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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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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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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兑现善恶有报的伦理承诺  

2009-09-15 16:47: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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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兑现善恶有报的伦理承诺

 

 

 

 

中国人有一句源自佛教哲学的俗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一句劝善诫恶的伦理承诺和警告,是以相信善恶报应为前提的。但佛教也清楚地看到了许多不能现报的情况,于是便把报应的过程和时效拉长,即假设生命是轮回的,今生报应不了的,来世必有报应,最终谁也逃脱不了因果报应的必然性。

无独有偶,德福相背的情况也深深地困扰着西方人,所以苏格拉底临死前相信自己虽然被恶人处死,但自己的灵魂将回归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HK〗而处死自己的恶人实际上比自己更不幸,因为他们邪恶的灵魂进入不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基督教高悬一个末日审判,来对人世所有的善恶进行总的清算,而康德也把德福一致这种至善的理想诉诸于灵魂不死与上帝存在。

在善恶报应问题上,东西方人殊途而同归,皆诉诸于一种超人的、非经验的、神秘的力量来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实际上都被迫承认了,在现实生活中,单靠人自身是无法完全保证和实现善恶有报这一正义原则的。

不巧的是,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也不相信三世轮回,因而不能获得那种在遥远的将来必定善恶有报的伦理承诺给人带来的虚幻的安慰,面对人世间种种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不公平现象,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我要求在现实世界中,凭借人自身的努力,就能至少在基本上、大体上做到,让有德有才的好人获得成功和幸福,让无德无才的坏人得到失败和惩罚。

然而这是一件何其艰难的事情。世上若有现实可行的道路和途径,像苏格拉底和康德那样旷世聪明的人,也就不会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放弃了他们的探索,转而寻求“降神术”的帮忙了。

 

 

 

 

要回答“如何兑现善恶有报的伦理承诺”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为什么好人经常艰难困窘,而坏人经常得势当道”这个更为令人头痛的问题,因为只有找出善恶无报或善恶错报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善恶有报问题的现实途径。然而,这后一个问题却是一个几乎使所有的人、使全部哲学社会科学困惑不解的问题:初看之下,这个世界上几乎都是好人或不坏的人,或者至少是好人、不坏的人占了多数,而不好的、坏的人占少数,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好人遭难受罪、坏人风光得意的现象?难道好人是弱者的代名词,而坏人是强者的代名词吗?据我的阅读经验,好象还没有一本书对这种现象做出过专门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个问题作出过系统的分析和回答。遗憾的是,本文也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只能做一点初步的探讨而已。

首先需要厘清四个基本概念:好人(善人)、坏人(恶人)、善行、恶行。

人们通常习惯于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好人—坏人和善行—恶行两者必居其一的对立模型。如果世界上真存在着如此截然分明的对立,问题就简单多了:只需要认清、抓住和惩罚那些恶人与恶行,好人们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很多坏人也是由好人变来的,很多恶行也是由好人做出来的;另一方面,有些恶人也可以变成好人,有些善行也居然是由恶人做出来的。

可见,世上没有绝对的、纯粹的好人或坏人,也没有绝对的、纯粹的善行或恶行。所谓好人,就是其善性大于恶性、其所做出的善行多于恶行的人,至于大于到什么程度,善性和善行占51%还是99%,那是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的。所谓坏人,就是其恶性大于善性,其所做出的恶行多于善行的人,其衡量的尺度和包罗的范围也是很大的。好人不一定只做善行,不做恶行,坏人也不一定只做恶行,不做善行。

所谓恶行,就是其正价值大于负价值、好效果大于坏效果(至少大于50%)的行为。所谓恶行,就是其负价值大于正价值、坏效果大于好效果(至少大于50%)的行为。善行的主体不一定只是好人,恶行的主体不一定只是坏人。

好人、坏人、善行、恶行四者形成如下交叉关系:

好人           坏人

 

 

善行           恶行

 

我们最多只能说,好人与坏人、善行与恶行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可以相对区别开来(图中虚线所示),而不可能把它们绝对地区别开来(图中实线所示)。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世界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善行多还是恶行多?

