘的、有限的、短暂的存在物,他还追求伟大、无限、永恒和不朽……这样一来,他就不仅仅要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环境,他还必须至少在精神上直面“存在”、“世界”、“大全”、“无限”。这真的也是一件很玄妙的事情啊。试问,哪一门具体科学能够解释这件事情呢?

    合而观之,上述两个问题又构成了第三个问题,或者说这两个问题不过是这第三个问题的两端或两个方面——存在与价值、世界与人的关系问题。的确,如果不从人的地位和人的价值角度去思考存在和世界,那么,这种思考就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的;反过来说,人怎么可能在存在和世界之外来思考人的地位和价值呢?

    于是,当我们说哲学是存在论(Ontology)或世界观(Worldview)时,这个存在或世界一定是包括人于自身之中的、从人的视角(需要、评价、价值观)出发来思考的存在或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存在论或世界观中实际上已包括了一种人性论(Theory of human nature)或价值观(View of value),反过来说,任何一种人性论或价值观,无不公开地或潜在地以某种存在论或世界观为前提,因为早在人开始思考、追求和奋斗之前,人就已被抛于这个世界之中了。

    存在哲学与价值哲学就这样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这当然并不妨碍人们可以侧重于存在之思或价值之思。

    存在哲学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存在是什么?存在是怎样的?根据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历史上出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元论与多元论、目的论与机械论、发展论与循环论等哲学流派。价值哲学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世界对于人类具有何种价值?人在世界上应该做什么?人生在世有何意义?人生可以追求和期待什么?根据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历史上出现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宿命论与自由意志论、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虚无主义与理想主义等哲学流派。

    事实上,存在论思想和价值论思想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在一起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哲学家总是达到了对存在与价值、存在哲学与价值哲学相互关系的清楚明确的意识,并且自觉地在两者之间的张力中去解决存在问题、价值问题、存在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现代价值哲学,比如新康德主义,认为“存在是什么”是个玄而又玄、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根本没有什么“自在之物”,因而踢开或绕开存在问题而径直解决价值问题。生命哲学和生存主义哲学也直接以生命、生存、人生、价值问题取代存在问题。不用说,这样建立起来的价值哲学通常是片面的,而且归根到底,它们往往不得不采纳某种糟糕的存在哲学作为自己的存在论、世界观基础,或者直接以自己的价值哲学冒充、僭称为存在论和世界观。

    与此相反,古代和近代哲学,大都并没有明确、自觉和强烈的价值哲学意识,它们皆以存在论或世界观自任。哲学家们把“存在是什么”作为最高的哲学问题,把存在哲学作为“第一哲学”,并且毕生献身于建立一种客观的、正确的存在哲学真理,而所谓价值,正是从存在的真理中推导、衍生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存在论,便有什么样的价值论;好坏、善恶、美丑等等价值在哲学中没有独立的地位,不能从“价值”的角度出发向“存在”发问,相反,价值只是“存在”、“大全”、“世界”、“本体”等超人之物在人身上的体现或表现形式。

    存在哲学与价值哲学的分离几乎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哲学史事实。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分离?这种分离给哲学的发展带来了什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应该并且可以消除这种分离吗?

 

从存在哲学到形而上学

 

    古代和近代哲学以存在哲学的面貌出现,并不等于它们没有价值哲学诉求和价值哲学维度,恰恰相反,它们之所以致力于建立一种客观的、正确的、普遍的存在哲学并且宣称这种存在哲学是唯一的真理、绝对真理,正是为了保障和捍卫其所主张的价值的优越性和神圣性。既然如此,既然哲学家们无一不具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意向,他们何以不直接宣称其所主张的价值的优越性和神圣性,并且要求得到存在论的支持,而是要拐弯抹角地先确立存在论的真理,然后用存在论的真理来推演出他们的价值观呢?

原来有一个更隐蔽的哲学心理学机制在起作用:当古代哲人思考存在与价值、世界与人的关系时,那时候的人类是多么粗陋、蒙昧、对大自然软弱无力啊!那时候的个体,包括开始哲学思考的个体,是多么孤独、脆弱、迷惘、恐惧和渺小啊!脆弱而渺小的人类及其个体不知道自己的来源和过去(从何而来),不知自己的目标和未来(要向何处),也不知道自己此刻凭借什么立足于世界,他怎么能够从自身内部、从自身出发发掘和建立一种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呢?他怎么能充满自信地对世界高喊:“嘿!我是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万事万物都应该屈服于我,为我效劳!”与人的脆弱和渺小恰好相反的是,存在、世界是多么强大、伟大、丰富、无限啊。事情很明确:如果人还没有发展到能自主地为自己确立和建构一种价值和意义,但同时又产生了对这种价值和意义的需要和渴望时,他就只能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客观存在或客观世界索取一种价值和意义了。我们,人类,虽然像别的动物一样脆弱和渺小,不过万物之中好像只有我们才直立行走,才会说话和提问,才有思想和理性,那么,虽然我们没有能力支配和改变万物,但我们却能够认识万物,成为万物和由万物构成的“存在”、“世界”、“宇宙”的一面镜子、一双眼睛;在万物之中,我们至少因为能够认识存在的本性并按照存在的规律而生活,而成为存在的宠儿。

