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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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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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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自述:我的中产阶级人生观》 中心与边缘  

2009-03-08 10:47: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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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边缘

 

 

 

 

社会生活大致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而每一个领域又有中心与边缘之分;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又由千千万万个组织、机构、单位构成,其中每一个之中也有中心与边缘之分。

人之常情都是积极地争取进入中心的,即算不能成功地成为中心之一员,至少也要与中心有某种密切的联系,从而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人生奋斗以求大都是追求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在两极分化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中心垄断或拥有绝大部分财富、权力和声望,于是千军万马都奔赴中心,力图跻身于中心;于是便有无数的阴谋、欺诈和暴力,有“成王败寇”的残酷竞争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景观。

这是人类的宿命吗?当我们看惯了绝大多数身处边缘的人都在拼命地进入中心,当我们看惯了许多曾经与中心进行过殊死抗争的战士,一旦取中心而代之,却比被其取而代之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地通过压迫边缘来巩固其中心地位,我们几乎必须做出肯定的回答。

中心与边缘之分大概是人类无法消除的,甚至也不应该被消除:如果社会成为一个平板的、平均化的、无差别的结构,人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绝对平均,似乎也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如果不能够也不应该追求和达到此种绝对平等的话,那么相对差别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和必需的,这样一来社会才会充满竞争的活力。于是,中心与边缘的划分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在于彻底消灭中心与边缘之分,而在于消除中心与边缘的对抗性冲突,消除中心与边缘的两极化,在于建立中心与边缘之间无限开放的通道和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我想,人类最多只能做到这一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比这做得更多。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途径之一是要建立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经济结构、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结构以及多元对话、交叠共识的文化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好处在于:

第一,能够给予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社会位置上获得一定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可能性和机会,并且实际上获得一定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由于每个人在他自己的位置上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确认,就不必削尖脑袋往那个几乎集中了所有权利的中心里钻了。

第二,边缘与中心不再是对立的两极:处在边缘状态的普通人具有基本的私人和公民权利,成为社会的主体,甚至成为有权监督中心的主人,他们的自主和自尊的要求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上说,边缘中心化了;另一方面,中心不再拥有垄断性的霸权和强权,而是经常受到边缘的监督和制约,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心也边缘化了。当然边缘与中心的相对区分仍是存在的,但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也建立起来了。

途径之二是要重建主体价值结构。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都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人生的主要追求目标,而且由于财富、权力和声望三者往往是可以相互交换的,它们便成为三位一体的、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但是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争夺,往往并不取决于人的才能和品德,在很多情况下,许多非才能和非品德的因素加入到争夺过程中,甚至比才能和品德起更大的作用。这就加剧了竞争的不正当性和激烈程度,使得人类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根据才能和品德来分配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社会机制很难建立起来。不仅如此,即算可以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地分配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社会机制,也总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同这三个价值目标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只要人类仍然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普遍的、主要的价值标准,那么第一,公正合理地分配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社会结构是很难建立起来的;第二,即算建立起来了,也不是最好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另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无处安身、无所适从。

不管财富、权力和声望是多么重要,它们毕竟是外在的价值而不是人自身固有的本质;它们可能给人带来某些幸福,但也可能并不使人感到幸福,甚至会给人带来不幸(拥有巨额财富和显赫声望的香港红星张国荣跳楼自杀,只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已),它们可能是人的自我实现,但也很可能是人的自我丧失、自我异化;它们可能使人更为自由,但也经常使人陷入名缰利锁的重重束缚之中。

我以为人的自我实现(才能与品德的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成为人生最高的价值目标,与此相比,财富、权力和声望这些外在的价值本质上只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手段:合理的价值结构应该是“自我实现+财富、权力、声望+其他”。历史上已经有许多人在非常困窘和恶劣的环境中,把自我实现置于人生的首要地位,正是他们,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新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对于消除边缘与中心的两极对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以自我实现为人生第一目标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结构。以自我实现来统率财富、权力和声望,首先使人们把注意力更加集中于自我实现上,为了自我实现而有效地追求和利用财富、权力和声望,而不是单纯地以获取财富、权力和声望为最高目标,这会极大地减缓为财富、权力和声望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其次,社会将主要以才能和品德为标准来分配财富、权力和声望,从而极大地减少非才能、非品德因素(如腐败、寻租、阴谋、权术、奸诈、巧取豪夺、剥削、压迫、伪善、暴力等)介入以至控制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分配过程的可能性,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分配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社会机制,使边缘与中心的对立越来越趋于非对抗化。

