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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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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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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自述:我的中产阶级人生观 我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2007-10-30 00:03: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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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一书(未发表的手稿)中,我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和前景,论述了知识分子在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即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思想文化地位。这本书是依据我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反过来,我在这里,也要依据该书的基本观点,来说明我是怎样寻求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

    西方传统社会也是一种金字塔式结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由于脑体分工而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任何独立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政治独立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或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者被统治阶级所控制和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只能在某些空隙和夹缝中苟喘残延。即使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整个社会也分裂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尖锐对抗的阶级,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也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则投入无产阶级营垒之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则动摇于两者之间,构不成独立的第三翼。

    在这种总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不得不要么站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要么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这使得一部分有更高良知和正义感、追求更高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感到极端苦闷,他们试图突破这种两极对立结构,而寻找第三条道路。19世纪俄国和法国部分自由知识分子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对对立双方都采取批判的立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普遍的良知和超越的立场。实际上,“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最初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蔑称和这些人勇敢的自称,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宏大叙事”、“宏大话语”批判现存的一切,以人类的良心和正义的化身自居,以追求普遍的真理和社会公正为己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撑,由于两极对立的结构对他们的挤压,由于他们尚未植根于某种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他们的努力显得悲壮而无力,他们的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多于重构,破坏多于建设,宣言多于行动,感情多于理性,浪漫主义多于现实主义。对立双方都不能接受他们,他们的奋斗使他们陷入更深重的苦闷和无奈之中。  问题不仅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上,而且也出在这些知识分子本身的生存状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他们自身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他们怎么能够超越经济必然性呢?他们自身不能成为真实而强大的社会力量,成为独立的第三极,他们又怎么能够超越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呢?难道他们不是人,而是神吗?上帝死了,难道他们想成为人间的上帝吗?精神的力量诚然很强大,但总是有限的,物质的力量归根到底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才能摧毁(马克思语),知识分子本身要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即一种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才能不仅仅解释这个世界,而且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新的历史趋势不是发生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而恰恰是发生在真实的历史运动中。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两极对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逐步向三极鼎立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转换:一是剧烈的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作出种种让步,在所有制、劳资关系、企业管理、利润分配及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进行了种种改革,缩小了贫富分化,相对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二是随着工业市场经济向知识市场经济的演变,大批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转变为脑力劳动者、白领工人,这些人以其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得较高的收入和一部分物质资本的所有权。于是,一个以白领劳动者为主体,汇合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而构成的中产阶级崛地而起,其人数及其所拥有的财富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均已超过50%。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对立,演变为小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巨产阶级的三元制衡,而其中的中产阶级已开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意义最为深远的社会结构方面的进步。

    知识分子(广义的,即脑力劳动者)无疑构成中产阶级的中坚和主体部分。在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并且是一个居于两极对立之间的,同时把两极之间的斗争限制在不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范围和程度的,成为两极之间的居间调停者和有力制衡者的,成为把分裂的社会联结为一个整体的桥梁和纽带的阶级。由于中产阶级本身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的这种“居间性”、“中间性”、“不偏不倚性”,使得它比其他对立的两极具有更多的“正义性”、“合法性”,因此,作为中产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正义就不再是某种抽象的、空洞的、浪漫的理想,而获得了十分具体的、经验的基础。只有在这种基础上,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或正义的化身。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比之西方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更为典型、更为极端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如果说,在西方中世纪,由于教权与王权的对峙、贵族与国王的对峙、城市共和国与教廷和专制政府的对峙,使社会结构中出现许多空隙和薄弱环节,使自由知识分子获得较多的生存空间,那么,在中国的专制皇权或绝对王权的严厉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显得格外艰难和困窘,几乎没有什么自由生存的空间,他们或者逃离人世、退处方外、遁入空门了此一生;或者服务于朝廷和达官贵人;或者乘时而起,改朝换代,自立为绝对中心。做得最好的,也就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范蠡、张良,但他们也不可能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同时结合和统一起来。他们痛苦地挣扎于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中心与边缘、达与穷之间,不得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偶尔有企图闯出一条新路的人,如稽康、唐寅、李贽、黄宗羲、龚自珍、谭嗣同,下场都极为悲惨,成为千古畸人,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孤魂野鬼。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也未能从整体上摆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处境,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近代化,也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而知识分子也未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基本要素是:

    1、清高心态。其要点是对世俗利益、物质财富的鄙视和极力贬低,抽象地弘扬所谓仁、义、道、德,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见利忘义,小人见利忘义”,“君子明其道不见其功,正其谊不谋其利”等等。知识分子帮助统治阶级长期宣扬对物质利益的鄙薄,使国人羞于、怯于公开大胆、平等竞争地追求物质利益,这是中国生产力和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2、忧患意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自炫自傲的东西,但仔细一分析,原来他们的忧患意识是一种根本无视个人自我权利的、抽象的社会责任感。动不动就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救民水火,救民倒悬”,“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却根本缺乏平等自由的个体精神,从不敢公开追求作为社会成员的合理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屈从于当权者的横征暴敛和专横跋扈。这种连自己基本权利也维护不了甚至无意去维护的穷酸文人,有什么资本和能力去对国家、社会尽责任呢?

