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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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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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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职业与事业1  

2007-10-24 00:01:00|  分类: 《悲剧人性与悲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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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权力是人的活动(劳动、经营、社会政治活动等等)的结果,同时,它们又是人进一步展开自己活动的客观条件。

 

谋生活动和自由活动

 

我把直接和主要用来满足自然需要(生存需要)的活动称为谋生活动或“职业”,把直接和主要用来满足主体性需要(发展需要)的活动称为自由活动或“事业”。

这里所说的活动,不仅包括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还包括脑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生产管理活动和社会管理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总之,一切获取财富和权力、满足自然需要和主体性需要的活动。当这些活动主要用于满足自然需要时,就是谋生活动或职业。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带有惰性、奴性、侵略性和破坏性的活动都可以称之为谋生活动或“职业”。卖淫是妓女的职业,乞讨是乞丐的职业;偷盗财物是窃贼的职业,玩弄权术(窃国)是政客的职业;抢劫是强盗的职业,战争(大规模抢劫)是雇佣军的职业;诈骗是江湖骗子的职业,以学问、理论、艺术、道德以至宗教骗人是高级骗子——无耻文人、知识倒爷、辩护专家的职业。可见,谋生活动既可以是生产性、主体性的活动,也可以是非生产性、反主体性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是谋生活动,剥削、侵占、掠夺等等并不直接或间接地生产财富,而只是转移财富,却往往能更容易地获取财富以满足自然需要,因此反而成为更“高贵”、更“荣耀”的职业(而辛苦谋生的生产性劳动反被视之为“卑贱”的职业)。大部分职业活动虽然要求一定程度的主体性潜能的发挥,但并不要求高度的发挥,在这种活动中很难满足人的主体性需要。到目前为止,社会上大多数人仍然从事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似乎完全服从于谋生的需要,局限于职业的范围和特性,很难实现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性。只有少数职业要求高度发挥人的主体性,主要是一些精神劳动和管理活动,而这些活动已开始具有自由劳动的性质了。比如职业作家,他靠写作获取稿费维持生存,但写作活动毕竟比其它体力劳动要求更高的主体性。职业革命家靠领取革命活动经费维持生存,但他的活动并非仅仅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许多人的利益,也是为了满足自己更高的需要。医生、律师、教师、运动员、影星等等,都是如此。

区分一种活动是谋生活动还是自由活动,是“职业”还是“事业”,主要不在于一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担任什么角色,而在于他把这种活动主要用于满足自然需要还是满足主体性需要;同一种活动,既可以是职业,也可以是事业,这要看谁来从事这种活动。有许多哲学教授,但未必都是哲学家;有许多写诗的人,但未必都是诗人;有许多搞艺术的人,但未必都是艺术家;有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但未必都是科学家;有许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但未必都是企业家和管理家;有许多搞政治的人,但未必都是政治家,等等。谋生活动和自由活动的主要区别在于:

 

1、主体不一样:把工作作为自己“职业”的人是中庸型个人,他们只把所从事的活动当作谋生的手段,这些活动甚至带有一定的反主体性,甚至反主体型个人也有他自己的谋生活动;把工作作为自己“事业”的人则是主体型个人,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作为满足其主体性需要的手段,作为其最高的生命形式和存在形式。

2、对职业的选择主要依据社会提供的要求和可能性,而对事业的选择主要依据个人本身的需要、潜能、天赋、兴趣等等。能够更多地获取物质财富和实用价值的职业就是好职业,而不管这种职业是否能实现个人自己的主体性;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的事业就是好事业,不管这是否给自己带来较少的物质利益以至于物质损害。以工作为职业的人,只忠于自己的自然本性,为获取物质利益他往往不惜扭曲和出卖自己的人格;以工作为事业的人则更忠于自己的主体性,以至不惜为此压抑自己的自然需要。