    存在论或世界观哲学就这样产生了并且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哲学”。这当然不是说,这纯粹是关于存在、世界本身的哲学,纯粹客观的哲学,其中丝毫没有也不应掺杂有人的价值观,而是说,对于脆弱、渺小而又奋力寻求生活意义的古代人来说,伟大的存在、世界对人来说比人对自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重要、更性命悠关,因而存在、世界的价值比人本身的价值更高、更大、更普遍、更神圣——更客观,人只有尽力去表象、对准、靠拢、看齐、追随、遵从存在的本性和世界的规律——对人来说,它们同时也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人才能够分享到一份价值。当然,动物也从世界那里得到一份价值,不过,由于动物只是本能地、无意识地并且狭隘地与周围世界相联系,所以世界对于动物的价值就只是即时的、特殊的、片面的,而人却能够理性地、有意识地并且广泛地与周围世界相联系,达到与“存在”相仿的某种普遍性的高度,因此世界对于人类的价值要重大和全面得多,相比动物而言,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要崇高得多。相反,如果人听任自己的本能、兴趣、眼前利益的支配,他就会远离存在的真理这一最高的、普遍的价值——客观价值,而只获得跟别的动物一样低级的、狭隘的价值——主观价值。

    这就是存在论哲学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客观主义的、不掺杂个人主观愿望和价值追求的哲学的奥妙。其实,这种客观哲学正好实现了某种特殊的主观追求;正是这种存在-客观哲学,赋予人一种生活的意义,解除了——准确地说是缓解了脆弱和渺小的古代人的不安、恐惧、孤独和无力感等等生存的焦虑。

    以上我猜测了古代存在哲学压倒价值哲学的心理机制。下面我将进一步考察,在这种心理机制的作用下,存在哲学自身是如何转化为形而上学的。

    对于最早的哲学家来说,存在是什么呢?存在就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涌现在他们面前的东西,希腊人称之为“涌现”、“自然”(英译physis)。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反复的考证。我国学者姚介厚先生在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第二卷中对此也作过很好的论述:“古代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然’并不限于今人说的自然界,‘自然’的希腊文physis,本是指‘呈现’、‘生成’的意思。早期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往往题名为《论自然》,他们所说的‘自然’是指世界或宇宙全体,包括其变化、生成的本性,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也将‘自然’定义为‘运动和变化的本原’。因此,早期希腊哲学家认为他们研究的自然是涵括世界与宇宙的一切事物的,包括人自身及其活动与行为,他们所探究出的自然的本原或哲学原理,是适用于解释世界与宇宙的一切事物的。”[1]

可见,古希腊人的存在即自然的观念,与老子哲学中的“自然”、“道法自然”思想,是极为接近的,都用来指称存在的那种原发状态。在这里,还没有出现持存与生成、实体与变易、本原与历史、本质与现象、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等等之间的分裂和对抗。

    那么,“自然”后来怎么会变成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界,而“存在”又是怎么变成超自然、超物理的,存在之学(Ontology)怎么变成形而上学(Metaphisics)的呢?

    大体上通过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探寻存在的始基或本原。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就开始探寻存在(万物)的始基或本原了。始基或本原是这样一种存在:万物从它而来并且将复归于它;它是万物产生和发展的最终根据和原因,万物灭亡后又返回到它的怀抱。存在或世界因此而被解释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和规律的整体和发展过程。

    从一个方面看,用“水”、“无定者”、“气”、“火”、“四根”、“原子”等等自然物来解释存在-自然的希腊自然哲学,还不是后来的超自然哲学即形而上学,因为自然哲学家们一方面对“始基”、“本原”的自在状态即它们本身是什么东西并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个由“始基”、“本原”发展而来的自然世界的真实性、实在性是毫不怀疑的,因为“始基”、“本原”全过程地、内在地贯穿于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世界之中。自然哲学家们一旦用“始基”、“本原”解释完世界生成发展的终极原因后,立刻就置它们于不顾,转而兴致勃勃、不知餍足地扑向大自然的怀抱,运用自己的感官、直觉和思维去发现万事万物的内在联系。

    从另一方面看,自然哲学一开始就包含着一种形而上学,或者说一开始就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未展开的形而上学。因为“存在”、“世界”被劈分成为产生者(始基、本原)与被产生者(万物)了。作为产生者的始基、本原,无论如何总是更高级、更真实的存在,而作为被产生者的万物,即使也是真实的,但相对产生者无疑是较低级的存在。

    第二个步骤:进一步把存在划分为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顺着始基、本原、产生者→万物、派生物、被产生者这条思路,只需要进一步强化前者的真实性而贬低后者的真实性,同一个世界就可以划分为两个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世界了。历史上果然有一个哲学家站出来做了这件事,这就是巴门尼德。始基、本原作为产生者,它一定是完满自足的“一”而不是自我分裂的“多”,一定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是生灭变化的,一定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一定是无内无外、无始无终的而不是时空上有限的,一定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相反,被产生的、具体的万事万物则统统是分裂的、变化多端的、转瞬即逝的、偶然混乱的。这两个世界的性质是如此相反,以致巴门尼德直接把第一个世界称之为“存在”,相比之下,第二个世界简直就可以叫做“不存在”;只有“存在”才是真实的,而“不存在”必定是虚假的;只有对“存在”的思想把握才能叫做“真理”,而对“不存在”即那个变动生灭的现象世界的感官知觉,充其量也只能叫做“意见”。