    3.道德狂热。中国知识分子极容易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又进一步以道德判断取代价值判断,结果道德成为衡量利害、成败、对错、善恶、美丑等等的最高标准以至唯一标准。这就是著名的道德至上主义或泛道德主义,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不仅科学、理论思维得不到独立的发展,诸如利益、成功、效能等其他的价值维度也得不到独立的发展。道德至上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甚至发展为一种道德病态即道德洁癖、道德热病和道德暴力,造成残忍的“以理杀人”即以道德杀人的思想文化恐怖。而这种道德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模式培养出来的是什么人呢?用清初思想家颜元的话说,是一批又一批“弱人、病人、无用人”而已,而“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算是其中最有出息的人了。

    4、良知幻觉。就是这些一无科学技术知识,二无建设和改革能力,专背四书五经,穷其一生致力于科举入仕的知识分子们,却自以为是社会的良知、国家的栋梁。他们以为自己一掌权,辅王道,行仁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然而,翻开史书一看,这些从根本上缺乏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个体权利意识的人一旦进入官场,99.9%都成了恶官、贪官、庸官、糊涂官,成了专制制度的获利者、捍卫者、帮凶和走狗。有人说,知识分子当了官,比大老粗当官更阴险,更卑鄙,更有作恶的计谋和能量;有人说知识分子只是财富和权力的辨护士、吹鼓手、传声筒;有人说,知识分子只是有学问的奴才;有人说,知识分子只是没有脊梁骨的滑头,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此种批评和攻击,绝非空穴来风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知识分子诚然是历史进步的强大(如果不是最大)动力之一,但同时也是历史进步的强大(如果不是最大)阻力之一。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只是无可奈何地承担其历史角色,并且也基本上适合那种社会结构的话,那么具有上述精神结构的知识分子是绝不可能适应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而只会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现代化召唤和急需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确乎能够相对超越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但绝不鄙视,而是积极地为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利和地位而斗争;他们确乎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是建立在自由意识的基础上的;他们确乎是讲道德的,但这种道德是尊重每个人和自己基本权利前提下的道德,是在恪守底线道德基础上追求更高的但也是多元化的道德,并且只把道德作为多元化的人生价值系统中的一元加以维护,而绝不把道德绝对化和泛化;他们确乎坚守社会良知和追求社会公正,但他们不是像超越人世的神灵那样居高临下地洒下雨露和阳光,而是作为社会内部活生生的成员去奋斗、争取和维护。根据我在前一节的论述,作为中产阶级的中坚和主体的知识分子比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更能够成为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即使在我下海经商之时,我也并没有达到上述明确的意识,我只是强烈地感到,我在那逼仄而灰色的书房中坐不住了,我的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相混合的救世情怀太苦涩和空虚了,知识分子太软弱无力了,以致在严酷的现实斗争中一触即溃。知识分子曾经从理念上强烈呼唤市场经济并且为此而涉险于政治斗争,可一旦市场经济真的来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囚于自己的价值观、理想、兴趣、能力而成为市场经济的旁观者,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失落者、落败者、失败者。这太具有讽刺意味了。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便毅然决然告别我无限珍爱的学术生活而投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市场经济中。

    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奋斗,我成为一个“知识中产者”或“中产知识分子”。我为自己争得的新的社会地位和新的社会身份感到自豪。我认真反省自己,发现我身上除依然保留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优秀品质外,市场经济也冲洗掉了我身上许许多多传统知识分子的缺陷、弱点和劣根性。我仿佛脱胎换骨,如凤凰涅槃一般再生了。我坚定地相信,我不仅仅没有变成一个鼠目寸光、唯利是图、满身铜臭、粗俗鄙陋的生意人,而且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我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自我实现者。对真理、正义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在我身上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强烈了;不再飘浮于半空,而是植根于大地;不再是浪漫的乌托邦幻想,而是一种现实的、真实的生存过程。面对学院派知识分子,面对拥有教授头衔和许多闪光名衔的、声望显赫的人,我的眼光是安宁的,我的脸色是平静的,我的心灵是笃实的。我充满自信,认为自己比他们更配称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拥有更多的知识储量,写了更多的书,而是因为我已把我的知识和存在融为一体,因为我的知识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更接近于历史发展的脉动,更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真的,有时候我面对一些道貌岸然的教授或有学问的奴仆时,我会油然而生怜悯之心:他们的生存状况是多么可怜(他们靠编写一些千篇一律的教科书,或东拼西凑、无所创意的学术杂烩,而搏取了高级职称,成为所谓著名的学者)!

    我坚信,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在于形成一个在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能否发挥主导作用,取决于知识分子能否成为其中坚和主体。

我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成为中产阶级——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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