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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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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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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财产与权力  

2007-10-23 23:59:00|  分类: 《悲剧人性与悲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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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自由的保障

 

上文所说的财产权,是指经济权利,此处所谓“权力”,主要指政治权利。

政治权力的必要性在如下两个方面:

1、经济问题在经济本身范围内往往不能自行解决,因此有必要采取政治的解决办法。经济生活有很大的自发性——虽然人人都有目的、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各个个人、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范围内经济秩序的紊乱,因此有必要运用政治手段来制订“经济竞赛”的规则并以政治权力保障实施之。其次,经济的自发发展必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这种情况不仅是不公平的(因为获得巨大财产的人通常使用了不正当手段),而且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但在经济领域内不能自行解决这个问题。经济上有一种“马太效应”:富者越来越富,其财富象滚雪球一样地增殖;穷者越来越穷,越来越丧失改善自己经济地位的能力。因此,有必要用政治手段来干预和改变这种经济状况,重新分配所有权并建立新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不公平的经济秩序以建立较公平因而也更稳定的经济秩序。

2、政治权力不仅是调整经济生活的手段,而且本身也具有目的的意义。因为人是人,不仅要满足自然需要,而且要满足主体性需要;人不能满足于拥有金钱、财富,还应当具有做人的尊严。为了满足主体性需要和获得做人的尊严,人应有自由思想、自由说话、自由批评的权利,有直接或间接地管理社会的权利。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着公共管理的问题。作为经济人、生产者,各人忙自己的事,无暇去关心与个人利益直接有关范围之外的更广大范围的问题,如公共安全问题、公共秩序问题、公共福利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又与每个个人有密切的关系,但个人往往把这些问题的解决委托给公共管理机关后就不闻不问了,这样一来就给公共管理机关提供了滥用权力的机会,它们就经常以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和剥夺个人正当的权利,随意支配个人。由于不主动积极地干预社会生活,个人反而成为被公共管理机关摆布的被动角色,失去自主、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而这与个人自主、自尊的本性是不相容的。所以正是为了个人的自主和自尊,个人才应当去关心和干预社会生活,否则,即算个人具有经济上的财产所有权,他们仍然要忍受政治上的屈辱和歧视以至迫害。由于垄断公共权力的人拥有军事、暴力手段,再有钱的人也对他们无可奈何。

可见,政治权力不仅对于保障经济权利和经济自由,而且对于保障更大范围内即公共生活范围内人格的独立和自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只有经济权利的人还没有获得全面意义上的人的自由。

对政治的冷漠可能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

1、那些缺乏经济权利的人,只有靠成年累月地从事雇佣劳动以至奴隶劳动才能获取一份可怜的生活资料,他们关心的是怎样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哪有心思去关心公共生活。由于他们缺乏知识和文化,因而也没有能力去关心公共生活。在他们的个性结构中,自主、自尊的需要也比较微弱。他们不知道,正因为自己对社会的不公正、政治的腐败和专制漠不关心,从而加剧和巩固了他们经济上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

2、那些拥有财产所有权的人害怕与官僚专制机构对抗以失去其既得利益。社会普通成员,哪怕是有财产的人,往往是单独的、分散的,而且是互相竞争和相互斗争的,公共管理机构却是由一些官僚构成的有组织的强大集团,与这样一种结成集团的拥有一切强制手段的力量相对抗,自然是非常危险的,哪怕你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人。除非普通社会成员也组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联盟,就不足以制约公共管理机构。但是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单个社会成员往往没有信心、热情和能力去组成这样的政治联盟,他们通常通过一些委屈求全的办法如贿赂和收买政府官员等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知道,个别人可以通过与公共管理机关勾结而保护自己以至扩张自己的势力,但大多数人由于不能主动地制约公共管理机关而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几千年来生活于封建专制等级制度下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是一些非政治的国民。中国的“政治”(社会管理)从来就是与老百姓无缘的,对老百姓封闭和秘密的,而老百姓本身也没有什么政治热情,他们从来没有达到一种“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是意识到自身管理社会和监督国家的权力并积极地行使这种权力的人,而中国的老百姓则只是一些“顺民”、“臣民”、局限于狭隘的私人生活的人,公共生活成为与私人生活异己的对立的领域,因此实际上变成了被某些特定阶层和集团所垄断的领域,成为另一种狭隘的但又极其专横暴虐的私人生活。中国老百姓从来没有想到要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

社会,他们固执地盼望“清官”、“父母官”、“青天大老爷”为自己作主,他们天真地相信只有圣人、贤人才能管理国家,处理天下大事,至于自己则应该尽自己的本份,安分守己地过自己的日子。另一方面,管理公共生活的那些官吏,则更没有民主意识,他们当中最好的即清官也只是同情民间疾苦、尽量在等级制范围内为老百姓做些好事而已。至于暴君奸臣、贪官污吏则把老百姓视同草芥、视若牛马。老百姓?!一帮贱民,只配干活、吃饭、生孩子,让他们也来过问国家大事,岂不是犯上作乱吗?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障普通个人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与管理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力,只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公民”,才是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统一的人,才是具有类生活和普遍性的人,而专制制度下的人民不过是一群“政治动物”。马克思曾愤慨地指出,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在这里,不论是臣民还是君主,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不管国王的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的国王的专横外不知道任何其它法律的人民。”