3、以职业为生命基本形式的人容易屈从于外界,以事业为生命基本形式的人则不屈从于社会并经常主动地积极地去改造社会。一个人干上了一种职业,就要按照职业所提出的要求规规矩矩地行动;干上了一种职业,往往意味着出卖了自己的生命和意志,把它们交给别人去支配:为了保住这个职业,就不得不顺从提供这个职业的人的意志,为了在职业上有所升迁,就不得不迎合雇主的要求,去干雇主要求干的一切事情。西方有些著名的职业运动员被某一俱乐部用重金购买,结果又被这一俱乐部违背运动员本人的意志,以更高的价格转让给另一俱乐部。以政治作为自己职业的人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说多少谎话、干多少肮脏的事。至于普通雇佣劳动者,则更经常地处在屈从的地位,因为他面临着被解雇的威胁。相反,从事某一“事业”的人则不容易屈从于外界的压力。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只说出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他不会允许自己撒谎,不会说别人强加于他的话。一个以艺术作为自己事业的人,必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绝不会戴着面具去骗人,而是尽情地表露自己的高兴与愤怒、幸福与忧伤、喜爱与厌恶。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愿意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以至于生命,去实现自己认为是人道和正义的理想。

4、职业活动往往是平庸的、千篇一律的、照章办事的、机械的、呆板的、单调的,而事业活动虽然也是紧张的、艰苦的,但却是充满创造性的和生气勃勃的。因此,在职业活动过程中,人很难体会到什么自由和幸福,相反,倒是经常感到屈辱和痛苦,他只是在这个过程之后,在享受职业活动获得的物质成果时才得到某种满足,而且基本上是一种生理性的、低级的满足。而在事业进行过程中,人充分体验到创造的自由和欢乐,体会到作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豪,因此即算这个过程会给他带来灾难和打击,他也不会感到恐惧和后悔,因为他在过程本身中已得到了幸福,而且是一种高级的幸福,因此,他能够蔑视和嘲笑一切企图压倒他的力量。

事业可以是一种职业,但职业不一定是事业。有的人也从事某种职业,但他在这一领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因此其活动远远超出了谋生的意义而成为一种事业。实际上人最初总是从一定的职业开始,然后再达到事业的高度。但是,大部分人并未使职业转化为事业,更不能把某些人赖以为生的非生产性活动称之为事业。

到目前为止,事业只对一部分人是必需的,但职业则几乎对所有人都是必需的,除了那些靠别人养活的寄生虫和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人。因此,职业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选择和从事一种什么样的职业,是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最好的职业,当然是那些工作条件好而又能带来最多经济利益的职业,工作条件不好而经济利益又少的职业是最差的职业。处于两者之间的是这样的职业:工作条件好但经济利益较差的职业或工作条件差但经济利益较好的职业,一般来说,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会选择前一种,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人会选择后一种。工作条件之所以成为职业好坏的重要标准,是因为在较好的工作条件下,人们可以付出较少的辛苦、身体损害和神经紧张,而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则必须付出太多的代价。

对一个社会来说,职业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没有千百种职业活动,社会就会崩溃,因此职业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职业问题上最尖锐的矛盾就是职业与个性的矛盾。

人毕竟是人,任何一个人,如果职业对他成为纯粹的谋生手段,而丝毫不能表现他的个性,那么职业对他就成为一种苦刑,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象逃避瘟疫一样地逃避这种职业。在机器旁或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整天成千上万次地重复某一动作,这种动作只要求简单的体力和高度的注意力,而丝毫不需要表现人的热情、想象力和创造力。从事这样简单的机械的劳动,人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变成机器的补充、机器体系上的一个环节,几乎完全失去做人的主体性和尊严而成为机器的奴隶,长年累月地这样工作,必将摧残人的身心,使人的身体畸形,精神上紧张、疲惫、空虚,人格上趋于枯萎。这种情况不仅对个人是一种严重的损害,而且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极为不利。首先,这是对人的创造力的极大浪费。如果人能从机器体系中解放出来而从事创造性劳动,必将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这种职业对人的个性的摧残,必然使人缺乏劳动热情,并激起他对劳动的厌恶和仇视,于是人就会用种种方式逃避这种劳动,如怠工、破坏机器等等,这也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力。

