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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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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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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必须无私吗 无私就会大公吗  

2009-07-07 20:15: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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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必须无私吗  无私就会大公吗

 

 

    从孔孟儒学的重义轻利,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后世的公正无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中国人发展出一套处理个人与社会、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伦理原则,与上文所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等处理人我关系、己他关系的原则,共同构成达到人人合一、天下大同理想的基本途径。

    问题在于,公正就必须无私吗?为公就要忘私吗?无私就会大公吗?“私”有个人、〖HK〗自己、利己、个别、特殊、偏爱、秘密等含义,与“私”相对的范畴为“公”,有社会(国家、集体、团体)、公共、共同、公平、公正、公开等含义。“秘密”意义上的“私”与“公开”意义上的“公”不在公私关系范畴之内,此处不论。

先说“公”的第一种含义,即与偏爱、偏私、偏袒、偏见相对的公平、公正、公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当某一个人是当事人或权利义务关系之一方时,应当按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处理与其他各方的关系,不能要求过多的权利而承担过少的义务,也不能承担过多的义务而放弃应得的权利;二是当某一个人不是某一权利义务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与当事人双方或各方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是充当“第三者”即调解人和仲裁者时,也应当按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客观地、一视同仁地、不偏不倚地做出评价和裁决,不仅不能接受任何一方的贿赂,从而使自己从私利出发,偏袒一方而偏踩另一方,而且要尽量排除自己感情上的偏好偏恶以及知识上的片面性、狭隘性和偏听偏信。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那么,第一种情况下的公平、公正、公道,并不要求无私,而只是要求合理的、在一定权利边界范围内的私,只是要求当事人不要越出一定的边界去侵犯他人的权利,同时也要防止他人越出其权利边界而侵犯自己的权利,这个意义上的公平、公正、公道,就是通常所说的“正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公正并非无私,而是合理地处理私与私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无私也并非公正,而正是对自己的一种不公正——也许当事人自己觉得自己心胸开阔,品德高尚,并不以为自己吃了多大亏,但这样做会纵容那些不公正的、损人利己的行为,这种情况如果普遍化,就会使权利义务对等的公正原则趋于瓦解以至荡然无存,因而,这种“无私”客观上一定是不公正的。

    在第二种情况即某个人作为“第三者”而调解或仲裁某一权利义务关系时,确实要求这个“第三者”没有自己的私利要求,也不能有个人感情上的好恶和认识上的偏差,这个意义上说“公正无私”是成立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正执法”、“司法公正”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知,使用“公正无私”这个词时,必须严格地区别两种情况:当说话人或所指的人是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时,“公正无私”是不能成立的;只有当说话人或所指的人是某一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时,这四个字才是成立的,而且这里所谓“无私”,也严格局限在其调解活动或仲裁活动范围内,绝不是指调解人或仲裁人在这个范围之外不可以追求自己合理的私利。

 

 

二

 

 

    “公”的第二种含义是指与个人相对的社会共同体,即由一定数量的人构成的一个整体,小者家庭、社区、团体、企业,中者阶层、阶级、党派,大者民族、国家,最大为全人类共同体,乃至包括一切生物在内的全地球共同体。这个意义上的“公”不是别的,而就是“私”的结合,是一定范围内“私”的总和,离开了“私”就没有“公”,正如个别的“私”不能离开其他的“私”以及由其他所有的“私”组成的“公”而独立存在和发展一样。

    “公”的第三种含义是指与个别性、特殊性相对的一般性、普遍性,与个性相对的共性,在这个意义上的“公”,是同样不能离开“私”而独立存在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追求一种脱离个性而存在的共性,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共相”、“本质”和“理念”。这是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之一。后来列宁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论述,完全适用于“私”与“公”的关系:“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页。)展开来说,这个意义上的“公”与“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