就总的趋势而言,好人必定多于坏人(哪怕只多一个),善行必定多于恶行(哪怕只多一件)。这个结论不是通过某种严格的统计得出的,而是从人类社会至今还存在和发展着这个不可置疑的事实反推出来的:如果坏人的数量多于或等于好人,恶行的数量多于或等于善行的数量,那么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了,因为在等于的情况下,正负相抵为零,在多于的情况下,负大于正,结果为负,这都意味着人类的停滞和倒退。

第一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谓大于、等于、小于,关键还在于是好人所做的善行、坏人所做的善行相加之和或相加的力量和效果,是大于,还是等于,还是小于好人所做的恶行与坏人所做的恶行相加之和。有时候坏人和恶行的纯粹数量可能小于好人和善行的纯粹数量,但由于一个大坏人的力量可能胜过一千个小好人,而一件大恶行的作用可能胜过一千件小善行,因此,总的结果是坏人与恶行占优势,社会历史向后倒退。不过,这种情况会得到一种相反的情况的有力抵消:一个大好人胜过一千个小坏人,一件大善行胜过一千件小恶行,这时,即算好人和善行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在结果上却会处于优势,于是社会历史便向前推进。无论情况如何复杂,都不能改变好人与善行相对于坏人与恶行至少略占优势这一总的趋势,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好人的善行+恶人的善行)>(好人的恶行+坏人的恶行)

“好人多于坏人”、“善行多于恶行”这一说法应该更准确地改写为“好人强于坏人”、“善行强于恶行”,而好人、善行在力量对比上略占优势这个现实,会反过来使好人和善行也在数量上逐步增加,因此,“好人多于坏人”、“善行多于恶行”的说法基本上还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点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上述总的趋势并不排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会出现坏人多于、强于好人和恶行多于、强于善行的情况,不过这种情况也不会马上就导致社会和人类的毁灭,这是因为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和“本钱”,可以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坐吃山空”、“负债经营”。比如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坏人、恶行一度多于、强于好人、善行,但这只是严重地破坏和毁灭了人类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还没有毁坏人类生存的整个基础。一旦这种破坏和毁灭危及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内部自然会激发起自救的本能和一种强大的反弹力,制止人类自杀的倾向。好人、善行又会重新取得对于坏人、恶行的优势。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好人、善行有时候会处于劣势,而坏人、恶行有时候会处于优势?

这个问题更富有挑战性,更难于问答,分析起来原因无疑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坏人在手段、工具、方法上处于天然的优势,而好人却处于天然的劣势。坏人,尤其是大坏人,是不择手段、肆无忌惮、敢于践踏所有基本的道德原则、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相比之下,好人则显得束手束脚、畏首畏尾、投鼠忌器、老实窝囊、有勇无谋、有仁无智。这是好人们的“阿基里斯之踵”即致命的弱点,好人的瓶颈制约,好人的苦衷和悲哀 ,好人难以逾越的大阻碍和难以克服的大难题。确实,如果好人也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的话,即算其目的正当合理以至高尚无私,他们也与坏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为手段可以悄悄地使目的变质,不择手段地达到的结果,已经与当初的目的和理想相去千万里了。这在历史上已有无数的例证,不必一一列举。然而,一群好人如果没有利器在手是很难抵抗一个武器到牙齿的坏人的攻击的。怎么办?有以下几条出路可供选择:一是提高每个好人的个体力量,使他们至少在一对一、白刃格斗的情况下不至落败;二是提高每个好人的警惕性和防卫能力,使坏人的阴谋诡计难以得逞;三是加强手段、工具、方法和谋略上的装备,充分利用一切正当的和中性的手段,以弥补手段上的劣势——好人更应当注重手段和工具的研究和完善。

二是坏人往往钻制度的漏洞,并且成功地把其恶行制度化、合法化、政治化、权力化,从而对好人取得一种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优势;而好人往往由于自己的分散、软弱、盲目而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最终被坏人用制度化的力量各个击破。这是最为可怕的情形。恶势力一旦主导了制度,就可以扑灭一切善良的力量,尤其是当恶势力掌握了国家政权和暴力机构这些“天下公器”、以全民全社会利益代表者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制度化力量的笼罩下,好人不仅无力反抗,并且会纷纷变成坏人。想想在希特勒、萨达姆政权下人们的悲惨命运就可知道,制度的恶千万倍地大于个别坏人的恶。有人会反问,既然一个社会大多数是好人,处于少数的恶人怎么可能当权得势呢?要么是大多数人变坏了,才会有坏政权出现,要么是这个政权还不怎么坏,还有办法改善它。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事实是,即使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或不坏的人,也可能会出现坏的政权,比如,当好人们一盘散沙而无自组织能力的时候,当他们麻痹大意,或疲惫懒散的时候,当他们处于犹豫、傍徨、迷乱、失去方向的时候,当他们处于恐惧、狂热、失去理性的时候,少数坏人的确可以以小搏大,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一招致命,从而夺取国家政权,以人民和好人的名义并利用人民和好人制造无尽的罪恶和灾难。对于这种结果,我们必须说,好人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好人们联合、合作、团结和自组织起来,建立起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坏人篡权或进入权力中心,而且一旦建立了这种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坏人即使进入了权力中心,危害也是有限的,甚至还有坏人不得不做好事并最终变成好人的情形呢。

