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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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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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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帮助他人  

2009-07-07 20:19: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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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帮助他人

 

 

为什么要帮助他人?人为什么会帮助他人?这似乎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很多人不假思索就能脱口问答说:“因为帮人归根到底对自己有好处”,“因为社会道德要求我这样做”,“因为我是人,人不能冷酷无情地对待别人”,“因为良心不允许我袖手旁观”,“因为不这样做我会内疚”………等等,不一而足。

“为什么要帮助他人?”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伦理学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偏于强调自我权利和责任、强调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强调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做人处世”第一要务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尤其重要:第一,我要搞清楚我帮助他人的理由,使我的选择有明确的自我意识;〖HK〗第二,帮助他人不能从根本上损害我自己;第三,我的帮忙对他人是否有价值和意义?是有益还是有害?以至我的帮忙是否会被人利用,是否会为虎作伥?当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放跑一个”,我认为在帮人问题上,显然不能坚持“宁可错帮一千,不可不帮一人”的糊涂原则。当然,也不能反过来走向“宁可不帮一千,不可错帮一人”这另一个极端——这与曹操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已相去不远了。

上述人们对“为什么要帮助他人”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可分为功利主义和义务主义两类。功利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相互竞争而又相互合作(互竞互助)的体系,单纯的竞争而无合作不能带来社会(即全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竞争的同时也互助合作,才能达到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个人希望在自己危难的时候有人能帮自己一把,自己就应当在别人危难的时候帮助他人;互助的机制和互助的道德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归根到底对每个个人是有利的,即使在帮人的时候要损失自己眼前的实际利益,但总的来说也是划算的,即所谓“吃小亏占大便宜”。由此可知,任何一种表现上无私的、牺牲自己帮助他人的行为,都有其利己的深层动机,这正是人作为“理性的动物”高于一般动物之所在。

义务主义者坚决反对功利主义者的这种解释,他们认为帮助他人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不可推卸的义务,唯其不带任何功利的考虑才是高贵的、善良的。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苏格兰哲学家们则诉诸于人的“同情心”这种“社会感情”。他们把帮助他人解释为良心、良知良能这种情感和人性本能。义务主义大师康德则诉诸于人的先天理性:帮助他人既不能出于功利的目的,也不能出于情感的满足和幸福的考虑,而纯粹出于一条“你必须如此”的绝对命令或道德律令;正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如同我们头上的星辰,把我们超拔于感性世界之上而成为理性存在物,而获得做人的高贵和尊严,而一切出于功利计算的行善,都是不道德的。

JP3〗功利主义和义务主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道德的品质和特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同时也有其片面之处,比如功利主义确实不能解释人们许多忘我、无私的行为,如博爱、仁慈、舍己为人,确实有把道德义务简化为功利计算的嫌疑;另一方面,义务主义则完全忽视了道德义务的功利来源,使之成为某种冷酷的、与个人世俗利益和感性幸福绝对对立的、高不可及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践行的东西。应当说,相比而言,义务主义离真理更远,更缺乏可行性。

扬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我认为,帮助他人这种道德的演化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具有三种表现形态:

1 助人的道德感情和道德规范最初无疑来源于功利的考虑,或者说“义”必源于“利”,“仁”必出于“智”(功利的计算、利弊得失的比较)。“仁义”不是先于人类存在的“天理”、“神的命令”或“自然规律”,而是人们在现实的功利活动中发现和创制出来的;“仁义”就在“功利”之中,只不过它们不能归结为任何一个个人独立的功利,而乃是个人功利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规则,一种彼此制衡又彼此补充的机制。道德的最终主体是个人,最终根源是功利,在这点上,功利主义是对的。我国古代哲学家李贽、颜元、戴震等人也已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谓道德的非功利性,并不是说道德与功利无关或反功利,而是说,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功利时,也要尊重他人的功利和公共的功利,从而也要节制自己对功利的无限制的追求。道德可以也应当相对超越具体某一个人的功利追求,但却不能超越所有人各自的功利追求和所有人公共的功利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道德是一种功利的计算规则,是一种发自个人利益和幸福的经验理性或实用理性。