    (1)任何公共利益都是私人利益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也就是说,共同利益是所有私人共同认可和追求的整体利益,如民族独立、国家强盛、全人类的生存发展等。在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共同利益也存在于私人利益之中,没有无数种私人利益,当然也没有私人利益之间的共同利益层面,就无所谓共同利益。

    (2)任何“公”只是大致地包括“私”,而任何“私”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公”之中。也就是说,“私”对“公”具有某种优先性和绝对性。表面上,“公”大于任何单独的一种“私”,但因为”私”的数量是无限的,并且每一种“私”都有其共同利益所包容不了的方面,总有一部分私人利益是私人独有的,而不包括在共同利益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个人的隐私权利,因此,实际上,“私”又是大于“公”的。

“公”的第四种含义,是指私人、个人之间的一定的“公共区间”、“公共所有物”,这不同于上述第三种意义上的蕴含在私人利益之中、从私人利益之中概括出来的共同利益,而是发生在私人与私人之间的权利空间,如公有财产、公共福利。为与上述第三种意义上的“共同利益”相区别,我把它们称之为“公共利益”。比如民族独立、国家安全等共同利益,不能在空间上与每个公民分隔开来,而是直接地属于每个公民的,如果失去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同时也意味着公民遭受奴役和压迫。但公园、公共交通、公共福利设施等,在空间上是独立于每个公民的,公民对它们没有直接的所有权,而只有间接的所有权。不过,总的来说,第四种含义与第三种含义的区别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共同的”也是“公共的”,“公共的”也是“共同的”,“共同利益”与“公共利益”都只是与“个人利益”、“私人利益”相对不同的社会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或不同叫法而已。

    我真正想要说明的是,无论上述哪一种意义上的“公”,都是与“私”既相互区别、相互矛盾,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既然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公可以转化为私,私可以转化为公,那么,把“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作为一条普遍的道德原则提出来,就是不能成立的。让我展开论述如下:

    (1)为公不必无私。以私害公、借公谋私、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当然是不对的,一如今日甚嚣尘上的腐败行为已遭到全民的谴责。但以公灭私、褒公贬私同样也是不对的。公之为公,其目的不在公本身,而在保障每一私的基本权利,并为每一个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离开后一根本目的,公共利益的壮大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的发展壮大,有赖于每一个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赖于每一个体潜能的充分挖掘,而要做到这一点,个人对合理的、合法的私利的追求和满足,是最为深层的原动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之世,越是私有制普遍发达的地方,国家就越强大,公共福利就搞得越好。原因很简单,民富而国强,私人发财致富了,税基便扩大了,国家可以汲取的财富就增多了。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因为别的,乃因为浙江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收入,而在私营经济很不发达的中西部省份,不仅农村社会保障遥遥无期,就是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也岌岌可危。

    我这里说“为公不必灭私”,不仅是针对普通公民,而且也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当然也可以而且应当追求私利,只要这种追求是合理合法的,是公平、公开、公正的,而不是非法的、秘密的、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的、毁坏社会公正的。实际上,老百姓并没有要求(也不应该要求)政府官员“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要求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公利之心而毫无私利之心。他是公务员,他的职责比一般人重,贡献比一般人多,他获得比一般人更大更多的利益,是完全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对此老百姓是不会也不应有任何怨言或妒嫉的,因为机会与权利均等,人人都可以报考公务员嘛。由此我们必须清理和批判一种流行已久的理论,那就是“社会公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公务员是社会的公仆,即为社会的主人、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的仆人。这是不对的。一般公民与政府官员都是公民,都是社会的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能够说是主仆关系呢?主仆关系(其古典形式为主奴关系)向来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不仅有地位、权利的不平等,而且有人格上的不平等;从来都要求仆人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忘我地奉献于、服务于、服从于主人,在“仆”前加上一个“公”字,也改变不了主仆关系不平等的实质。在现代国家,大家都是主人,只是过一般人是提供物质文化产品的主人,而政府官员、公务员是提供管理、社会秩序和安全、法律、社会正义、国防等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人,双方的关系是主人与主人的关系,不是主仆关系。有些人一方面标榜自己是“社会公仆”,另一方面却又骑在主人们的脖子上胡作非为,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和笑话吗?

