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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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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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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公共生活  

2009-07-07 20:24: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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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公共生活

 

 

 

 

    “公”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凡两人之间及两个人以上共同的事情或问题,都可以叫做“公”。当然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相对于“第三者”(其他人、社会、各级社会组织和机构来说),又是他们的私事,可以私了而不必惊动他人或公共的权力机构。不过,不管公与私是如何不断地过渡,在某一具体场所,公与私还是可以相对区别开来的。

    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因此他必须、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生活: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他也就同时具有双重身份:私人和公民;〖HK〗甚至也同时具有双重人格:自我和社会角色。人们应当比较明确地划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私人和公民、自我和社会角色,确定一个合理的边界,同时又使双方面相互协调和互补,既不以私害公,也不以公废私,而是公私互动、公私两利,庶几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都得到发展。

但历史上有两种片面的观点和行为。一种是无限地扩大公共生活的范围,挤压以至取消私人生活的空间,由各级社会组织把每一个个人的全部生活都管理和控制起来,每个个人在向“组织”、“公家”、“政府”转交手中权利的同时,也把肩上的责任转交出去了;反之,政府在垄断了所有的权利的同时,在法律上和道义上也要对每个个人负无限责任。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样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于公于私都是很不利的:私人权利固然遭到剥夺,政府也往往由于不堪重负而垮台;个人得不到自由发展,社会从总体上也陷入停滞以至混乱。

    另一种片面的情形是无限地扩大私人生活的范围,挤压以至取消公共生活的空间,削弱以至取消政府的权力,把公共财产分光吃尽,社会进入无政府和无序混乱的状态,人与人或者像一盘散沙一样各不相干,或者像“狼与狼”一样相互撕咬。当然,这种情形从来没有以典型的形态出现过,即或偶尔陷入类似的情况,也注定不可能持久,正如在第一种情况下,个人的权利也从来没有被完全彻底地剥夺一样。

    在这两种情况下,私人与公民之间的互补关系都被破坏了。在第二种情况下,私人只是私人,而根本不是公民,但这时私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也会造成一种消极的公共后果,即社会整体的混乱和瓦解,结果想做一个单纯的私人也做不成了,另一方面,每个私人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坏的公民。在第一种情况下,每个个人都成为至高无上的公共权力之下的奴隶,对社会公共事务毫无参与权和监督权,失去了主动积极的公共生活,而只是消极被动地承受一种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公共生活”,他们真正的生活只是极其有限和狭窄的私人生活,他们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私人。马克思把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民称之为“失去类生活和普遍性的人”,称之为“政治动物”,而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动物时期”,或“人类动物学”时期。

 

 

二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权实际上包括两类权利:一类是私权、私人权,一类是公权、公民权。私权或私人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迁徙权、劳动权、消费权、思想权、言论权、恋爱权、婚姻权、生育权、人格权、名誉权、肖像权、知识产权、信仰权、隐私权等等;公权或公民权,则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弹劾权、创制权、复决权、集会权、游行权、结社权、出版权、获得国家赔偿权、获得社会保障权等等。其中有些权利的归属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私权、私人权与公权、公民权的两分法大致是不差的。

    我们中国人笼而统之地把上述两类权利都叫做“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不准确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是指公权、公民权,不包括私权、私人权。当然,私权、私人权应该得到宪法和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但私权、私人权得到制度化和合法化是一回事,而公权、公民权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可混淆。按照西方人传统的划分,社会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层次或两个领域,马克思则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来表述这两个领域的相互关系。毫无疑问,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中,市民社会、经济基础是本原、实体、目的、内容,是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方面,而政治国家、上层建筑是派生、功能、手段、形式,是起次要作用的、辅助的方面。也就是说,私人生活是第一性的,公共生活是第二性的;私人是人的第一身份,公民是人的第二身份;私人权利是最为基本的权利,而公民权利是第二位的权利。市民社会、经济基础、私人生活、私人权利之所以对于政治国家、上层建筑、公共生活、公民权利具有这种优先地位,是因为:  第一, 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是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新行为,而社会、政府、国家机构等整体性的、公共性的力量总是相对滞后的,事后跟进的。

