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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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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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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自述:我的中产阶级人生观》我不是什么人3  

2007-10-28 20:41: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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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自己相对应的用的,因此,西体中用说不过是一种温和的、精致的全盘西化论,如同中体西用论不过是一种温和的、精致的国粹主义。

    我不是全盘西化论者。有人说,西方文明代表世界文明主流和前进方向,只要能使中国富强和文明起来,把西方的东西全盘搬过来有什么不好呢?大家都取消民族、国家的狭隘界线,都做一个世界公民又有什么不好呢?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现在我们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地位正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砸碎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何乐而不为?全盘西化也就是国际主义,就是现代化,也就是目前正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啊。

但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己。国际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的国际主义,如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牺牲了生命,中国现在还很落后,自然就没有什么资格和实力实行这种国际主义,也没有什么值得在全世界加以推广的好东西拿去国际化,像曾几何时那样打肿脸充胖子、勒紧裤带支援世界革命,则是极为荒唐可笑的。另一种是被动的国际主义,即虚心接受世界上更先进的东西,但这种国际主义也有两个前提:一是人家不会无条件地、无偿地给你这些好东西,而一定会利用其强势和优势来进行某种不平等的交换,所以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当然是发达国家;二是中国人不可能用一块“心灵的白板”去接受这些好东西,中国人怎么能够完全破除、连根拨掉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或文化心理结构呢?另一方面,如果不经过中国化和本土化,国际上先进的好东西怎么能够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呢?

    可见,全盘西化论和国际主义是片面的、不可行的。不过与此相比,我更讨厌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曾经有一本轰动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其中就有不少不知天高地厚的、热昏的胡话和呓语,据说策划此书及执笔写书的人自己也并不相信这些东西,他们只是想利用一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发一笔横财而已。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以为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比国际主义、全盘西化论更危险,因为对于后者,我们中国人出于自尊的本能会自发地、不知不觉地消解它们的一部分负作用,但对于前者,中国人就相对缺乏免疫力,它们一旦以“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国格”、“国家利益”等好听的词语招摇过市,就会使人们失去理智、陷入狂热,就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大家都还记得义和团运动。我当然同意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运动的正面意义所做的充分的评价,但也不得不指出,应该对青年一代讲清楚义和团运动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狂热、国粹主义梦想和盲目仇外的偏狭等极为负面的东西:一群又一群高喊“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的拳民排山倒海般地迎着洋人的枪炮冲去,前仆后继,尸横遍野……上帝呀,救救这些因为愚昧和仇恨而陷入疯狂的人们吧。

十一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是乐观主义者。

    对我这样一个血气方刚、斗志旺盛的人来说,任何挫折、苦难、不幸、痛苦,都不能使我屈服和放弃,悲观主义的佛教哲学、叔本华哲学,固然对我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但不足以让我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对爱情、友谊、事业、自由、平等、公正、真、善、美等正面价值的追求。我记得,有一次我爬山时,遭遇到致死的威胁,在那一刹那,对生命的深深眷恋使我悲情沸腾,热泪盈眶;我奋力一跃,有如神助,奇迹般地从死亡的深渊边逃离;我闭目合掌,仰天谢恩——活着是多么美好,我绝不能辜负这美好的生命。

    如果说悲观主义还有某种绝望的深刻,那么乐观主义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肤浅而已。乐观主义漠视人世间的黑暗和罪恶,廉价地向人们许诺人生的幸福、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是地地道道的“精神鸦片”。中国人几千年来都习惯于乐天知命,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稀里糊涂,悲观主义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也被中国人改造成为充满诗意和妙悟的禅宗,而一般善男信女之信奉佛菩萨,不是要这些神明把自己从人生的苦海中解脱出去,反倒是求赐多子多福、富贵长寿,不是寻求超越的形而上的人生意义,反倒是为了更舒适地沉沦于世俗人生。这才是中国人求神拜佛的真正目的。中国人中乐观主义之毒可谓深矣!