——以自我实现为人生第一目标,将开放出更为宽广的生活世界。须知,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总量是有限的,争夺的人多了,自然会加剧这种争夺的激烈和残酷,结果往往是弱肉强食,胜者王侯败者贼,如此相反,自我实现的天地则是无限广阔的:除了职业性的从政、经商、治学这三条主要途径外,实际上还有无数条途径可以实现自己的潜能、成就自己的人格和个性;每个人追求的是自己内在的成就感,而不是外在的权势、地位和名誉;都可以发展自己的特长即相对优势而获得一种充实的、有意义的人生,而不必与他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你不必是政治家或政府官员,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对社会、国家、社区等公共生活领域施加影响;你不必是商人和企业家,仍然可以卓有成效地开发和经营自己的才能;你不必是教授或知名学者,仍然可以独创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或科学理论,成为真正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实际上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阻止你做到这些。自我实现与追逐财富、权力、声望之间最大的区别或许不仅仅是后者容易导致不正当竞争,而在于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竞争,必定会导致垂直的等级差别,从而必定产生出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紧张和对立,而自我实现则只有横向的个性差别,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中心,而不必趋赴于一个唯一的、外在的中心。这倒不是要人们漠视客观上存在的边缘与中心的差别,恰恰相反,每个人只有以自己为中心,强化自己、提高自己、充分地发挥自己,才能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三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边缘与中心的两极对立结构向边缘与中心的良性互动结构转换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应当如何处理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呢?

对于普通的以追求财富、权力和声望为主要目标的人来说,应当在边缘状态强化自身的竞争力,并且向中心逐渐渗透。要知道,边缘也有边缘的某种优势,中心也有中心的某种劣势——处在边缘状态的人具有某种消极的自由,至少现在的政府不再无孔不入地控制每一个公民的生活,现在的政府在剥离了对公民的家长式的、父爱式的、无所不包的责任后,同时也放松了对公民的束缚,使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了自主选择和自我发展的权利;与此同时,处在中心的人也有自己的紧张、烦恼和痛苦,他们不仅要承受全社会怀疑的、警惕的、监视的目光,而且要承受内部权利斗争的残酷无情。人们没有必要一窝蜂地依附于、趋附于中心,如果每个普通公民都能自觉地加强自身的力量,就能使边缘在某种程度上中心化,并且对中心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制约。

对于以自我实现为主要目标的人来说,问题要复杂得多。普通老百姓与处于中心的人虽然一方处于弱势,一方处于强势,但就其把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人生主要目标而言,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在利益分配上是对立的,但双方却又经常是互补的、互为前提的、互相产生和再产生的。更为深刻的是,即算一部分弱者通过革命、起义、暴动等等取代了强者,边缘与中心的这种两极对立的紧张格局依然保存下来了。历史上这种情况可谓举不胜举。以自我实现为主要目标的人,其基本价值观与这两种人都是不同的,而且从根本上反对边缘与中心的两极对立而又消极互补的社会格局,而力图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建立一种以个性自由为基本原则”的社会结构(马克思语)。自我实现者便成为现存社会结构的批判者、反思者和否定者,于是他们往往腹背受敌,孤立无援:处于中心地位的统治者对他们严加防范,严厉镇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同处于边缘地位的普通民众也往往不能理解和接纳他们,认为他们是狂人、怪人、疯子、神经病,当他们遭到残酷镇压时,普通民众往往是冷漠的、麻木不仁的看客、旁观者,甚至向他们吐唾沫、扔砖头,尽管正是他们对老百姓充满了大爱,并且为老百姓的利益和幸福、为争取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而牺牲了自己!

