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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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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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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悲剧人生——自然、地狱、天堂2  

2007-10-24 00:14:00|  分类: 《悲剧人性与悲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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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活多久,你都处身于悲剧之中,你无处可逃。你只能在不同形式的悲剧之中选择,而不能选择非悲剧。喜剧(笑剧、闹剧、滑稽剧)也是一种悲剧,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悲剧。喜剧人物是力求逃避悲剧而又终于没有逃避悲剧的人。喜剧人物掩饰自己固有的缺陷、渺小、空虚、无力而把自己装扮得很充实、伟大、强有力,结果处处露出马脚,反而更充分地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他掩饰自己的痛苦,装出很快乐、很潇洒、很不在乎的样子,其实痛苦依然存在,而且因为用喜剧式的因而是非生产性非主体性的方式无法消除和超越这种痛苦,所以反而使痛苦更持久,他只是在外人面前显出快乐的样子,而一个人独处时悲哀就蓦然袭来,使他痛不欲生。喜剧是对悲剧的一种乐观主义处理,结果反而导致更深的悲剧,所以,丑角永远是一个悲剧人物,伟大的喜剧作品如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两个伊凡的吵架》,契诃夫的《一个公务员之死》、《套中人》,鲁迅的《阿Q正传》等等,其实都是真正的悲剧作品,它们并不使人轻松、开心,而是使人发出“含泪的笑”。有的人只看到喜剧人物的可笑、滑稽,只对他们抱轻蔑、鄙夷的态度,而深切体会到悲剧含义的人,则看到喜剧人物的可悲,因此在大笑之余,心情变得很沉重,对喜剧人物产生一种悲悯和忧伤的情怀。喜剧人物是灵魂被扭曲的畸形人,他大吹大擂、哗众取宠,到处制造戏剧效果或轰动效应,通过形式上的夸大来掩盖内容的空虚,通过语言上的夸张来抬高自己的实际价值,但实际上他们是多么渺小的人啊!他们不能生产性地发展自己的才能以超越自己的空虚无聊,反而把自己置于被人耻笑的可悲地位。悲剧渗透和弥漫于全部人生领域和整个人生历程,这是必然的,因为它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生的悲剧源出于人性的悲剧,悲剧人生源出于悲剧人性或人的悲剧性格。人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悲剧性的存在。对于动物来说,不存在什么悲剧。动物本身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动物的生命犹如花开花落,犹如太阳东升西落,犹如尘土随风上下飞扬,这都是自然的。人的悲剧就在于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力图并且确实已经超出了自然;既超出了自然,而又不得不象自然物一样生灭,这就是悲剧。

对于上帝,悲剧是不存在的。上帝是万能的、至善至美的、没有缺陷和痛苦的,但是人却永远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劣根性,因此他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地给自己和他人制造灾难和痛苦。他永远不可能摆脱异化的命运,永远使自己陷入困境之中。于是悲剧与人同在。要是有一天不存在悲剧了,要是有一天人克服了自己所有的缺陷而达到至善至美的状态,人就不复为人了。

对于魔鬼,悲剧也是不存在的。魔鬼破坏一切、毁灭一切、至丑至恶、冷酷无情,他并不感到不能创造和失去爱的痛苦,他根本就不去追求真、善、美的东西,因此,这些价值的毁灭对他也不构成损失,相反,他正是在毁灭这些价值的过程中才感到快乐。而人之为人,却具有崇高的主体性,赋有追求真理、正义和美好的内在要求,因此,当他犯下罪行时,他就会受到良心的煎熬;当他犯下过失时,他就会产生悔恨。人与自己的局限性和劣根性进行艰苦的搏斗,稍一松懈、稍一疏忽,就有堕落的危险。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在汪洋大海上驾驶着人生的一叶扁舟。

