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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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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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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的劳动哲学  

2010-11-27 11:25:00|  分类: 《江松劳动哲学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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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的劳动哲学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发展阶段,对劳动的哲学思考只零星地出现在少数哲学著作中,直到近现代,才出现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劳动哲学思想。只有在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劳动哲学才能充分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劳资关系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面对我国当前“强资本、弱劳工”的劳动关系格局,建立和发展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哲学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的历史贡献

 

与其他现代劳动哲学流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具有三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在政治上它是最激进、最革命的,在思想上它是最哲学化、最思辨化的,在历史影响上它是最大、最深远的,至今不仅仍然在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运动,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处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劳动运动,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对于劳动问题的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哲学思考,即狭义的劳动哲学,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就是一种广义的劳动哲学,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从劳动出发、以劳动为核心和辐射点解释社会历史乃至自然界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可被称之为唯物史观、劳动史观、实践史观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和认识论;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劳动者伸张权利、要求按劳动者的本性和价值观改造世界,可以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哲学”、“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的要点如下:

——所谓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物质活动,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活动,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

——劳动作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正是在劳动活动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人类的政治实践活动和文化实践活动。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整个所谓人类历史,无非就是人通过劳动把自己创造为人的过程;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人类的生产力、思维、情感、语言、社会关系等等才逐步发展起来。

——劳动具有双重属性,即一方面它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这是从动物那里继承的需要)的手段,是服从“外在目的”的必要劳动或谋生劳动,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的创造性需要(这是只有人才具有的需要)的满足,是从“内在目的”出发的自觉、自主、自由的活动。

——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把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一方面是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成为单纯的谋生活动,使劳动者的创造天赋和创造潜能得不到发挥和发展,使人性遭到严重的戕害。

——所谓“人的解放”或“人类解放”,本质上就是劳动者的解放,就是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和异化方式,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时,劳动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类因此而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然而,马克思的历史贡献不仅仅在理论上,而且是在实践上为19世纪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的哲学不仅是要解释世界,而且是要改变世界。他的哲学果然改变了世界。我们固然不能把他的理论和实践教条化、神化和绝对化,但我们应该承认,正是他所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从而把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使得它的一些思想在现代和当代西方社会逐渐过时了——不是因为它们在其产生时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后来没有必要了。然而,这只是就它在西方国家的情况而言,对很多刚刚开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而言,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正确性,对这些国家的劳动运动还具有宝贵的指导意义——原因仅仅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还处在贪婪地、不择手段地追求剩余价值的阶段,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处在原始的、野蛮的、惨无人道的阶段。许多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殊死抵抗,这些国家绝对不会自动进化到比较文明的历史阶段。

 

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的反思

 

当然,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只是劳动哲学的奠基形态,并不是劳动哲学的终极形态。马克思主义最讲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矛盾具体解决,最重视真理适用的时空范围,最承认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因此,正好是马克思本人,一定会反对把他自己的劳动哲学,照搬到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去。从20世纪西方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和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这两个视角出发,反思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可以提出如下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资本对于劳动、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无情的政治压迫,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代表无产阶级提出一种“彻底决裂”、激烈反抗的劳动哲学,要求一举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充足的历史合理性——只有空想社会主义才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大发慈悲。然而,也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不断做出让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劳资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趋于缓和,出现了劳资合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合流的新动向,杠铃型的社会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转化。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必要重新探讨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关系呢?把一切价值归结为劳动而完全否定资本和资本家的经营管理对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否在学理上有所偏颇呢?比如说,随着劳动向资本转化和资本向劳动转化,出现了一种带有一定资本性即要求得到利润回报并且的确具有讨价还价能力的劳动形态——知识劳动,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知识劳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劳动性的资本形态——人力资本。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拥有知识产权的高级劳动者,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融入风险资本而迅速创业并成为巨富;反过来,资本也正在大量向教育和人力资源领域投资,并因此而获取丰厚的利润。从哲学的视角来看,这正好是一个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然,这绝不是说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合为一体了。

第二,在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和资本所有者的地位、职能、作用和贡献,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的相对过剩,便不可阻挡地形成了资本的买方市场和强势地位,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劳动的卖方市场和弱势地位。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酷的现实。在这一方面,“经济必然性”的确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和工会是完全无能为力、只能被动适应的,更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和工会应该“识大体”、“顾大局”、自觉并且无偿地为社会转型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理由很简单,劳动是任何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而,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当工人阶级奋力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的时候,的确不能像马克思当年那样,提出彻底消灭私有制、资本、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激进要求,不能提出重新建立大一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主张了。工人阶级和工会只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公民社会”格局与“宪政、民主和法治”框架内,维护和提高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