公正地说,老百姓被统治和奴役,不仅要由统治阶级的自私、残暴来负责,而且也要由老百姓自己的麻木、懦弱、愚昧来负责。老百姓自己没有要求和能力管理社会生活,就给统治阶级提供了实施统治的客观理由;既然老百姓对社会管理不闻不问,统治者便乐得把自己专横、自私的意志贯彻到这种管理中去,结果事情竟变成了这样:愚民、顺民与暴君、专制政府彼此成了对方的前提并把对方再生产出来——后者需要前者作为自己随意肆虐的对象,作为听任自己宰割的砧板上的肉,而前者也纵容后者的任性妄为,并且向后者寻求保护,希望后者从上面对他们赐予阳光和雨露。

还有更为深层的悲剧:由于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训练、培养自己管理社会、监督国家的能力,即算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专制政府的压迫,即算他们奋起反抗,他们也没有能力建立一种与专制制度本质上不同的民主制度。他们对专制制度只有一种单纯的愤怒和仇恨,而缺乏真正的批判能力,他们只达到对专制制度的抽象的否定而不能达到现实的否定,一当他们自己建立新制度时,这个制度还是换汤不换药,结果从老百姓自身当中产生出一批新的专制君主和官吏,老百姓自身竟然成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只要老百姓一天不具备积极地管理社会生活的能力,一天不具备民主的素质,那么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从自身造出专制制度和专制官僚来。

只有当社会上每个个人都具有民主要求和民主素质并积极地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时,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才是可能的。

 

对权力的崇拜和恐惧

 

如同存在着金钱拜物教和金钱恐惧症一样,也存在着权力拜物教和权力恐惧症。

在一个等级专制社会里,权力几乎是万能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垄断了管理公共生活的权力,于是便力图把这种权力扩散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使之笼罩于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一旦不受制约,权力就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特别是政治权力总是拥有暴力手段,当专制政权利用这些暴力手段如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来实施其统治的,它简直就成为可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了。

于是乎拥有特权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种种利益了。他们可以通过征收苛捐杂税向老百姓巧取豪夺,可以贪赃枉法、接受贿赂,可以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甚至可以和不法分子内外勾结、坐地分赃。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们可以占用“公家”提供的豪华住宅、交通工具,使用“公家”提供的服务、警卫人员,让武夫前呵,奴仆后拥。他们可以凭借手中权力强占民女、奸淫民妇。他们可以随意荼毒百姓而又逍遥法外。封建时代的君主、国王则拥有更为巨大的权力,他们替自己建造金碧辉煌的宫殿,聚敛无数金银财宝,豢养奴仆数万、后宫三千,过着花天酒地、荒淫糜烂的生活。专制权力不仅向经济生活,而且向文化生活渗透,对整个社会进行思想箝制,实施愚民教育,将一切异端的、反叛的、创造性的精神生命扼杀在摇蓝之中。政治权力可以扩张和膨胀到超过经济权力的程度,以至整个社会组织不再按照财产本位原则而是按照官本位原则建立和运转,官职的高低成为分配财富、地位、名誉等一切好处的最高标准。

就是在搞了几百年民主的西方社会,政治权力也没有受到完全的制约,政府官员仍然享有某些特权,并且能钻空子获取许许多多的利益(比如官商勾结)。一旦某一官员掌握了管理某一社会公共事业的权力而同时又不受到严格的制约,他就随时可以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西方学者的“寻租”理论从各方面揭露了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过程。

这就是权力拜物教产生的现实根源。权力拜物教的信徒相信,有权就可以获得财富、安全、自由、尊严、幸福,就可以获得一切,因此他们狂热地追求权力,不惜通过卖身投靠、阴谋钻营,甚至不惜双手沾满鲜血,踩着他人的尸骨往上爬。跻身于特权阶层是其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他的全部努力与烦恼、全部幸福与痛苦都与此相关。如果自身不能成为拥有特权的人,至少也要与特权沾点边,就是成为有权有势者的奴仆也可以,只要能因此而获取一点残羹剩炙。权力拜物教的信徒信奉以下准则:1、为达目的,不择手段;2、欺下媚上,对下实施压制,对上寻求更强有力的靠山和保护伞;3、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不威胁现有地位并能继续升迁的前提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4、处处标榜公共利益和伦理道德,掩盖自己的贪婪和野心。