人既不是动物、魔鬼和上帝,又象是动物、魔鬼和上帝,因此,他怎么能使自己免于悲剧的命运呢?人是动物,要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有生有死,因此人生是一个有限的自然过程,人又不是动物,他追求伟大与不朽,因此人生又是一个超越自然的进程,在这个超越自然的过程中,他或者陷入荒诞和迷误,对自然、对他人犯下罪过,使自己象魔鬼一样地制造痛苦,因此,他反而退到动物的水平之下;或者,他奋力追求真、善、美,奋力开发自己优秀的潜能,从而把自己造成为一个智慧、高尚、强有力的人,使自己具有上帝一样的品格。什么是地狱?这就是人自身所创造的罪恶、灾难和痛苦。萨特在《间隔》(又译为《墙》)一剧中,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彼此仇恨的状态,因而痛心疾首地告诉人们说:“他人就是地狱!”只存在人间地狱,人间外的地狱不过是人们对自身罪恶的掩饰,不过是对自身罪恶的恐惧的外化。人感到自己无力克服自己和他人的劣根性,无力惩罚人世间的罪恶,于是就创造出一个地狱来威胁自己和他人;人不能自律为善,也不能唤醒他人的善心,于是就靠建立一种外在的惩罚场所来逼迫自己和他人为善。其实,地狱就在人间。生活在彼此倾轧、彼此残害的环境中,正就是生活在地狱之中,在这种环境中,不仅他人对自己是地狱,而且自己对他人、自己对自己就是地狱。难道一个黑暗的内心世界不正是一座活生生的地狱吗?什么是天堂?这就是人自身所创造的自由、和谐、正义和幸福。只存在人间天堂,人间外的天堂只不过是人对自身痛苦的一种虚假的安慰。人感到自己在此生此世无力和没有希望得到自由和幸福,感到现实的社会不可能实现公正与和谐,于是就把希望推到人世之外、推到遥远的将来。其实,人只能在人间寻找和建立天堂。斯坦培克在《愤怒的葡萄》里描绘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情景:一个少妇在草棚里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年流浪汉,于是她解开上衣,把奶头放进流浪汉的嘴里,流浪汉吮吸着她的乳汁,止不住热泪滚滚,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进入了天堂,圣母就在自己身旁。真的,当你领受到人间的同情和温爱,当你进入创造和审美的巅峰状态,当你与你的爱人沉醉在灵与肉的完美交融状态时,你就已经进入了天堂。什么是人生?人生即非自然,又非地狱,又非天堂,同时既是自然,又是地狱,又是天堂,是这三者的统一,正如人既非动物、魔鬼和上帝,又是动物、魔鬼和上帝一样。人来自自然又超越自然,超越自然又复归于自然;人挣脱地狱、攀登天堂,攀登天堂又重入地狱。这个过程是无穷无尽的。人永远不能完全超越自然,永远要受自然的制约;人也永远不能进入完美的天堂,而只能永远徘徊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人生正是一座各种人性力量激烈交战的永恒的炼狱,而炼狱正是人的永恒的家园和归宿。人生永恒地处在自由与异化、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美好与丑陋、幸福与痛苦之间,这就是悲剧人生的简单而又深邃的含义。

悲剧感:在悲观与乐观、幻灭与幻想之间

 

人世间有许多偶然发生的悲惨事件,这种事件象雷霆一样突然击在人的头顶,人在毫无准备、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就被毁灭了。但这种事件并不经常地和普遍地发生,也无关乎人生的本质。经常发生的是人在追求自由和幸福过程中发生的灾难和不幸,是追求过程中的失误,是反抗招来的压迫,是抵抗的失败,这才是悲剧。在这里,悲剧主人公本身或多或少地在制造自身的悲剧。强者主动地向环境挑战,他替自己招来灾难和痛苦,这样的悲剧就是所谓“英雄悲剧”,这完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和自由选择过程本身。萨特在《苍蝇》一剧中表现了这种悲剧的实质。特洛伊战争以后,阿加门农历尽艰险返回家乡阿耳戈斯,却被妻子和她的奸夫害死。为了惩罚这件罪行,复仇女神让满城充满了苍蝇。阿加门农的女儿害怕犯下新的罪行而不敢复仇,她的弟弟俄瑞斯特从外地回来,查清真相后,毅然杀死了母亲和她的奸夫,但他因此而犯下杀母之罪,复仇女神转而要把惩罚加在他身上。俄瑞斯特挺身承担全部责任,只身离开了城邦,满城的苍蝇都跟着他离去。古希腊悲剧《俄底浦斯王》也深刻地表现了英雄悲剧的本质。俄底浦斯出生后就被父母抛弃,因为有先知预言这个孩子将来要杀父娶母。俄底浦斯在荒野被野兽喂养,长大后到处流浪,有一次在野外与一个人发生争执时,把这个人杀了。后来,他因为猜破了斯芬克斯之谜,除去了斯芬克斯这头怪兽而被人民拥戴为王,并娶了早已失踪了的前国王的王后,婚后生有一子一女。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则并不构成悲剧,因为杀父娶母完全是由无知而造成的过失,而不是由俄底浦斯有意造成的罪行。如果真相一直不被揭穿,俄底浦斯甚至还可能与他的母亲相亲相爱过上一辈子,而这在道德上也是无可指责的。然而,俄底浦斯给自己选择了悲剧。他偶然听到有关自己的预言,心中隐隐地产生不安和怀疑。如果他对那个预言置之一哂,不再追问的话,悲剧也不会发生。然而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查事情的真相,他明知道如果真相大白将意味着什么,但他丝毫也没有害怕。最后,他终于从他的妻子也就是她母亲那里确认了这件事。母亲含羞自杀,而俄底浦斯则抛弃了王位,抠掉自己的双眼,带着自己的子女重新开始了流浪生活。这是一出真正的英雄悲剧。那种为了真理、为了良心得到安宁而不惜牺牲一切的探索精神和冒险精神,正是一种真正的悲剧精神,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贵的特征之一。

