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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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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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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 第五章 自由与异化(上)1  

2007-09-17 23:51:00|  分类: 《悲剧人性与悲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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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二章论述了人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肉体、心灵和感性实践活动;在第三、四章论述了人的本质:人类本性和个体本性。现在我将进入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相互关系了。这就是人的现实或现实的人。

但是,论述人类存在与人类本性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宏观的历史哲学课题,而本书主要是一种关于人生即个人生活的哲学思考,因此,我将着重论述个人存在与个性的相互关系。当然,历史哲学与人生哲学是内在相通的——虽然前者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对象,后者以个人发展规律为对象,但社会历史运动必须以个人活动为源头活水,而个人活动也必须依据社会历史条件。因此,本书将始终以社会历史运动为背景来论述个人生活。

象任何一种事物一样,个人的存在和本质也是不可分割的:本质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本质的存在;存在根据于内,本质表现于外。但是本质主义和存在主义则割裂了这种关系。本质主义人性观认为人的本性是天赋理性、天赋良知良能,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只不过在个人身上获得“定在”即具体存在或特殊表现而已。从柏拉图,到托马斯·阿奎那,到笛卡尔,到黑格尔,都持这种观点。存在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个人存在先于个性,个性是由个人的主动选择造成的。

这是两种走向极端的观点,因此,本质主义不能解释人的自我塑造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能解释人的本性的不断变化,而存在主义不能解释人的活动的动机或内驱力。本质主义和存在主义于是不得不不自觉地采用对方的观点,比如黑格尔就不得不承认个体的情欲、个人的主动创造活动对于历史运动的积极作用。存在主义想用人的自由选择来解释个性的形成,可是人为什么要和为什么能进行自由选择呢?这不是预设了人有一种动物所不具有的进行自由选择的需要和能力吗?而这正好是人的本质。

在个人存在和个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运动。一方面,个性表现和实现为个人生命活动,没有个性这种根据和内驱力,个人的生命活动也就终止了。费尔巴哈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欲故我在”,只有死人才没有需要和欲望。另一方面,也只有个人的生命活动才能保持和实现个性,不仅如此,个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人依据一定的客观条件,通过特定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塑造而成的:在婴儿那里,个性还是一种微弱的倾向,鲜明的个性是以后几十年生活实践的产物。

个性与个人存在相互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个性自由问题。

 

放纵个性与取消个性

 

人们通常把“任性”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说一个人任性,就是说他做事只凭主观愿望,而根本不考虑客观条件。在严重的情况下,是指人不能约束自己、骄横自负、任意妄为、伤风败俗、违法乱纪,给社会造成损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指一个人做事不讲究方法,虽有善良愿望,但造成不好的后果。

但是,任性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从词义上讲,所谓任性,就是指放任人的本性,就是指一个人的个性的实现。由此,可以说,任性是一个中性词:

1、自然本性本身就是中性的,并无善恶之分,因此,在自然本性的实现这一意义上讲,任性就是指人的正常的自然需要的满足和生理潜能的发挥。在这个意义上,任性不善不恶。2、个性的实现既包括主体性的实现,也包括反主体性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任性可善可恶。

我们的文化之所以对“任性”抱深恶痛绝的态度,植根于一种个性恐惧症。一种整体主义的文化,最害怕多样性和特殊性,最推崇整齐和划一,仿佛一旦发挥个性,就必然天下大乱,一旦取消个性,就必然天下太平。但是,如果说放任个性是中性的即又善又恶或不善不恶的,那么窒息和灭绝个性就一定是一种罪恶,因为这样一来,虽然人的反主体性被窒息和灭绝,人的自然本性和主体性也被窒息和灭绝了,人因此不仅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连生存都不可能了。放任人的本性和个性,人的发展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型个人还有希望在与人的反主体性和反主体型个人的较量中取得优势以至胜利,但窒息和灭绝人的本性和一切个性,则人的发展就根本不可能了,人就失去了一切希望。

但是,不管人们如何对待个性,个性本身终究是不可磨灭的;如果个性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就必然得到非正常的发挥。结果个性不仅未被窒息和灭绝,反而得到恶性的实现:

1、进行非公开和非生产性的竞争。因为流露自己的真性情、表现自己的真面目是一件可耻的事,于是人们便给自己戴上假面具,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于是虚伪成为人们不以为耻的品质,成为一种谋生的本领,成为“第二天性”,以至于成为道德本身。人要生存,要谋取财富和权力,

