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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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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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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自述:我的中产阶级人生观 我是悲剧人生观的倡导  

2007-11-05 13:08: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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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悲剧人生观的倡导者

 

悲剧人生观并非我首创。是人类思想史上,赫拉克利特、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帕斯卡尔、贝多芬、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以各种形式表达过悲剧人生的思想。不过,至少在中国,做出“悲剧人生观”的命名,并且自觉地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对立的人生观之间来界定和系统阐释悲剧人生的含义,如果不因为我读书太少而不知道前辈的贡献以至贪人之功为己功的话,那么我确实是第一人。这是我在1990年写作的、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一书所作的工作。这本书在学术界至今默默无闻,但在普通读者中引起过较大的反响,我也通过出版社收到过许多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有些从未谋面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交流相似的思想和感受。还有许多朋友在网络上发表了让我深感鼓舞的评论。甚至还有人把这本书的部分段落在某些地方日报和杂志上连载过。由此我也更加坚信,我的“悲剧人生观”表达的是许多人共同拥有的一种普遍经验。

人生的悲剧首先来源于人的本性中两种对立的力量——人的主体性与反主体性、善性与恶性的较量。

我把创造性、自主性、仁爱性及其他一切与之相似的人性倾向、需要,潜能和力量,称之为人的“主体性”,而把与之相反的人性倾向、需要、潜能和力量,诸如破坏性、侵略性、奴性、惰性等等,称之为“反主体性”。

人明显地以其主体性区别于动物。动物身上也有某种主动的、自主的、合作与爱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既是微弱的,也是不自觉的。动物是自然因果链条中一个被决定的环节,是自然界的自在的一部分,不可能超出和改变自然,因此,动物只有某些主体性的萌芽,而不可能像人一样达到完整的主体性。今天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来源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难怪人文主义者、人类中心主义者对人性极尽赞美之能事。这种赞美是有根据的。

然而悲剧在于,人身上不仅具有主体性,也具有反主体性,这种反主体性同样是动物所不具备,或者仅仅只是微弱地具备和作为萌芽而存在的。人们通常把恶人比作野兽,把恶性称为兽性,用“衣冠禽兽”、“人面兽心”、“披着人皮的豺狼”、“狼心狗肺”、“狼狈为奸”、“虎狼之心”、“毒如蛇蝎”、“色狼”、“赖皮狗”、“哈叭狗”、“走狗”、“懒猪”、“蠢驴”来斥骂被自己认为是恶人、非人的人,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是严重的用词不当,是对动物的污蔑和诽谤。动物何其辜也,不幸而蒙此恶名,只可怜它们不能开口抗辨和反诘。若论作恶的能量、邪恶的程度,尤其是有计划高智商地为非作歹,动物岂能与人类相比?岂能望人类之项背?岂能及人类于万一?无

动物身上有多少破坏、攻击、嫉妒、依赖等等倾向,那都是动物的生存本能,都是纯自然的属性,不能对之加以任何道德评价,更谈不上是“邪恶”和“罪恶”。本能的、不由自主的、不能改变的东西,不能称为恶,善恶评价只适用于非本能的、有意识的、可以支配和改变的东西。把人比作动物,把人身上的恶归之于动物本性,其实质绝不是像表面看来的那样是人的拟兽化,而恰恰是动物的拟人化,这种表面的拟兽化而实际上的拟人化,遮蔽了人类恶性的根源,巩固了人类自恋和自我神化的幻相,模糊了人类反思和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如果有一只动物能够开口说话,它一定会铿锵有力、义愤填膺地反驳人类说:“是谁把地球上几万种动物赶尽杀绝的?是谁毁坏了地球上大部分森林和植被,并使几十万种植物不能复生?是谁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从而使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面临生存危机?是谁把我们的同类蓄养起来,然后加以残酷的杀戮,以填充你们贪婪的胃口?是谁用锁链、鞭子、囚牢和死刑把自己的同类变成奴隶?是谁能够用阴谋、虚伪和有组织的暴力无休无止地夺取财富和权力?是谁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使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生灵涂炭?是谁制造出能够毁灭地球几十遍的热核武器?不是我们,而是你们———罪恶的人类!”人类发展至今,已经充分而自豪地证明,人类主体性是在不断增长和提高的。当然,这种增长和提高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均匀的,在有些人、有些地区、有些国家那里,这种增长和提高是不太明显的。但无论如何,人类主体性在总体上的增长和提高是无可争议的:物质文明、科技、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文明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明证。然而,对于人类的反主体性、恶性、劣根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主体性的发展而缩小、减弱了或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人们却无法得出一致的看法,并且持不同看法的人似乎也难以给出无可辩驳的证明。