第三,从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如果也被承认有所谓人权、自由和个性,那的确仅仅是形式上的,而在产权关系、劳动关系等等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并没有实质上平等的人权、自由和个性。不过,20世纪西方社会的发展证明,形式上的平等是可以逐渐转化为实质上的平等的,人权、自由和个性正在逐步落实到社会的下层和底层,尽管上下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但毕竟不是一方全有、一方全无了。一般而言,在当代社会中,社会强势群体倾向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而社会弱势群体则倾向于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不过,极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与极端的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死路一条,而双方的交流、对话和取长补短,能够帮助人们走出这两条死胡同;20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正义(表现为法治)正就是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从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集体主义也应该并正在从两个极端向中间靠拢。

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劳动哲学不能再像当年马克思那样坚持极端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和极端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了(马克思把个性的自由发展推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在通向这一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主张实行整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革命,一举消灭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从而一举实现无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和个性,而反对通过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改良逐步扩大工人阶级的人权、自由和个性)。如果说,马克思当年是被逼无奈、别无选择的话,那么,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已经证明,过高的要求和理想以及为实现此一要求和理想而采取的过于极端的方法和手段,只能事与愿违地导致相反的后果。当代中国劳动哲学当然是一种“集体行动的逻辑”,但也应当吸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合理成分,吸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经验和方法,吸取西方劳动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合理内核,并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中国特色的劳动哲学、中国特色的劳动科学以及中国特色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理论。

 

从中国国情出发对现代西方劳动哲学资源做出多角度和多层面的取舍

 

在方法论上,当代中国的劳动哲学,应该从三个视角或在三个层面上择取现代西方劳动哲学资源:

第一,择取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否定性维度、批判性视角和底层理论结构。这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对当代中国强资本弱劳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正当反应,是工人阶级保持人性尊严、追求社会最低公平、抵抗超经济剥削的战略选择,是以革命和罢工等激烈行动和最后手段对可能出现的过度剥削和压迫行使否决权——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无数次宣布了弱者的这项历史权利和底线人权。之所以说是“最后手段”、“底线人权”,是指不到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时候,被剥削和被压迫者都不想使用和行使它们;被剥削和被压迫者是否使用和行使它们,取决于剥削者和压迫者是否给人留下一条活路。当然,在当代文明社会,强者们不一定会把弱者们逼上绝路,弱者们也不必行使最后的否决权,这实际上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但弱者们不能不保留这项权利以防不测之祸。不仅如此,弱者们也永远有权利对资本和权力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不公进行不间断的批判和抗议,把垄断性经济和政治力量约束和限制在公众勉强能够承受的限度和范围之内。

第二,择取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互助合作主义劳动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替代性维度、建设性视角和主体理论结构。做出这样一种战略选择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类是善于学习和纠错的动物,他们完全有能力避免前人犯过的重大错误,他们不必把前人走过的路亦步亦趋地重走一遍。我们中国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全盘模仿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于这样的社会共识,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就能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监督和制约中国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处于激烈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一样,20世纪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互助合作主义与改良的和受到管理的资本主义之间正好处于一种既对立又统一、既对抗又合作、既承认对方又限制对方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现代劳动运动的趋势是用对资本主义的制约、管理、监督、参与来取代、替代对资本主义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摧毁,这样,一方面社会生产和财富增长过程不会中断,社会结构不会崩溃,另一方面劳动运动也会得到一些实质性的成果,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也会得到一些实质性的改革和进步。这是一个边破坏边建设而不是一个大破坏之后大建设的过程。我们不希望中国重蹈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不希望出现剧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而希望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互助合作主义劳动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

第三,择取自由主义劳动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参照性维度、开放性视角和辅助理论结构。自由主义在资本哲学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在劳动哲学方面则少有建树,因为现代劳动运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主要遵循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难以接受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自由主义,尤其是管理的自由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参考系和辅助理论,理由是:(1)在劳动运动的历史中,屡屡出现权力集中和垄断、官僚主义以及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民主权利的损害,对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失为一副有效的解毒剂;(2)劳动运动不能永远停留在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水平上,不能永远指望靠人数的优势和群体的力量消解和弥补个体力量的弱小,也就是说,劳动运动要创造条件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让每一个弱势个体都变得强大起来。这样一个更高的价值目标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存在一致之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可以成为劳动哲学和劳动运动的理论资源。

以上三个方面是互补的,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劳动哲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张力;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可以而且必须突出强调和发展某一方面,但这种互补关系应该始终保持不变。

 

——《中国工人》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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