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并不是英雄悲剧,而是一些平凡的悲剧,鲁迅称之为“近乎无事的悲剧”,这不是人的生命和灵魂、人的主体性在激烈的冲突中被迅速地摧残和被惨烈地毁灭,而是人的生命和灵魂、人的主体性在漫长的岁月中被一点一滴地消磨、扭曲、窒息和淹没,这就是阿Q、祥林嫂、闰土以至于魏连殳们的悲剧,是千千万万中庸型个人、老实人、弱者的悲剧。他们也抵抗过、拒绝过、奋斗过、拼搏过,但他们终于扭不过比他们更强大的力量,于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便不得不慢慢地使自己顺应环境,慢慢地消磨自己的个性、束缚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最后只有靠精神胜利法、麻木不仁、相信命运等等度此残生。这种悲剧的发生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人、环境造成的,但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一种悲剧可称之为“反英雄悲剧”或“反主体悲剧”,这是一种使自己的反主体性恶性膨胀的悲剧。这个过程也会充满犹豫、羞耻、恐惧、懊悔和内心的谴责,这表明一个人的主体性仍未完全泯灭,仍在抵抗反主体性的侵蚀。这种内心的交战也是极其惨烈的。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一剧中生动地表现了这样一个反主体性战胜主体性的过程。如果人一点主体性或善性也没有了,那他就成了魔鬼,在他身上也就不存在什么悲剧了。“反英雄”或“黑色英雄”之所以也是悲剧人物,正因为他在自己毁灭自己的主体性,使自己堕落成为暴君或奴才。他们并没有得到自由和幸福,反而成为他们所追求的对象(权力、财富、安全、靠山等等)的奴隶。既然悲剧并非全由环境造成,悲剧人物自身也参与了悲剧的创造,因此,人对自身的悲剧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悲剧的第一个基本特性即自为性。

悲剧的第二个基本特性是双重性。悲剧并非纯粹的不幸,并非对自由与幸福、生命与灵魂、自然本性和主体性的绝对否定。悲剧有悲惨、凄惨的一面,但不能归结为悲惨和凄惨,因为在悲剧中也有自由与幸福。自由与异化、幸福与痛苦是悲剧的双重规定:绝对的自由与幸福和绝对的异化与痛苦都不是悲剧。把悲剧作为一个结构来看,自由与异化、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和互相交织;把悲剧作为一个过程看,自由与异化、幸福与痛苦交替发生。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中,又有多少温馨、甜蜜、美好和销魂动魄的时刻。在贝多芬、尼采、梵·高、卡夫卡不幸的人生中,又有多少次达到创造的顶峰,充分体验到创造者的自由和幸福,孤独者的伟大和自豪。

由于悲剧具有以上两个基本特性,因此悲剧对于人生并不是外在必然的、陌生的、神秘的、可怕的和不可理解的。具有“悲剧感”或“悲剧精神”的人是这样的一种人:他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追求自由和幸福,同时又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他是一个永不悲观绝望,永远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同时他也从不乐观地担保自己一定会获得成功和幸福,他时刻准备坦然地承受灾难和痛苦;他挺身作出自己的选择,既愉快地领受这种选择带来的幸福和胜利,也微笑着承受这种选择带来的不幸和失败。这样的人只能是富于强烈主体性的人或主体型个人,真正的悲剧英雄。