第一种看法认为,随着主体性、善性、优根性的发展和壮大,反主体性、恶性、劣根性在不断萎缩,甚至最终可以趋于消亡。这是一种人性乐观主义,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空想社会主义均持此种看法,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经过一次根本的社会变革,人类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极端的乐观主义还主张人性全善,没有恶性,恶只产生于无知或知之不深,知之不全。

第二种看法相反,认为随着主体性、善性、优根性在发展和壮大,反主体性、善性、劣根性也在以同等的速度甚至更快的速度扩张和滋长蔓延:无论是在人性结构中所占的位置,还是人性恶所造成的现实的罪恶总量,都看不出缩小而相反却能看出明显扩大的趋势,原始人、古代人为非作歹的程度、范围、强度和总量,都远远不及现代人。极端的人性悲观主义还认为人性全恶,没有善性,善只产生于恶性的相互抵消,产生于以毒攻毒、以恶制恶。道家、佛教、卢梭、叔本华、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等人都以各种方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罗马俱乐部要求停止经济增长,后现代主义则力图消解主体,其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主体性长一分,反主体性也长一分,甚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如主动泯灭主体性,如此反主体性便自然会因失去其对立面而自行熄灭。

我的看法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我承认,从恶的总量及其破坏性后果而言,现代人类确实远远超出古代人类,这一是因为人口数量极大地增加了,二是因为人类行为的技术含量极大地提高了,以至同一性质的行为在现代比在古代要造成更大的灾难,比如,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古代人只能用刀一个一个地杀,而现代人则可用极为先进的武器,一刹那使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另一方面,我坚持认为,在人性结构中,主体性的增长速度快于反主体性的增长速度,主体性在人性中所占比重大于反主体性所占比重,主体性已逐渐表现出一种相对反主体性的优势。相反,如果设定两种人性力量的增长是等速的,在人性结构中的份量是相同的,那么就必须得出主体性和反主体性的作用正负抵消结果为零的结论,而这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历史事实。现代人造恶的总量固然远大于古代人,但其所造之善的总量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大于古代人,因此,我们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还是要坚定地抱有信心,否则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徒劳无益的;另一方面,绝不要低估反主体性的根深蒂固、顽强的生命力和永恒性,绝不要漠视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普遍性,绝不要轻看反主体性与主体性纠结缠绕、相反相成的复杂性,绝不要以为,有什么客观历史必然性会保障主体性一定会彻底地战胜反主体性。

人具有如此自相矛盾的悲剧性格,人生怎么能够不充满悲剧呢?悲剧是人生的本体论规定,是人类无法从整体上超越的“宿命”。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我所倡导的悲剧人生观,固然不像乐观主义那样无忧无虑、天真浪漫,而对人世的黑暗、不幸、罪恶、痛苦有冷峻的认识,但也绝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是一种悲观主义,绝不是一种消极颓废、悲观绝望、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而是一种勇于承担苦难、承受挫折,勇于与黑暗和罪恶进行不屈不挠搏斗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其次,人生的悲剧来源于人性中另一个固有的矛盾——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自然本性之间的矛盾。

人以其独有的主体性和反主体性而不同于动物,但人也是动物,具有一切动物都具有的自然本性。自然本性非善非恶,是一种中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对像食欲、性欲、躲避危险、活动和休息等等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加以任何善恶评价。人的自然本性注定他永远是动物,如同他的主体性使他具有某种接近于上帝的“神性”,而他的反主体性使他具有某种接近于魔鬼的“魔性”。

一切自然存在物、动物,包括人的肉身生命,都具有相对性、有限性、可朽性、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然而,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者、创造者,却强烈地追求无限和不朽,追求某种绝对的、永桓的生活意义,以使自己逃避无情的自然因果规律的统治,使自己感到“做人”的价值、尊严和自豪。这便构成了人性中另一个本质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悲剧性是:人皆注定要死,但又不甘心像动物一样活着、死去,而企图找到某种超越动物的生活意义;当人自以为找到了不同于动物的生活意义时,却又不得不像动物一样死去。