    第二, 很多私人的、个人的生活内容和权利是不能还原为、归结为公共的、社会的生活内容和权利的,但公共的、社会的生活内容和权利却无一不起源于私人和个人,无一不可以分解为或间接地归结为个人生活和私人权利,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不是自为目的的,而归根到底是为私人领域和私人权利服务的,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因为所谓“人民”正就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以及由这些个人构成的总和,而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实体。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公园肯定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个人的私有物,也不能分解为一块一块归私人所有的财产,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财产、公共场所,然而以下几点是必须明确的:

    第一, 公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私人集资或由私人所交税款所形成的公共投资建成的;

    第二,公园不是自成目的的,而是服务于私人、为私人提供休闲娱乐场所的;

  第三,公园的永续存在是由具体的管理人员和所有的游客共同维护的。公园由此而成为我们共同栖息的优美家园。

  公园的例子大致可以推演至国家这一更高共同体:国也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栖居的家园。进一步说,整个地球也是我们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可以共同栖居的家园。

    然而公共生活、公共事务、公共财产、公共权力、公民权利却又绝对不是可有可无或消极被动的,而是不可或缺的,并反过来对每个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社会这个共同体,不等于个人简单相加之和,不能被分割和还原为一个一个的私人,总有某些公共问题,如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设施、公共福利问题,是孤立的个人不能自发地加以解决的,公共财产和公共权力在任何一种历史条件下都是必要的,因而是永恒的,不管它们是叫做“国有财产”、“国家政权”,还是叫做别的什么名称。

    (2 个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以至相互斗争,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整个社会的有序、平衡、稳定和正义,无限制的私人权利只能是普遍地失去权利,因此即使仅仅从私人权利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对私人权利有所限制,也要把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一个超越所有私人的“第三者”,即一种公共的权力,让它来充当仲裁者、管理者和协调者,以确保每一个私人的合理的、长远的利益。

    (3 公共权力一旦产生就会有一种自成目的、与产生出它的社会成员相异化的趋势,而在这种具有无比威力的公共权力面前,单个的私人是渺小的、软弱无力的,一旦这种公共权力非法地压迫某一个私人,这个私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只能用公共的方式、通过公共的途径才能实现,为了取代某种变质的、暴虐的公共权力,只能创制另一种可以制约的、良性的公共权力,因此,每一个私人参与管理公共生活和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权利,即所谓公民权利,就是必不可少的。缺乏公民权利的个人只是一个可怜的、苟且偷生的、无力自卫的私人,而缺乏公民权利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不公正的、专制横行的社会。

 

三

 

 

    既然没有公民权利,私人权利是不能得到保证的,因此,每个人都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生活,追求管理公共生活的权利。要知道公共生活绝不是与私人生活无关的,而正应是私人之间的共同的生活。谁都不去关心公共生活,只有使那些极其热衷于公共权力的人大获其利,他们乐得把公共权力变成自己借以为所欲为的私有财产。

    参与公共生活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参与制定有关公共生活的法律和道德。有关公共生活的法律叫做“公法”,通常把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如立法法、行政法、刑法等归入公法,而把调整自然人、法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叫做私法,如民法、商法、婚姻法等,宪法则是最高法,是统摄公法和私法的最基本的原则。道德也有公德与私德之分:公德是公共生活范围内的行为规范,私德是私人生活范围内的行为规范。参与公共生活、争取公民权利的直接含义,就是参与公法和公德的制定。由于私法和私德往往是在私人之间或民间自发地形成的,只不过要经由一定的公共程序来认可、调整和昭告于天下,因此,参与私法和私德的制定是私人生活的直接内容,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生活的间接内容。