权力拜物教信徒对权力的疯狂追逐,自然更加剧了专制制度,同时也使权力越来越腐化,最终终于导致社会的猛烈反抗。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每隔几百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每一次起义都扫荡了一批贪官污吏和腐朽势力,但因为农民起义不能从根本上推翻专制制度,所以权力拜物教又重新滋长蔓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与崇拜权力恰恰相反的一种倾向是对权力的鄙视、厌恶、恐惧和逃避,这种态度同样视权力为万能的力量,只不过不是善的力量,而是邪恶的力量。持这种态度的人是一些不想或想也无能获取权力的人,就是通常所谓“好人”、“老实人”,他们干不出伤天害理的事,干不出靠损害他人谋取权力的事,于是他们极端地厌恶和鄙视权力,但他们又深知权力的厉害,深知自己无力与之对抗,于是便害怕并极力躲避权力。他们当中有的人也在官场中混过,深知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于是愤而退隐,或归乡种田,以诗酒自娱;或出家修行,保全性命。更多的是老百姓,他们在可怕的权力面前惶惶不可终日,只有祈求神明保佑自己不受这种权力的侵害。

但是政治权力这东西,你越躲避它,它就越不放过你;它所捕食的正是这些对它恐惧和不敢反抗的人,它就靠吞噬这些人来滋养自身。

对权力的以上两种态度恰好是互相补充的。一些人对权力的狂热崇拜和追求,加剧了另一些人对权力的恐惧和逃避,而这种恐惧和逃避反过来更助长了前一种人对权力的崇拜和追求。如果社会老是陷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那么专制和暴政就永远也难以消灭了。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对权力的自由的态度,这就是既不狂热地崇拜和追求权力,也不是恐惧和逃避权力,而是制约、控制、驾驭权力,合理地追求和使用权力。

真正有个性的和自由的人并不靠控制、压迫、剥夺、统治他人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是靠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经营和交往活动来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主体性需要,因此,他并不需要过多的权力。他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积极地参与对社会的管理,但这以承认其他人的政治权力为前提。他在政治活动中与他人进行平等的合作,共同制定出维护公共生活秩序的法规、法律,制定出解决公共生活问题的方法、对策,目的在于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促进所有人的发展。他在政治活动中只以自己人格的力量和所拥有的真理的力量去号召、吸引和团结他人,而不使用暴力强迫他人服从自己。他绝不崇拜权力,而是合理地使用权力,使之保卫和促进自己和其他人的正当的利益。权力的神秘烟雾在他面前消散了,权力只是保障已有的自由和达到更高自由的手段。

相反,对权力的狂热崇拜和追求正是人的内在空虚的表现,正是其主体性潜能衰萎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人才需要统治别人。我在论述个性、自由和幸福时已指出过,这并不能真正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

同样,真正有个性的、自由的个人也绝不厌恶、仇视、恐惧和逃避权力,他知道,人要获得自由和幸福,就必须获得一定的权力;他知道,只有各个人都去争取自己正当的权力,才能打破和摧毁专制与暴政;他知道,如果每个人都害怕权力,权力就会成为霍布斯所谓的“利维坦”,成为吞噬人的怪物。对权力的消极态度只会使自己陷入更加无权、更加无力的地位。

只有权力的分散化和权力的彼此制衡才能否定专制制度,这就是民主。民主制度的建立以出现相当一批自由个人即主体型个人为前提:他们敢于反抗专制和暴政,敢于争取自己正当的权力,同时,他们自己也不需要统治和压迫他人,而是与他人进行平等的合作。只有这样,在摧毁一种专制制度后,才不会建立另一种专制制度,才会跳出历史的恶性循环。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以主体性个人越来越多而其素质越来越高为前提,否则民主就只能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可能成为形式的民主,成为野心家、阴谋家、权术家、政客利用和操纵的工具。有多少政治家,曾经英勇地反抗专制统治,不惜为争取自由而遭流放、被监禁,对死亡的威胁也不屈服,但他们本身并不真正具有民主气质民主性格,他们并不是真正主体性的自由个人,他们也需要控制和操纵别人(这很可能是潜意识的,而在意识层面,他们自认为自己在为社会的进步、人民的解放而斗争),所以,一旦革命成功,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步其被推翻者的后尘,重新建立一套形式上不一样但实质上并无差别的等级专制制度。又有多少政治家,本身具有民主的素质和气度,想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无奈民众的民主素质太低,以至他们得不到民众的强有力的支持,他们便不得不向反动势力让步,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干出不民主的事来。有的政治家终于因此而对政治、对民主感到绝望,便愤而退出政治生活,或转而从事实业、教育,寻找新的救国道路,或干脆隐居起来,不问世事。翻翻近现代中国历史,赫然可见上述多种类型的政治家的身影。

权力,正如金钱,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满足人的需要、争取更高的自由和幸福的手段。不是什么神圣的神授的权力在支配人,而是一些人在极力支配另一些人;不是人受权力驱使,而是人自己受自己的权力欲的驱使,也不是人在受权力压迫,而是人屈服于自己对权力的恐惧。要打破对权力的崇拜和恐惧,唯有恢复人的自主,恢复人的自律和自我制约(防止自己追求份外的权力)与人的自立和自尊(抵抗他人权力对自己的侵犯)。每个人都应当奋不顾身去追求自己的权力,同时也要警惕被权力所腐蚀。

 

你想获得自由吗?去反抗压迫,去争取和保卫权力!

你想获得自由吗?去制约自己,去支配和驾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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