这些欲望是不可根绝的,既然不能通过公开的、正当的途径来满足,于是大家便在幕后、在暗中满足这些欲望;公开的竞争被当作罪恶或可耻的事取消了,暗中的倾轧便滋长蔓延和激烈展开起来。表面上大家都礼让谦恭、一团和气,背地里却在施展阴谋诡计,这就是中国著名的“窝里斗”。“窝里斗”是一种最不表面化和公开化同时又最无规则、最无道德的竞争,是一种最损耗人的精力同时又最无生产性的竞争。假如人人都坦露自己的真实本性和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公开的竞争,开始时确实会导致严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严重的不公平以至人性的沦落,但久而久之,处于这种竞争中的人们会发现这种混乱会使大家都遭受损失,因此就会普遍地产生彼此妥协和宽容并建立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要求。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到,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损害他人必将导致他人对自己的报复,与其把生命和精力浪费在人与人的倾轧、残害和复仇上,不如按一定的公认的规则来展开生产性的竞争。这样,虽然最初的获利不如通过诈骗和抢劫的获利那样容易和丰厚,但却安全、可靠,而且日积月累,生产性竞争的获利必将超过非生产性竞争的获利。我认为这是西方社会之所以成为法治社会并因此而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式的竞争则是非生产性的,变成纯粹的倾轧。因为大家都不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利,表面上都相信人性的善良、无私,因此也就不会去针对性地建立公开的竞争规则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那些非竞争性的、否定人的个性和私利的道德原则根本无力约束人们暗中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于是这种斗争就变成了真正的弱肉强食:谁最凶狠最大胆最无耻最狡猾,谁就获胜,尽管他表面上依然是一个正人君子,高唱“重义轻利”、“重理轻欲”、“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与此同时,那些老实、善良的人则永远“吃亏”,经常失去自己应得的利益。

2、进行非秩序和非建设性的反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进入上述非生产性竞争,只有握有特权和与权力机构沾边的人才能进入这一竞争,而广大群众则被排除在这一竞争之外。中国虽无承认个人利益的道德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但却有专门针对老百姓的道德和法律,这些道德和法律不仅为了防止老百姓犯罪作恶,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否定老百姓的利益和剥夺老百姓的权利。这样的道德只是他律的道德而不同时也是自律的道德,这样的法律只是压抑的法律而不同时也是保护的法律。对这样的道德和法律老百姓只是被迫遵守和服从。老百姓只有钻这种道德和法律的空子或者在这种道德和法律之外才能放纵一下自己的个性。在和平时期,总有道德和法律管不到的空白地带和管不严的边缘地带,在社会大动荡时期,道德和法律土崩瓦解——在这两种情况下,老百姓总算有机会摆脱道德与法律的重压。但是,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老百姓在现存制度下并不能有秩序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因此在少数有空可钻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无秩序地混乱地表现自己的个性;由于在和平时期,老百姓没有机会培养自己建设性地发挥自己个性的能力,因此在社会大动荡时期,他们往往只是狂暴地毁坏旧的社会结构,而没有能力建设一种能表现自己个性的新的社会结构。不仅如此,由于老百姓平常被压迫太深、被剥夺太多,因此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放纵自己的侵略性和破坏性,报复性地对待别人,掠夺性地争取自己的权利。直到今天还能经常看到这种情况:许多人在熟人圈子里、在道德舆论对他有客观的实际的约束力的范围内表现得很老实以至很高尚,可一旦进入一个陌生的、道德舆论对他没有客观的实际的约束力的环境,比如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他就会一反常态,变得蛮横、自私以至厚颜无耻。在人多事乱的地方,许多平常循规蹈矩的人竟会变得十分活跃起来。每逢社会大动荡,那些平常温顺善良的人,竟会制造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中国人被压抑的个性的一种恶性爆发,种种丑事暴行“如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父子成仇、夫妻反目、朋友互相告发、同事拔刀相向;私设刑堂、草菅人命;公开武斗、血流满城……事过境迁,回想起来还使人不寒而栗。