    如果说求生恶死的本能会自动地抵御悲观主义,那么这一本能却是滋养乐观主义病毒的天生的温床。我认为,乐观主义对人来说,比悲观主义有更大的害处和更大的威胁:它使人盲目乐观,无视危险,粉饰太平,缺乏应有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它使人耽于安乐,松懈意志,失去对挫折的承受力、对罪恶的抵抗力、对苦难的超越力和对自身弱点的控制力。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的感觉系统失灵或残缺,其中没有痛感,那么这个人将比别人遭遇成千上万倍的危险;如果一个人在安乐窝、温柔乡和蜜罐里长大,那么,他一旦遭遇飞来横祸,失去全部优越的生活条件,他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是对乐观主义者所处的真实处境的写照。

十二

    我是一个不太愿意接受管制和约束的人,对任何一个管理者、掌权者、上司、领导,我都抱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我也是一个不愿意管人、当头、作领导的人,不能说我毫无组织、管理、沟通、说服、应酬、演说等方面的“领导才能”,但那许许多多的繁文缛节、会议、官场交往,确实使我望而生畏。

    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好交往的、到处结交朋友的人,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能凭借人际关系把一切都搞定的人;我不是党员,不是任何团体和协会的成员,因为我害怕加入某一组织后,在得到许多好处的同时,也失去我所珍爱的个人自由。但我也不是一个内向型的、孤僻的、木讷害羞的、固闭自守的、没有交往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是的,我曾经是这样的人,但我后来自觉地改造了自己,只要我愿意,我比一般人更有能力找到知己和真正的朋友;只要我愿意,我会一改平常的沉默寡言、孤身独处,而与人真诚交往,把酒论道,直抒胸臆,快意平生,这时候,别人可能会觉得我竟是一个外向的、晴朗如蓝天白云的人。ノ也皇且桓鱿不度饶值摹⒑枚的人,我注定成不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我不喜欢没有意义的嬉闹、恶作剧的玩笑、耍贫嘴、找噱头。我练成了一种独特的、闹中取静的本领:在任何一种嘈杂的环境中,我都能够凝神入定,进行阅读、思考和写作。我的长达80万字的《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及其他一些文字,都是在我那间小小的、人来人往的、电话不断的经理办公室里写成的。但我不也是一个静修者、一个厌恶尘世欢乐的人、一个没有行动和实践能力的玄想家。我喜欢体育运动,曾经因为过量的运动而致病。如果有必要,我会在一天之内急速地、高效率地连轴转,办成别人可能需要几天才能办成的事。

十三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读者已经看出来了:不管我不是哪一种什么人,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不是一个走极端的人,我不是××主义者。所谓××主义,不管它是一种什么名字好听的主义,一定是某种观念、思想、价值、意义的极端化、普遍化和绝对化,一定是某种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边界的东西的越界和僭妄,一定是某种因为多走出了一步而变成了谬误的真理。简单举个例子:怀疑是人的正常和必要的思维能力,但怀疑主义就是极端化的因而也是错误的东西;重视个性,追求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利益,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就出了问题。如此等等,以至无穷。由于人具有片面性、相对性、有限性但又追求全面性、绝对性、无限性这一双重的本性,可以说,有多少种事实和价值,就会演化出多少种主义。这正好是人的悲剧性格的一个方面。

    但是,不走极端是不是就是好的呢?不走极端很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如果不走极端就什么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可以居中而立之地;二是竭尽全力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搞调和,结果和出一个四不像的东西,一个不伦不类、灰不溜秋、苟且难堪、滑稽可笑的东西。那么,我王江松,声称自己不是这种人,也不是那种人,结果会不会是这样一种好像是什么又什么都不是的怪胎,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平庸、没有个性和原则的乡愿?

    我承认,在两极对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那些不愿走极端的人,确实只能选择上面两条道路中的一条:或者选择死亡(他杀或自杀)、遁世,或者成为一个庸俗的、没有个性和创造性的和事佬。不过,在一种多极化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不愿意走极端的人却获得了既保持中立又保持个性、既调和对抗的双方又保持自主的地位、既吸收双方的优点和避免双方的弱点又具有自身创造性的现实可能性。

我这本书将尽量全面地展示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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