但是许多身处悲剧的人并不一定具有这种悲剧感、悲剧精神或悲剧人生观。他们成为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

悲观主义者对人性表示绝望,他只看到人生中丑恶、不幸、痛苦的一面并把这一面绝对化了。在他看来,人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徒然的。用叔本华经典的语言来说,人生在世,受生命意志或欲望的驱使,在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他便处于痛苦之中,而一旦欲望满足了,他又处于无聊之中,人便总是象针摆一样摇晃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永远也得不到幸福。弗洛伊德用另一种语言表述了同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人受自己盲目的欲望即“里比多”的支配,与环境、与社会、与文明发生永恒的冲突,“里比多”得不到释放时,就会导致各种生理上特别是心理上的疾病,“里比多”释放过分,又会导致社会环境对人的惩罚;不仅如此,人还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死亡本能”,不断地毁坏人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可见,人生注定是不幸和痛苦的。

东方的佛教哲学也是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人生充满痛苦:生苦、死苦、病苦、老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无处不苦,无时不苦。绝大多数人虽身遭痛苦,却依然愚蠢地追求幸福,因而沉沦于轮回的痛苦之中,受永世的折磨。苦海无边,唯有回头是岸,唯有灭绝欲望(贪、嗔、痴或酒、色、财、气),才能从根本上解除痛苦。灭绝欲望的方法是戒,由戒而入定,由定而生慧即获得大智慧,进入“涅”状态,亦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成为一种脱出有限生命轮回的新的永恒的生命即“佛”。

叔本华在理论上的失误在于只承认生命意志或人的自然本性而不承认人有更高的本性即主体性。弗洛伊德最初也只承认人的生命本能,后来加上一个死亡本能,同样否认人的主体性。佛教哲学则把人的有限的生命本性与无限的佛性(智慧)对立起来,认为只有灭尽生命本性才能把佛性解放出来。从这样的人性理论出发自然只能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悲观主义的现代形式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把孤立的个体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根本否认一般人类本性,否认自然、社会对人的自我塑造的制约性。但是这样一来,人到底根据什么把自己塑造成为具有什么规定性的人呢?人又如何调解自身与自然、社会的矛盾呢?在存在主义那里,人成为完全不定型的、不定向的、不知所措的、没有前途和希望的,甚至没有内在的冲动和欲望,而只有抽象的自由选择,至于为什么选择、选择什么、如何选择等等,存在主义提不出任何解释。于是正象萨特自己也承认的,人不得不自由,自由是一种苦刑。

与悲观主义相反,乐观主义则对人的劣根性、人生的黑暗和丑恶等等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它们只是个别的、偶然的、完全可以避免和克服的现象。乐观主义不能正视人性、历史和人生的困境,相信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或终于会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大部分西方思想家对人性极尽歌颂赞美之能事,尤其是对人的理性推崇备至。知识就是力量,人凭着理性可以为自然立法,可以从自然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可以消除人类的愚昧和欺骗,可以消除一切专制、奴役、不公正、非正义的社会现象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社会。不管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还是早期空想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理性的万能的创造作用。近代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极端的完成。在黑格尔看来,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的历史是绝对理性自我展现、自我完成的圆圈式过程。理性在其开端处于自在或潜在状态,但已经包含了以后发展的一切萌芽,以后的发展不过是绝对理念由自在状态转为自为状态最后带着全部丰富的收获回到开端即达到自在自为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自由。自由就是绝对理念扬弃自己设置的一切对立物而返回到了自身,具体说来,在黑格尔本人的哲学中,绝对理念已经完成了其自我展开和自我认识的过程,因而全部发展过程已经结束了,而在日耳曼王国,世界历史也走到其尽头了。人类历史如此,个人历史亦如此。人在年幼时处于自在的、未展开的、天真无邪的状态,成年后进入自为状态,陷入种种矛盾和苦恼之中,只有到了老年,人生才进入自在自为即自由的状态,即扬弃成年生活的全部经验,回复到童年的天真无邪状态,从而获得最高的人生智慧。这既是个人的自我完成过程,也是个人向绝对理性复归的过程。人之所以是人,全都因为他有理性,能克制和扬弃自己的情欲和任性,能使自己服从更高级的理性,而服从更高级的理性实际上就是服从自己。黑格尔之所以能匆匆完成世界历史和个人历史的发展过程,植根于他对人性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看法,实际上,他并没有意识到人性的全部复杂性、历史与人生的全部悲剧性和全部艰难曲折性。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也是一种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人是有理性的、会计算自己利益的“经济人”,每一个人都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在不知不觉中便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人仿佛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自然而然地就与社会达到了和谐一致,矛盾和冲突只是例外的和偶然的事。当然也有个别人故意违反市场规则,侵犯他人利益,但可以设立政府来制约这种人。