这仅仅是生产劳动领域内职业与个性的矛盾。此外,在政治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及其它社会生活领域,这种矛盾也普遍存在,特别是那些被迫从事非生产性职业而自身并未丧失其主体性的人,更遭受个性被毁坏的痛苦。被迫为娼的人、被迫乞讨的人、被迫为奴的人、被迫做贼的人,本身可能同别人一样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良心,但为了维持自己和亲人的生存,不得不去从事与自己个性格格不入的活动。

因此,必须缓和职业与个性的矛盾,使职业达到个性可以容忍的地步,也就是说,使个性在职业中有一定程度的表现,这时人虽然对工作没有狂热的爱好,但至少不再厌恶和逃避了。为此,必须创造下列几方面的社会条件:一是改进机器体系,普遍提高其科学技术水平,使人更多地摆脱单调机械的体力劳动而更多地从事具有创造性的活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在发达国家,开始使用机器人代替人从事繁重、单调、危险的工作,白领工人人数已超过蓝领工人。

二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造,以消除一些职业具有的剥削、统治和压迫人的性质和另一些职业的被剥削、被统治、被压迫的性质。

三是建立职业自由流动制度。社会上一切职业对所有人开放,人们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变换自己的职业。

以上三个方面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变化,是所有人共同担负的任务,具体到每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的人来说,他应当如何解决职业与个性的矛盾呢?

有些人使自己的个性完全顺应职业的要求,认为吃饭就要干活,挣钱就要工作,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这话没错),至于说人还应具有和发挥自己的个性,那是在他的意识之外的。职业、工作,当然不能有什么快乐,但只要能挣到钱就行了;挣到钱以后,与妻子儿女共享天伦之乐,这也算是对自己辛苦工作的报偿。人生也就这样了。他们甚至感到满足和快乐。

应该说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这不仅对自己的个性、主体性的实现和发展不负责任,而且如果人人都这样做,社会就只能得到极其缓慢的发展。我认为,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缓和职业与个性的矛盾:

1、想办法使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更多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当然很难做到这一点,他的活动已被一种极其严格的程序所规定,但有许多职业并不那么死板、机械,至少可以钻钻制度的空子,比如,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从事写作的人可以隐晦、曲折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某种对自由、对真善美的追求,而不使自己完全成为统治者所豢养的辩护士;在官僚制度下有正义感的官吏,也可以转弯抹角地给老百姓办点好事,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士兵在执行反动军官镇压人民的命令时可以放空枪。如果人完全按照职业的客观要求而行动,那真可以说是一种“职业动物”了。

2、在现存社会提供的机会、条件和可能性下,选择比现有职业更符合自己个性的职业。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各阶级、各行业之间总有可以流动的缝隙。穷山沟里的农民子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而跳出“农门”,或者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技能到城市去谋生。普通工人拿到自学高考的文凭,就有可能摆脱沉重单调的体力劳动,或想法调到其它单位,从事更适合于自己个性的工作。

3、充分利用职业活动以外的闲暇时间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我认为这是在既定条件下解决职业与个性矛盾的最好方法。首先,由于在业余时间培养了特殊的修养和技能,一有机会就可能摆脱自己不愿干的职业而找到符合自己兴趣、能发挥自己特长的职业;其次,即算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丰富的业余生活也能抵消职业生活给自己的个性带来的损害,从而使自己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在城市里,工人工作时间不过8小时,如果能合理地安排家务,每天完全可以挤出三、四个小时以至更多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长年坚持下去,必定能使自己成为某一领域的内行以至专家、创造者、发明家。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在职业之外拥有并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历史上有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并非“科班”出身,而是在从事职业之外的闲暇时间开发了自己的才能。西方许多业余体育运动员的水平甚至超过中国职业运动员的水平。让自己的潜能沉睡不醒,把宝贵的自由时间浪费在游手好闲或无聊的享乐中,这应该说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这个责任不能推卸给社会。真的,如果每个人都在业余时间里培养自己的主体性能力,整个社会将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