第三个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或方法出发进行善恶评价和作出扬善抑恶的行为?

这是一个很大的方法论问题。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绝对的、纯粹的好人,而你的对手是绝对的、纯粹的坏人,那就既会使问题简单化,也会使问题复杂化。简单在于,世界分为两个黑白分明、善恶对立的阵营,只需要消灭或打倒黑暗邪恶的势力,天下就从此太平,从此大同了。复杂在于:你会猛然发现自己很孤立,比坏人还孤立,因为坏人似乎到处都有,而像你一样纯粹的、勇敢的、热血沸腾的、充满正气和牺牲精神的好人却太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或者你会放弃实际的行动和斗争,而只停留在思想上、口头上对这个世界口诛笔伐,一辈子满腹牢骚,满怀怨愤,最后抑郁而死,抱恨终天;或者你会拼着头颅和热血与某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同归于尽;在第三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唤起民众,发动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但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你的命运就不再由你支配了:革命自有革命的逻辑——你会和革命的群众处于一种既爱又恨、既依靠又控制、既融为一体又相互利用的、暧昧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之中,你似乎改造了革命的群众,但革命群众也在无形中改造了你,你如果一意孤行当初纯洁的革命理想,你就会被革命群众所抛弃,而你如果顺应了革命群众的要求,那么当革命有一天胜利了,邪恶的力量被消灭了,世界重归于平静了,你会惊奇地发现,一切又重新开始了:贫富贵贱的两极分化又出现了,大奸大恶的人又冒出来了,好人吃亏坏人当道的情形又恢复了。这是怎么回事?你可能会百思不得其解。让我告诉你,荒谬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的头脑,是你的善恶二分法;群众还是那些群众,他们的确大部分是好人,但不是你所想像的或所要求的那种纯粹的好人,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本性和逻辑重建一个善恶相混的世界,而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纯洁光辉、至善至美的世界。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绝对的、纯粹的好人,世界上也根本没有这样绝对的、纯粹的好人,与此同时,那些恶人也不是绝对的、纯粹的恶人,那么,虽然你开始时的确把问题复杂化了,但最终却会使问题的解决简单化,即能够取得某些虽然不是翻天覆地但也是实质性的变化和进展。你会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试着来回答一下。假定你认为自己身上也有恶性,也会做出恶行,而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恶性,都会做出恶行,只不过在好人身上它们不占主导而在坏人身上它们占了主导,那么,第一,你不会把坏人妖魔化,把所有的罪恶和苦难的原因都归到他们身上,把他们当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并准备通过暴力的或革命的方式彻底地消灭他们;第二,你会认为重要的不是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而在于建立一种抑止和消除所有人身上都存在的恶性的、彼此制衡的、彼此监督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是普遍化的即针对每一个人的,因为不仅你所认为的恶人必须接受强有力的制约,就是像你本人一样的好人也必须、也需要接受这种制约,因为好人也很可能在某个时候因为某种诱惑而作出某种恶行;第三,你会认为,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一些善恶不定的但受到许多人随时随地的监督和制约的人,比交给一些看上去没有恶性和恶行的圣贤君子更安全,建立一个有缺陷的但同时也有限的政府,比建立一个仁慈的但同时也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更安全,让所有的人(包括坏人)都有机会通过平等竞争进入权力中心但必须依法行政,比把政治权力无限信任地交给一些德才兼备、大公无私的“包青天”、“大救星”更安全。一句话,你会认为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比建立一种即使是仁慈的极权、专制和权治(通常所谓“人治”)的政治制度,更能够扬善抑恶,更有利于善恶之间的力量对比朝善占优势的方向演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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