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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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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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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的权力(二)  

2009-10-26 08:56: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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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一个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一个追求自由、成功和幸福的人,应当抱持一种什么样的权力观?应当如何处理与权力的关系?

权力拜物教、权力狂、权力主义者的态度自然是极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很多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对权力的恐惧、逃避、诅咒、厌恶,也是很不对的。必须认识到,权力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一, 社会的公共事务总得有专门的人去管理,社会的公共问题总得有专门的人去解决,这些人因此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力。即使是在号称实行直接民主的雅典城邦,也得由执政官去执行公民大会所作出的决定。在人口众多和幅员广大的现代国家,直接民主更是不可行的,也许将来网络技术会取消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制度中的许多中间环间,不过,不能由每个公民直接行使的公共权力仍然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只不过对它的监督和制约会越来越完善和严密而已。

第二, 就是在微观的社会领域,在企业、大学、研究所、社团、社区、街道、乡村,以及每一个家庭中,管理与被管理的相对分工也仍然是必要的、无法完全消灭的。可以假设每一个管理者随时都可以被撤换,每一个被管理者随时都可以成为管理者,但是仍然不能取消在一定时期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分工的相对稳定性,而只要有这种分工,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就拥有某种管理、领导、支配和控制的权力。除非假设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完全独立地、与任何人不发生关系地生存和发展。

可见,恐惧、逃避、诅咒、厌恶权力是很不理智的,也是自甘承认为弱者的表现。权力具有如下特征:你越恐惧,它越显得强大;你根本逃避不了它,世界上没有你的藏身之处,天涯海角也笼罩在它的罗网之中;它不怕诅咒,所谓“笑骂任由你去,好官我自为之”;对喜欢它的人来说,厌恶它的人越多越好,因为大大地减少了竞争对手。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消极地对待权力,将使人处于更为被动挨打的处境。

怎么办呢?我有八字真言,可以使人与权力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信不信由你。这八个字就是:服从、防备、制约、驾驭。

1、服从

聪明的政治哲学家认为,权力是必要的恶。这句话还是首先承认了权力的必要性,或者说,权力具有的善的方面。这种必要性之一在于,由于公民个人的分散性、自发性以及力量的有限性,如果不通过一种公共权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就解决不了他们之间的公共问题,如国防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环保问题;必要性之二在于,由于公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须有一种居中的、超乎所有单个人之上的公共权力来进行协调和仲裁,解决公民个人之间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秩序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因此,对于公正的权力和公正地执行权力的行为,我们应当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这种服从,用卢梭的话说,既是服从公意,也是服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意志,因为这种公正的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这种权力的服从,是有利于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比如,服从交通法规以及交通警察的公正执法,就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倘若人人都违反交通法规,必然交通事故丛生,交通效率低下,受损失最大的还是每一个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力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权力也是万万不能的。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它多么专制和腐败,即使仅仅从它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出发,也要履行一些对所有社会成员有利的公共职能,这样才能把社会冲突限制在不至使社会崩溃的范围和程度内;任何一个政府都会把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取之于民的财富用之于民;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即使都不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也总有一部分反映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至于在那种较好的社会制度下,法律、政府和权力的正面性质和作用就更大了,公民应该服从它们的地方就更多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能让我们心平气和一些,而不会对任何法律、政治和权力都持一种抽象的、绝对否定的态度,并把自己弄得痛苦不堪。在我的经历中,我总是对所遇到的法律、权力和政府行为的性质和作用做客观认真的分析,自觉地服从那些我认为是公正合理的权力。我认为,这既是对我本人局限性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我的合理利益的正确认识。