    (2)无私未必大公。前文已谈到,灭私、去私、无私,反而会导致公共利益、共同利益来源的枯竭,反而会导致社会整体的停滞和衰朽以至倒退。谁都无私,大公从何而来?另一方面,谁都无私,大公又向何处去?假设某一历史时期,在某一国家,每个公民都极端地克制私欲,极端地节制消费,从而积累了巨大的公共财富。现在要问,这巨大的公共财富何去何从?其一曰留给后代。然而,如果后代得而分享之,岂非公复归于私?如果后代继续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地积累下去,岂非会陷入每一代都为后一代牺牲自己的恶性循环?累计无数代,这个世界岂非

    会被积累下来的财富压瘪?其二曰:还产于民,即在适当的时候按照一定的法律和程序把人民积累下来的财富重新归还人民。这倒是符合谁劳动谁所得、谁贡献谁所得的公正原则,然而,这又是重新肯定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如果以上两条途径都不被选择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高度警惕和小心公共财富的去向了,因为肯定会有一些人对这些“无主的财产”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总会有一些人会从峨眉山上跑下来摘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劳动果实。君不见,苏联人民在“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年代所积累下来的巨额公共财产,最后变成了少数权贵、官僚、寡头和黑帮的口中之食、囊中之物了吗?几代劳动人民“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牺牲和辛劳,不过是为人作嫁衣、为人火中取栗而己。如此“公共财悲剧”,不禁使人唏嘘感叹、激愤拍案不已。

 

 

三

 

 

    没有公,私为一盘散沙,为孤立的单子,为互不相干的刚体;没有私,公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镜花水月,为乌何有之乡。依此哲理,则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以公灭私,正如私而忘公、大私无公、以私害公,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应当提倡的。关键在于确立私的合理边界和公的合理范围,以使公私相辅相成、互补互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此。

    不过,我虽然一般地反对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反对将它们作为普遍的伦理要求,但承认在两种特殊情况下,可以有限制地使用“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这两个词:

    第一种情况是,每个人都可以自觉自愿地选择做一些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行为。这是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权利。做出如此选择的前提是:

    (1) 没有任何外在的强制、威逼或蛊惑、劝诱、欺骗;

    (2)其常态的行为依然是合理自私、利己利人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做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行为,因为时时、处处都公而忘私、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

    (3)应当慎审明察为之献身的“公”是真公还是假公:凡源之于私最终又归之于私,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的公,“民有、民享、民治”的公,是真公,反之则是假公,即假装冒充为公的私,披着公字外衣的个人或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这是一种最坏的、最恶的私利。

    第二种情况是,每个人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都应当主动积极地做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行为。这表现出人的尊严、勇敢和崇高。做出如此选择的前提是:

    (1)完全的自觉自愿,即其他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不能强迫或欺骗当事人做出这种选择,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这样做,只要他不以私害公,也不可以追究其道德和法律责任;

    (2)只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要求这样做,即在同样合理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两者只能保全其一的冲突时,应当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公共利益;

    (3)所要献身的公共利益是这样一种真实的共同利益,即它与个人的根本利益有着直接的、本质的同一性,或者说,它是所有个人利益的共性和通性,如果丧失了这种公共利益,所有个人都要遭受根本的损失,如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时,每个公民都应当奋起抵抗,以鲜血和生命保卫国家的独立,否则他们都会沦为亡国奴,都会蒙受羞耻和压迫。

    当然,严格地说,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也未必要使用“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这种传统的、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也许在别人看来是这样的,但在做出这种行为的人本身看来,公与私的对立已经消失了,对他们来说,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某些实际的利益(包括财富、地位、名声、权力以至生命),本身是一种更高的自我实现,即更高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谭嗣同、宋教仁、李大钊、瞿秋白等仁人志士,就是其中最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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