种种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会历史观都建立在一种人性乌托邦主义的基础上,这种人性乌托邦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忽视人性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反主体性或人的劣根性。“人性”是好的,可以信任的(直到今天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仍然如此强调),如果说还存在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那只是由于人性水平还不太高或由于人没有好好地发挥自己的人性,因而导致自然对人的危害和人与人的冲突,而不是由于人性本身有什么恶劣的倾向。另一方面,人性乌托邦主义又相信,天才人物、伟大人物或某一特殊的人群是一些人性水平特别高的人,因此,他们具有领导、引导、教育人民的权力和责任,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相信通过一些完美的人的立法就可以改变社会环境并因此而提高一般人的人性水平,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诉诸天才人物和握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们的理性和良知。人性乌托邦主义也是贯穿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一条主线,是中国民众清官心理的理论基础。儒家虽然对人性水平低的一般民众持警惕和不信任的态度,但对那些人性水平高的君子、圣贤则寄托极高的希望,把整个社会的安危兴衰全系在他们身上。普通中国老百姓相信,只有那些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圣贤、清官才能治理社会,才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宁和幸福。

可以说,正是人性乌托邦主义导致了新的悲剧:人们希望依靠一些完美的人来治理和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那些自封为完美的人也相信自己能治理和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不过是产生了新的专制和独裁、新的罪恶和苦难而已。为什么?原因正在于,这些被信任被委托的人本身也具有种种劣根性,而当他们握有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时,这些劣根性就恶性地膨胀起来了。

民主社会的实质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制约以及民众对专事社会管理的政府的制约,而这正好以承认人的局限性和劣根性为前提。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需要的是许许多多能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缺陷并且能因此而彼此制约和妥协的个人,而不是少数圣贤、领袖,后者只有当他们自觉地接受民众监督时对社会才是宝贵的。因此,人格平等是一条优先于人性完美的社会、经济、道德和法律准则,后者只是人的自我塑造的最终的而又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的目标,而前者却能现实地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那么对个人来说,人性乌托邦主义会带来什么悲剧呢?人们在交友和寻找爱人时,经常犯的错误是要求对方十全十美,这正是导致在友谊和爱情方面的失败和破裂的最大原因。因为在人人都有弱点而同时又无全人类公认的完美的人性标准的前提下,要求个人十全十美,就只能是把要求者本人对人性的完美标准强加于人,这就必然导致对方的抗拒;即算有可能按照要求者的标准塑造出一个“完人”来,这个人也已经不是他本人而只是塑造者的影子和奴才。任何一种乌托邦主义都是把一种片面的、相对的东西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东西,只有乌托邦主义者本人才完全相信这种幻想,而别的人却不以为然,因此,当个人把这种乌托邦付诸实现时,要么就会象唐·吉诃德那样被人嘲笑和嗤之以鼻,要么就只能象某些狂热的教徒那样用专制和暴力强加于人。这两者都是悲剧。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都无助于超越人生的悲剧。悲观主义者通过放弃抗争和奋斗来逃避和屈从于悲剧,结果只能加深悲剧,只能使自己陷入更不自由更不幸福的境地。乐观主义者或者满足于现状,或者急急忙忙地想在一朝之间消除人间的罪恶与不幸,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结果不外乎:第一,由于运用强制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制造出新的罪恶和不幸;第二,一旦这种努力遭到挫折或即算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却发现新的现实不过是自己的理想的一幅讽刺画,理想就破灭了,结果乐观主义者转化成为悲观主义者。

悲剧感、悲剧精神和悲剧人生观则扬弃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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