    参与公共生活的第二方面内容是,监督公法和公德的实施和执行。公法的实施者和执行者总是某些特殊的、具体的个人,即通常所说的政府官员,每一个公民都有监督他们是否公正执法的权利。此外,由于私法也由公共权力部门来实施和执行的,因此这方面的监督也是公共生活的内容和公民的权利。公德的执行和实施者则不仅是政府官员,还且是每一个公民,公民们拥有相互监督的权利。比如一个人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有权批评和制止。

    通常有两条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一条是参与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如参与立法、参与选举;另一条是参与企事业、社区、社团、政党等较低层面上和较小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大量公共生活都是在较低层面上和较小范围内进行的,公民在这里更知情、更有能力、更能取得成效,不仅可以解决此一层次上和范围内的公共问题,而且能通过这一中介和渠道最终影响国家层面的公共问题的解决。

    在几千年专制制度下,中国人从来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统治者固然极力剥夺老百姓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即公民权利,老百姓自己也极为缺乏公民意识、公共生活意识、公民权利意识。这种传统遗毒深远,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也只停留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消极的层面上,“莫谈国事”成为一般人的自诫、对子女的训诫和对周围人的劝诫,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主动地参与本单位、本团体、本党派内的公共生活,即使参与也只是作为陪衬、作为举手表决的机器而已,这使得各层次的民意机关和代表机关都徒有虚名,成为所谓的“橡皮图章”。宪政、民主和法治在我们中国,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哪。

    不过,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鼓舞人心的消息,三位在读法学博士和五位知名人士,就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被非法收容并被殴打致死一案,先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递交了有关对现行收容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和实质性进步,表明中国公民已开始履行宪法和立法法赋予自己直接参与立法的神圣权利,表明中国的法治化将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作为公民,不仅意味着要主动地追求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而且意味着要承担公民的义务,即承担公法和公德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

    公民义务意识实际上是比公民权利意识更深刻的公民意识。一个人,如果不仅仅把参与公共生活看作是自己的权利,而且看作是自己不容推卸的义务,就表明他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是一个更为合格的公民,因为权利还可以自愿放弃,而义务则是必须承担的。其次,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公民义务的履行是互为前提的,如果人人都追求公民权利而不履行公民义务,公民权利也就会因为公民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自行瓦解,比如,我们有权要求公共权力机构公正执法,但如果公共权力机构做出了针对我们本人的公正执法,而我们拒不履行服从的义务,那么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而公民权利最终也会荡然无存。同样,我们有权要求别人遵守社会公德,但我们自己也有义务遵守社会公德,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也就没有资格和权利要求别人遵守。

    在这一方面,中国人目前的状况也是很不让人乐观的。有几个人能够把主动参与公共生活上升到公民义务的高度来认识?有几个人清楚地意识到了处理好公共事务有关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有几个人明确认识到了如果爱我们的国家就有责任去改变它?有几个人深刻反省到了,我们自己是否遵守公法和公德,关系到我们能否拥有和享有我们的公民权利?见得更多的情况是,认为国家、公共事务与己无关,我们只要搞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尽量揩公家的油水、搭公家的便车、吃公家的免费午餐;利用职责和职务的方便,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公共工程还没有怎么使用就开始烂了,公共资产大量地流失了,公共资源大量地浪费和化整为零了,公共场所变成了公共的垃圾堆……似乎人人都卷入了一种恶劣的、最坏的、不公开的、不公正的私有化浪潮之中了。

    中国正在从整体上重建私人权利、市民社会与公共权力、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框架,“小政府、大社会”、“有限责任政府”、“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模型已隐约可现,再有几月怀胎,便将呱呱坠地。在这个过程中,培育和确立公民意识即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因为只有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才是打通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私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唯一桥梁和通道。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成为合格的公民。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成为所有中国人都热爱、珍惜和安居乐业的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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