3、进行暴虐、专横的管理。整体主义本身是由平均主义和等级主义这两个缺一不可的方面构成的。整体主义要求控制社会的每个个人,要求削平人们的个性,但是谁来做这个事呢?当然还是由人来做,于是在社会平面上就高耸起一个官僚机构,这个机构控制老百姓而不受老百姓控制。这个机构按等级制构成,其中每一级均只受上级而不受下级控制,最后,处于等级制顶端的皇帝则不受任何人控制,他是真龙天子,替天行道。他对每个臣民都有生杀予夺之权,他龙颜一怒,可诛灭九族,横尸数万。在剥夺掉全体民众的个性之后,这些个性就集中到官僚集团及其总头目身上去了。每个个人的自主权力被剥夺之后,国家的权力自然就无限地膨胀起来。整个社会由一些任意妄为的个人所操纵,他们一时的欲望和恼怒,可以制造出千百万人凄惨的命运,他们的为所欲为建立在无数民众默默无闻的劳作和牺牲的基础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美人首饰王侯印,尽是沙中浪里来”!“长安日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一个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彻底放纵个性的基础上,因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会全面地陷入混乱和敌对状态,结果人们的活动很可能彼此抵消,各个独立的个人很可能同归于尽。只有一定的自我约束以及由此而建立的社会约束才能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

同样,一个社会也不能彻底地压抑和取消个性,否则人们将完全失去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也就不成为人的社会而成为动物群体或机器体系了,而且历史证明,压抑个性只能导致个性的畸形、病态和恶性的发挥,导致个性发挥的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些人个性萎缩,另一些人的个性则变成法律,变成不受任何制约的专横。人类历史和个人历史就是在约束个性和发挥个性之间的一种紧张的努力,而自由可以说就是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

 

人类自由与个人自由

 

关于自由的争论同关于人性的争论一样热烈。可以把众多的自由观归纳为下面两条线索和六种观点。

从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这条线索出发,可以区分下面三种自由观:

1、客体主义、客观主义自由观。其要点是,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服从和运用。基督教认为服从上帝的意志就是人的自由。斯宾诺莎首次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绝对理念达到自为或自我意识状态。恩格斯也指出,自由是人对必然性的认识并按这种认识来改造客观世界。不管这种类型的自由观吸收了多少主体性和主观性的因素,但它们都坚决认为,必然性在人之外,并且是人永远也无法改变的。

2、主体主义、主观主义自由观。其要点是,自由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潜能的实现状态,或是人的精神的无拘无束和对世界的支配。极端主观主义的自由观甚至认为“境由心造”,认为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和主宰世界,认为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观存在和客观必然性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比较古典的观点。主体主义并不象主观主义一样否认客体或客观世界的存在,但也否认客观必然性的存在,认为人的自由与否的唯一标准就在于人的活动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实用主义自由观就是一种典型的主体主义自由观。

3、主客体、主客观统一的自由观。这种观点以马克思、弗洛姆等人为代表人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极其光辉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的客体化、客观化、外化,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人通过自觉的实践活动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即人化的自然界,从而使客观世界具有了人的本质。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人仍然具有优先性,人仍然是一个受动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的自然需要的满足和创造本性的发挥都必须根据自然界的本性和规律。人既依据自身的本性或内在尺度,也依据对象的本性或内在尺度来进行生产。自由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就是自然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人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客体主义、客观主义自由观和主体主义、主观主义自由观的共同特点是割裂了客体和主体、客观和主观、必然和自由的关系,或者认为客体、客观、必然完全在主体、主观、自由之外并决定后者,或者用主体、主观、自由吞并和取代客体、客观和必然。马克思,后来有弗洛姆则试图建立双方面的内在贯通和互相转化的关系。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线索出发,可以区分以下三种自由观:

1、整体主义、集体主义自由观。这种观点认为,只有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社会才能发展,因此,必须限制个人自由,整体、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只有在服从整体需要的前提下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黑格尔、斯大林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2、个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观。这种观点认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社会只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和条件。个人只要不损害别人,就有权干一切他想干的事情。斯密认为,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活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无需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力量来支配和控制个人。国家的作用只在于:保障个人自由竞争的规则即法律法规的实施,抵御外国的侵略和兴办个人无力完成的公共事业。国家只是个人自由的“守夜人”。

3、整体与个体、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自由观。这种观点仍以马克思、弗洛姆为代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每个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个人总是从他自己出发即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去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只是个人交互作用的产物,不存在什么超越所有个人之上的抽象的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又不可还原为单个孤立的个人,社会是个人之间的一种有机的组织和结构,这种组织和结构具有各个个人所不能支配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性质和机能。个人利益可能与社会利益相冲突,个人可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个人有必要约束自己,社会有必要约束个人。个人应当追求自由,但这种追求必须根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否则这种追求就是盲目的、徒劳的,甚至有害于社会的。马克思试图扬弃孤立的、抽象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偶然的个人”)与抽象的、压制个人自由的集体(“虚幻的集体”)之间的对立,他热烈展望“真实的集体”和“真实的个人”的出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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