2 道德向良心或社会感情的转换。人们在千百万次的生活实践中发现和遵循的外在的道德规则,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内化为人的一种心理需求,一种类似于生理本能的内在冲动,以至当人们看到别人处于危险或困难时,便不假思索地、不由自主地做出一种帮助他人的行为,如孟子所说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时,谁都会伸手去救他,在这一刹那,是没有任何功利计算的,是人皆有之、人同此心的。其实,不仅仁爱、互助、合作这种社会感情是这样产生的,其他高级的精神需求如创造需求、自主自尊需求也是这样产生的。最初,这些高级需求都是作为满足基本的低级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的手段而产生的,后来它们便自为目的了,成了自身要求得到满足的一种内在冲动。仁爱心、良心最初确实是为了满足功利需求而产生的,但后来也变得自为目的了,只不过在不同的人的需求结构中有强有弱而已:一般人的功利需求强于仁爱需求,当两种需求发生冲突时,会服从功利需求,而有强烈仁爱需求的人,当其与功利需求发生冲突时,甚至能压抑功利需求而服从仁爱需求。在这里,道德是一种相对超越个人功利的先天良心、先天感情、先天需求,它们可以通过文化教育和生理基因而得到遗传。

3 外在的功利需求向内在良心的漫长的积淀和内化的过程,在历史运动中消逝了,每个人都仿佛根据一种先天感情而作出爱人利他的行为。人们试图对这种神秘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人认为是神明或上帝授予人类的,有人认为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有人认为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固有的,由此出发他们总结出一些像几何公理一样先验的、不证自明的道德规则,这些规则与当初的功利的、经验的来源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而变成了一些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在这里,道德完全是以非功利以至反功利的先验理性的面目出现的。

我认为,道德的前两种形态(作为功利计算规则的道德和作为先天良心的道德)虽有矛盾之处,但基本上是可以互补互释的。道德的第三种形态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是基于人们对前两种道德形态的相互关系的误解、对道德本性的误解而产生的。但它也揭示了道德规范在形式上的某些特点(“你必需如此如此……”,“你不应如此如此……”),可以补充前两者对道德的解释。

现在我们明白了,“帮助他人”不是一条无条件的、时时处处都必需遵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命令。它只有在下述约束条件下才是可以普遍提倡的:

1 帮助他人不是为帮助他人而帮助他人,我们之所以应当帮助他人,归根到底是因为这样做对所有人(包括自己)、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利的。

2 帮助他人是可以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你能够帮多少就帮多少,你愿意帮多少就帮多少,因为这只是你应该这样做,而不是你必须、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人和社会不能因此而惩罚你,只不过当你遇到困难别人不帮你时,你也没有权力和资格责怪他们。无论如何,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个人利益与帮助他人发生冲突时,保存自己比帮助他人更重要。

3 有些非常高尚、仁爱、慈悲的人为了帮助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至宝贵的生命,这乃是因为他们人格结构中仁爱的需求特别强烈之故。他们值得人们敬仰、感激和学习,但不能以任何形式强迫人们这样做,更不能把他们解释为是纯粹无私、忘我和自我牺牲的天使或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事实上,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一种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

4 帮助他人应以他人乐意接受帮助为前提,不能强迫他人接受帮助,也不能居高临下地恩赐和施舍帮助,不能损害他人的自尊心。

5 帮助他人的根本目的乃在于使他人自立自强,乃在于创造条件让他们挖掘自己的潜能,而绝不能助长他人的依赖性和惰性,使他们永远安于弱者的地位。

6 帮助他人不是无原则的,对一切人滥施仁爱是不公平的,并且是有损于其他人以及社会共同利益的。比如,明知某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家伙,却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我认为这样做是愚不可及的,对自己、对被他伤害的人都是不公道的,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害无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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