但是一旦职业与个性的矛盾解决了,职业也就转化为事业了。

事业不仅是主体性的表现和实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主体性的塑造和发展。说一个人“事业心”强,就是说他有强烈的成就欲和创造冲动,相比之下,自然需要反而显得微弱了。当从事政治活动对一个人来说只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时,这种政治活动就只是一种职业;当从事政治活动是为了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的正义和发展时,政治活动对他就成为一种事业,因为他可以实现自己的主体性、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自己改造社会的能力。同样,当一个经营企业的人仅仅为了获得金钱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享乐时,他就仅仅是在从事一种谋生活动,而当他力图通过自己的经济活动改变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改造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关系时,他就是在从事一种伟大的事业。凡是称得上是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艺术家、教育家的人,都是有强烈的事业心、有强烈的主体性需要的人,都是在自己的领域里干出了一番杰出事业的人;凡是其主体性需要强于其自然需要并且为满足这种需要而努力奋斗过的人,都可以说是有自己事业的人,不管他在自己的领域里达到了何种程度的成就。具有事业心和拥有事业的人,与其说他因为达到了某种最终成果而感到幸福,不如说他在追求过程本身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作为一个人,应当有自己的事业,自己可以全身心地投身其中的事业。有了一种可以献身的事业,人就可以把被琐事分割的时间、被周围的事物和声音分散开的注意力、被谋生活动潜抑的创造力,全部调动和凝聚起来,汇成一般创造的洪流,从而,生命就有了主旋律,生活就有了某种永恒、无限的意义,灵魂就得到了某种“终极归宿”。只有专心致志、奋不顾身地从事某种事业的人,才有可能获得伟大和不朽。

成就事业需要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如财富、权力,而最重要的是自由时间或闲暇时间。所谓自由时间是指除用于从事职业和家务活动的时间以外的一切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必要劳动的意义上,在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的意义上,自由时间是“非生产时间”,于是很多人以为这纯粹是用来休息和游玩的时间,结果荒谬地浪费了这些金子一般宝贵的时间。但从发展人的个性、开发人的潜能、把人作为丰富的完美的人生产、创造出来的意义上,自由时间正是最纯粹的生产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可以不受自身生存需要和物质利益所制约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发展自己的天赋、才能和性格。自由时间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与劳动工具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具有同等深刻的意义,前者标志人初步地成为人,后者标志人将在更高意义上成为人;前者使人在生存手段上与动物区别开来了——动物用四肢而人用工具谋取食物,后者则能使人在生存目的上与动物区别开来——人不仅要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追求和创造实用价值,而且要满足自己的主体性需要,追求和创造超越性价值。

自由时间最初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用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创造出来的,其中大部分被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所占用,而且被他们严重地浪费了。介于劳动者与剥削者、统治者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知识分子以及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中少数有教养的人则利用了一部分自由时间,为人类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超越性价值)并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物质资料生产,从而为人类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随着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增多,体力劳动者也得到一部分自由时间,最初是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现在又进一步缩短了劳动时间,有的国家已实行每周536小时工作制了,按每周工作6天计算,每天工作不过6小时。

可惜的是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自由时间对于自己的重要价值,他们把这样宝贵的、真正人的自我创造意义上的生产时间当作非生产时间浪费掉了,结果西方人普遍陷入价值缺失和精神危机之中。不过,造成这种状况与社会制度有关。在目前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创造、人作为主体本身的生产已经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了,但资本主义生产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以物质财富的生产为主要目的,而人只是作为物质生产的手段或副产品被生产出来,而不是本身作为最大的财富来生产。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必须在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上进行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的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条件,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他又说:“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条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我认为,虽然马克思的这种充满诗意和激情的设想过于乐观(例如完全消灭商品经济),但应当把这样一种理想作为人类的终极目标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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