2、防备

“权力是必要的恶”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权力一旦产生,就有一种自成目的的、与它的来源和授予者相异化的趋势,有一种沦为掌权者个人或小集团谋利工具的趋势,因而也有一种成为统治、压迫和奴役工具的趋势。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权力都不能由它自身、由掌握它的人来消除这种内在的倾向。这并不是对掌权者的一种偏见。因为这种倾向不是来自于掌权者独有的某种恶劣的本性,而是来自于一般的人性,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包括我本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削弱权力的公共性,而使之变成个人谋利的工具。哲学家休谟的“无赖假定”是极为英明的: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都假定你是一个无赖或有成为无赖的可能性,尤其是对掌权者,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可以制造出更大的祸害,因此尤其要假定他们是无赖,而既然是无赖,就要事先提防他们,事先想出防范他们的措施和办法,使他们没有机会或很少有机会做出无赖的行为。

这就是对权力的第二种正确的态度:防备。怎么防备权力的异化和变质呢?

第一, 在产生某种权力之前,要审查其必要性,只有那种没有它们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的权力才能得以确立,而凡是个人或个人自觉的结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无须设立一种公共权力去解决。由此得出“有限政府”或“大社会、小政府”的结论,可以大大地减少政府权力的总量,以及公共权力对社会、公民的支配和控制的范围。

第二, 在选择掌权者之前,要仔细审查其任职资格,以防止更多的坏人成为掌权者,为此,必须建立两种选择机制:一是广泛的民主选举,二是候选人之间的公开竞争。通过这种事先的防备,可以大大地降低权力异化的可能性。

第三, 更为重要的防范机制是,要制定比较严格的宪法和法律,做为政府和掌权者施政行为的标准和依据,要在法律中事先警告政府和掌权者,如果执法犯法的话,将受到比一般公民犯法更为严厉的制裁和惩罚。

有了以上三种事先防范机制,就抬高了进入权力中心的门槛或权力准入的条件,至少使那些本来就很坏的人很少有机可乘,侥幸进入也有三五分忌惮。

3、制约

这是对权力的第三种正确态度。防备是事先的,而制约是事中和事后的。单有防备还不足以制止权力异化的倾向,因为即使是好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如果不随时对他们加以制约的话,他们也会使权力变质。这就是阿克顿那句“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名言的要旨。只有公民对权力的广泛制约、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约以及对滥用权力的行为的严厉制裁,才能使事先防范机制真正生效,才能比较彻底地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权力公共性的丧失和权力的私有化。

4、驾驭

这是对权力的第四种正确的态度。所谓驾驭权力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是我作为公民,参与了对权力的防范和制约,因此我也同其他公民一道驾驭了权力,至少防止和避免了权力可能造成的极大的祸害、灾难和罪行。但这还只是从消极的、否定的方面来说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来说,我也可以积极地参与对权力的竞争,成为掌权者,利用所掌握的权力,一方面为社会造福,另一方面发挥和发展自己的领导才能和管理才能,成为一个高度自我实现的人。我之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我相信自己永远是个好人,永远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或者从行使权力中获得某种病态的以至邪恶的快乐——这种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而是因为我很清楚,也乐于接受来自公民社会对我所掌握的权力和我本人的防备和制约,因此经常提醒自己,审视自己的权力行为,要求自己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而最大限度地防止自己变成一个贪官、一个恶官、一个庸官、一个糊涂官。但这种意义的驾驭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是一般从政人士都达不到的,只有少数政治家才能登上这一顶峰。

以上四种对宏观的公共权力的态度,原则上也适用于微观领域,适用于处理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区、家庭中存在的权力的关系。我想,只要做到以上四点,那么,权力对我们的危害就会大大减少,而对我们的好处则会大大提高,就会变成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成功和幸福的有利条件和可行的手段。

 

 

 

 

我所说的“宽容”的权力,正就是上述可以服从、防备、制约和驾驭的权力。我还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描述这一权力的性质:

当我作为被领导者、被管理者时,我希望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共权力以及微观领域的公共权力变得越来越宽容,即越来越能够保护公民更多合理的权利,越来越允许和促进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希望那些领导和管理我的人能够依法办事,公正地行使手中的权力,能够兼容并包,胸襟开阔,不拘一格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我希望他们能够自觉接受来自被领导、被管理者的防备和制约,并把这一点作为领导者、管理者的基本素质来培养和加强。我并不要求领导者和管理者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而只是要求他们不要以公害私、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因为公共权力是属于大家的,不是属于掌权者个人的,掌权者个人可以因为自己的职责和贡献而获得高于一般人的报酬,但这种报酬必须依法确定,决不能超出法律规定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当我作为领导者、管理者时,我希望自己能够永远记住,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这一神兵利器,既可以造福天下苍生,也可以祸害无数生灵,既可以使自己留芳千古,也可以使自己遗臭万年,因此,我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小心谨慎地使用它;我将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作为自己的使命和天职;我将要求自己把接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作为自己的义务来履行并且把这些监督和制约作为对自己的爱护来加以珍惜和感激;我将努力让自己做到无需强制性的权力就能完成我的领导和管理工作,而仅凭自己的权威——来自于真理、才能和品德的感召力、影响力和榜样的力量,就能吸引民众与自己一道前进;我将与一切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展开平等的对话,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屈人、仗势欺人。如果我扪心自问,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以上这些,那么我将放弃掌握和驾驭权力的雄心壮志,而安心于做一个被领导和被管理者,同

时也做一个思想者、批评者、监督者和制约者,也许对我来说这才是尽我的公民义务的更好的方式。

当我同时既是一个被领导被管理者(对上),又是一个领导管理者(对下)时——大多数人都身兼这两重身份,即使那些在社会上纯粹处于被领导被管理地位的人,回到家里,作为父母,也是孩子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是未成年人法定的监护人——我将努力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将把尊重上级与尊重下属,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结合起来。我不会欺上瞒下,谄上媚下,更不会对上级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讨好卖乖、俯首〖FJF〗NCCFB〖FJJ〗耳,行同走狗和鹰犬,而对下级则专横霸道、作威作福、苛求滥取、生杀予夺,势若疯狗和虎狼。

的确,“宽容”的权力可以改造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主奴根性或“施虐—受虐性格”。所谓“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四十年孙子熬成爷”,做“媳妇”、“孙子”时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全无一点个性、血性、独立性,全无一点自由意识、自主意识、自尊意识,而一旦摇身一变成了“婆婆”、“爷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个个都成了极权专制的小皇帝——中国的老百姓本质上是极权专制制度的基础、补充、追随者以至信奉者;“梁山好汉”也不过是想做皇帝和大官的“山大王”,一旦机会来了便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张良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种野心。的确,权力越专制,凭借权力得到的好处越多,而无权者的处境越悲惨和没有指望,暗中羡慕、嫉妒、觊觎、渴求权力的人就越多,一旦机会来了便群雄并起,中原逐鹿。君不见,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都有大大小小的义军领袖称王称帝,这些人每个人都自命为“真龙天子”,于是彼此间展开残酷的、血腥的、你死我活的杀戮,最后,成王败寇,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又开始了。王朝在更替,“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戏剧在反复上演,而主奴根性始终没有改变,并且正是它,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专制制度“膨胀—崩溃—复活—再膨胀—再崩溃—再复活……”的恶性循环。

对于主奴根性所造成的专制政府与愚顺民众之间的互补的、互为前提的、简单再生产的关系,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有非常尖锐和深刻的揭示:“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两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不管国王的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于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不知道任何其他法律的人们。”只是马克思还没有指出由于主奴根性所造成的双方之间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愚民、顺民在忍无可忍、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一定会变成乱民、暴民,他们揭竿造反,横扫一切,在摧毁一种旧的专制制度后,又建立起一种更为完备的专制制度。

破除主奴根性,建立对权力的一种既不盲目崇拜和狂热追求,也不恐惧、逃避、诅咒、厌恶,而是理性地服从、防备、制约、驾驭的自由的意识和态度,并且建立一种“宽容的权力”即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和十分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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