茫茫人世,浩浩宇宙,何处是自我实现者的归宿?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里,自我实现者的命运,大多是极为悲壮惨烈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对他们命运的痛切写照。好在历史还是进步了,人性还是进化了,社会结构还是多元化、民主化、良性化了,就是蹒跚老迈的中华帝国也被卷入这一世界大潮之中。这便为自我实现者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生存缝隙,新的活动空间。这是自我实现者之幸,也是整个人类之幸。

自我实现者有其独特的优势。他们尽最大努力开掘自身的潜能,往往能够在某一领域达到极高的成就,把人的本质力量发挥到当时可能的极限;他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境界高远,胸襟旷达,不为琐屑的烦恼所折磨;他们坚定执着,百折不挠,置生死于度外——这种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是一般人很难具备的。

边缘有边缘的优势。身处边缘的人,无须介入中心圈子里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卑劣的权势斗争,不必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尽可能大的权力、尽可能高的名声,而把自己的手、自己的心染黑。中心仿佛是一座围城,身在其外的人都想进入,而一旦进入后要想出来,却比当初进去更为困难。既然如此还不如珍视边缘的相对优势。“当局者迷,旁边者清”,身处边缘的人反而具有更多的清醒。

当自我实现者的优势和边缘的优势相结合时,就会形成某种“边缘的力量”,尤其是当中心对边缘的严厉控制趋于放松的时代,这种力量就会崛起。历史表明,只有当边缘的优势充分利用中心的弱势,利用中心对边缘的放松,利用社会结构中出现的“缝隙”、“薄弱环节”、“飞地”时,身处边缘的自我实现者才能把自己与普通民众中蕴藏的力量充分地开掘出来。

在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谓“薄弱环节”,最初无疑是在刚刚发育的市场经济中。诚然,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也有其垄断性的中心地带,尤其是钱权交易和腐败寻租导致的官僚资本、裙带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渗透和控制。但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多元化和自由竞争。不管垄断资本多么强势,总有民间资本、边缘资本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此外,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对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无疑大大增强了,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经济的控制大大地放松了。这使得,在市场经济中集中了最多的自由,甚至厌倦了官场和学院的人士也可以在此找到容身之所。不仅如此,市场力量还有反过来向政治和文化领域渗透的趋势。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家进入人大、政协以至政府,执政党甚至愿意吸纳民营企业家入党即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与此同时,文化领域日益市场化,出现了诸多文化产业。这种形势无疑给自我实现者提供了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关键在于,自我实现者本身必须制定正确的生存战略和发展战略。

1、自我实现者的生存战略

自我实现者和所有人一样都有生存需要或物质性需要,尽管他们并不以这种需要为最大的需要。因此,他们不应该轻视物质利益。如果说,在传统社会,自我实现者不得不牺牲其物质利益而完成其人格、个性、才能的发展(这一点也使得许多自我实现者被迫妥协和投降从而蜕化为常人),那么,在现代社会,自我实现者却有可能“两全其美”,即一方面谋取合理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个性和才能的发展上。实际上,由于自我实现者往往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才能,他们甚至比一般人能谋取到更大的物质利益——只要他们善于开发和经营自己的素质和才能。

自我实现者不能鄙视民众,把民众看成群氓,相反,应该认识到民众也有其自我实现需要,尽管在其需要结构中不占优势;民众由“经济人”进化到“自我实现者”有一个过程,自我实现者对这一过程,应当有耐心和宽容心,应当努力激发而不是漠视民众的自我实现之心,应当努力促使更多的人成为自我实现者。换句话说,自我实现者既应具有一颗非常心,同时也应具备平常心。远离大众,自我孤立,孤芳自赏,愤世嫉俗,不应当成为自我实现者的标签。历史上伟大的自我实现者同时也是民众的导师和朋友。

自我实现者甚至可以与中心达成一定的共识和妥协,而不能时时、处处成为中心的对抗者。中心之中也有好人,甚至也有自我实现者。与中心的某种妥协和共识无疑可以给自我实现者创造更为宽松的生存环境,从而使自己有条件积累更多更大的力量。如果善加利用和控制,甚至在现存体制中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力和声望,对于自我实现者也是有利的,只要不以此作为自己最高的追求目标。

2、自我实现者的发展战略

对于自我实现者来说,生存固然重要,固然是基础,但不是最主要的;自我实现者的主要使命在于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同时使社会结构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如何在现存条件下谋取最大的发展呢?我以为把握下列三点至关重要:

第一, 自觉定位于边缘,坚定不移地秉持边缘立场,对一切中心抱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方面,自我实现者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追求只是其自我实现的手段,他们无须也不可能全身心地去追求它们,当然也无须和不可能进入汇集它们的中心地带,这使自我实现者不仅必须而且能够对中心保持某种疏远、独立、警惕的态度;另一方面,任何中心,即使是由边缘自觉自愿地推举出来的中心,也有一种与边缘异化的趋势,尤其当边缘对中心缺乏有力制约时,中心必然会演化为一种压迫边缘的力量,绝大多数进入中心的人,即使当初也是自我实现者,也是把追求财富、权力和声望当作实现自己远大的、崇高的抱负的手段,后来都会蜕变而演化为以财富、权力和声望等手段性价值为最高目的,并且力图不断扩张以至垄断这些价值,能够至死不渝地保持原初理想的人少之又少,这就要求边缘对中心永远保持一种批判、提防、监督和制衡的态度。于是,自我实现者仿佛命定要成为边缘基本权利的守护者、捍卫者和中心强势权力的批判者、监督者,他们的天职和使命就是要尽力整合、组织边缘的力量去制约中心,去建立一种边缘与中心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

第二, 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自我实现者要充分利用社会结构中的薄弱环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形成某种相对的优势或边缘中的中心,即直接代表边缘的中心,比如民办的报纸、杂志、社团、学校、研究机构、基金会、志愿者协会、合作企业等等。有时,某一个智慧和道德力量尤其强大的人如耶稣·基督、马丁·路德、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托尔斯泰,甚至能凭一己之力,单枪匹马地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与专制权力针锋相对、分庭抗礼。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的边缘地带、政治的边缘地带、文化的边缘地带,都有许多中心所不能完全控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的交叉地带,有更多的空隙和飞地,这都是可以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相适应,“游击战”、“运动战”是相当有效的策略和战术——不断寻找新的薄弱环节以建立相对的优势。

第三, 由于边缘与中心的划分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此,只要中心主动调适与边缘的关系,或者能够较为及时地顺应来自边缘的合理要求,那么上述战略就是基本适用的,甚至主动进入中心谋求较多财富、较大权力和较高声望以发展自己和改造社会,也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中心极端自私自利,顽固不化,并且动用一切手段疯狂地压制和镇压边缘,那么反抗中心、推翻专制垄断权势也是边缘不可剥夺的最后一项基本权利。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正是自我实现者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他们以其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人格和道德的感召力、百折不挠的意志、对社会运动的知识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深刻洞察力、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而成为民众运动的导师、领袖和职业革命家,经过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旧的中心,而成为新的中心。但也正是这种成功,对自我实现者蕴藏着极大的危险:

首先,在每次革命中,成为领袖的并不只是自我实现者,许多非自我实现者,只是以追求财富、权力和声望为主要目标的造反者、“彼可取而代之”的觊觎者、复仇者、报复者,甚至野心家、阴谋家、强盗、流氓、赌徒、暴徒,也会乘势而起,成为革命的暴发户,大发革命横财,重建旧的社会秩序,即以一种新的中心与边缘的两极结构取代旧的中心与边缘的两极结构。实际上,在历史上左右革命命运的往往正好是这些人,而那些真诚的、大公无私的革命家往往在革命后甚至在革命的半途中就被他们孤立、排挤、打击和抛弃了,结果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改朝换代,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了。其次,也是最具悲剧性的,是自我实现者一旦掌权,或迫于环境的压力,或由于长期被自己压抑的权势欲的滋长蔓延,或由于不受制约的权势的诱惑,也终于跳不出从造反者转为新的压迫者这一周期律——它仿佛是人性的铁律,很少有人不被它控制而能够反过来控制它。当一个自我实现者处于这种历史境况中而又无力扭转这一境况时,那么像范蠡和张良这样功成身退、遁迹山林以保全自己(不仅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且保全自己的人格)的人,就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了。历史上只有一种革命即发生于社会多元化时代的革命,有可能跳出这种循环——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这不是必然的或自然而然的;能够跳出这一循环,首先取决于革命的领袖具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意识,把个人对权势的追求服从于其自我实现,服从于建立一种中心与边缘良性互动的、宪政民主法治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使自己所获得的权势永久化。这就是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国父门为后世树立的光辉榜样。辞别中心,归耕田园,把自己重新边缘化,并且倡导从边缘强有力地制约中心的华盛顿,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导师和自我实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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