    到此为止,原初的、作为“自然”和“涌现”的存在便被分解为两个世界了:一个是真正的世界,另一个是虚假的世界,一个集能动性、创造性、永恒在场性、无限性、统一性、必然性、规律性等等“可欲之谓善”的特征于一身,另一个则集被动性、惰性、瞬间生灭性、有限性、多样性、偶然性、混乱性等等“不可欲之谓恶”的特征于一身。早在亚里士多德用“形而上学”命名关于存在的哲学、“第一哲学”之前一个半世纪,形而上学已经首次在巴门尼德这里建立起来了,柏拉图哲学不过是对巴门尼德哲学的进一步体系化、精致化和完善化而已。不过,柏拉图哲学和柏拉图主义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学理化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尼采、海德格尔、后现代哲学家等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那里,成为形而上学的代名词、代表和象征,成为主要的攻击对象,也是一点不冤枉的,因为巴门尼德留给后人的只有几页残缺不全的哲学诗而已,而柏拉图的庞大著作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使人们能够细细地揣摩形而上学思想家的运思路线和方法,从而有针对性地去批判和克服形而上学。

    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家那里得以萌芽、在巴门尼德那里得以成形、在柏拉图那里得以完成的形而上学,此后成为西方历史上2000多年间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直到19世纪初的黑格尔和叔本华哲学,也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而已。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和尼采,最先把这一哲学传统当成了自己最伟大而凶恶的敌人。

然而,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是什么原因驱使哲学家们到我们人类置身于其中的自然世界之后去寻找一个更真实、更完善、更美好的世界呢?形而上学思维为什么能够统治人类数千年之久呢?

    有很多原因。不过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仍然在于它满足了脆弱而渺小的人类和个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诉求。

    首先,脆弱而渺小的人们要求一种对存在和世界的终级解释,要求为这个世界从而也为人生找到一种终极原因、终极根据、终极动力、终极目标和终极归宿。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需要,乃因为人的一种尴尬处境:他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了,但又不比其他自然物强多少;他不愿意像其他自然物一样朝生暮死,在这个世界上不留一点痕迹,但他暂时还是这样的脆弱和渺小,以至根本无力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使他高出于其他自然物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前文曾经分析到,人之所以转向存在和世界,就是为了从这个整体获得和分享某种价值和意义以消解生存的焦虑;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并非这个存在和世界中的任何一部分都能帮助人消解其生存的焦虑,那些与人自己一样生灭无常、卑微有限的存在物只会加剧人的这种生存的焦虑,与人一样处于相互作用的因果链条中的任何存在物都不能保障人获得一种赖以超越有限存在物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那作为一切存在物之原因、根据、创造者的存在物——无限、永恒、完满的存在物,才能允诺把人超拔于万物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人要从那个原初涌现的自然—存在中找一个“始基”和“本原”的隐秘动机,这一动机是如此强大,以至当亚里士多德试图恢复存在的原初含义、把个体事物看作是第一实体(本体)后,又忍受不了对“始基”和“本原”的渴望,便从对个体事物的“四因”分析中,推出了高出所有个体事物的完满的形式、最后的目的和不动的推动者,并终于把关于存在的“第一哲学”加冕为“形而上学”。

    其次,对一个“形而上学”世界的信仰有助于脆弱而渺小的人们经受生活中不断袭来的不幸和痛苦。我们处身于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充满变化、无常、偶然、不幸,我们经常要遭受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的苦难,不过,假定我们把这一切看成是非实质性的、本质上是虚幻的,假定我们的灵魂与一个更真实、更高级乃至完善美好的世界有一种本质的联系,假定我们是来自那个世界并且要回到那个世界去,那么尘世生活的痛苦便不算什么了,至少是完全可以忍受的,而死亡(返回那个世界)甚至是一件可以和应该欣然接受的事情(请读一下苏格拉底的临终遗言)。

    如此说来,古代哲学、形而上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支持人去生活和行动的信仰,与宗教并无本质区别,以至于可以说,柏拉图主义不过是一种贵族的宗教,而基督教,正如尼采所说,不过是一种民众的柏拉图主义而已。主要的区别大概在于,宗教是一种社会化、体制化、教派化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则是一种个人化、自由化、理性化的宗教。

    进一步说,形而上学,如同宗教,基本上可以说是尼采所谓的弱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只不过此处所谓“弱者”,不是指某一个或某一群特定的弱者,而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低级阶段,绝大多数个人普遍处于脆弱和渺小状态,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某些强大的个体也必须服从于形而上学的强制性逻辑——只需要给这些强者安排一种特殊的角色——形而上的世界在人间的代表、“真龙天子”、“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形而上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捍卫者和执行人。



[1] 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二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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