恋生怕死,这是动物与人共有的,只要生命力在某一生物体内还没有衰竭,生物便自然而然会表现出求生拒死的本能。单纯的恋生怕死,不是我所谓的“悲剧感”,也不是一种真正的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恐惧”,如果一个人从观念上认为自己与牛马猪狗等动物根本没有区别,那么他的恋生怕死就只是本能,而且,当他身上的生命力即将熄灭时,他也会像动物一样温顺地接受死亡,因为这时他连害怕死亡的力量都没有了。

所以从根本上说,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恐惧,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把自己完全认同于动物的人,而只属于意识到有限生命与无限追求的矛盾的人,只属于追求某种永桓、不朽、绝对的生活意义的人。因为要死,所以便无限地珍惜生命,竭力要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中做更多的事情,创造更丰富和更有意义的人生;因为今生今世达到了充分的自我实现,过得充实和幸福,所以临死时对人世怀着无限眷恋,为自己不能继续留在这美好的人世而感到无奈和哀伤;因为今生今世犯过很多错误,以至犯下过罪行,或者因为未尽全力而平平庸庸,所以临时前充满羞愧、痛悔和失败的感觉,希望能够重新生活一次,以弥补自己的过失。最后,人与动物对待生命和死亡不同态度的最为极端的表现是,当人觉得活着毫无意义、只有痛苦没有幸福时,他会自觉地放弃生命而走向死亡——这不是前面所说的因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幸福而产生的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因为感觉得不到生命的意义和幸福而又极度渴望得到它们,于是便断然弃绝生命和怆然赴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生悲剧。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悲凉的、只能被动接受的悲剧,那么后者则是一种自觉选择的、惨烈的悲剧。

对动物或认同于动物的人来说,“活着”还是“死亡”不是什么问题:活着呗,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对执意寻求超越动物的生活意义的人来说,“活着”还是“死亡”的确是一个生死悠关的大问题。真的,与其毫无意义地苟且偷生,不如舍生取义,伸张做人的尊严,或自行了断,以洗刷自己的耻辱。因此有人说:不自由,毋宁死。

从1990年我27岁时初次表述“悲剧人生观”,至今已13年了。在这本《四十自述》中我再次表述的“悲剧人生观”,自然又多了几分沧桑和厚重。我要声明,我的观点不仅基于我对历史、社会和形形色色的人群的观察和了解,还基于对自己的反思。

要论善恶,我这个人无论是在所在的学校,还是在生意场上,都是当之无愧的好人。我从不参与学校里的任何明争暗斗,从不加入任何一个小圈子,从不损害其他同事的什么利益。在生意场上像我这样不欠人家一分钱的人真的很少见,至于坑蒙拐骗别人,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产生过。倒是许多别人的欺诈赖账行为落到了我的头上。

曾经有一个熟人介绍过来的、自称“王良成”的书商约我写稿,我冒着酷暑奋战三个月,写出30多万字的稿件交给他,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把书出了并挣到钱后就跑了,一分钱稿酬也没有付给我(其他作者也被他骗了)。因为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而且性质比一般商人之间的诈骗严重得多——这是诈骗一个处于穷困之中的诚实劳动者啊——我觉得我不仅有权利而且简直有义务在这里揭露这个骗子,并希望此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但扪心自问一下,我自己的行为真的无可挑剔吗?比如说我对学校里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固然是洁身自好了,但不也表现出自己的消极、退避、怯弱、被动、默认和顺从吗?不是在纵容周围环境某些正在滋长蔓延的歪风邪气吗?不是也带有某种程度我所说的反主体性中的奴性和惰性吗?再如,在生意场上我也做出过损害别人合法权益的事情。比如1999年,我在未征得作者和出版社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翻印了2000册书,这既是违法行为,也侵害了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后来新闻出版局作出了罚款和赔偿13万元的处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声誉。再如,我自己曾写过不少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但有市场、能赚钱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假、大、空的,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什么正面作用的,读者如果真信,还会产生负面作用的,但我就是靠这些东西挣了一些钱,正是这些钱,使我能够保持对上层、“中心”的独立和自由。我还投资办过一些培训班、学习班,实际上是以“培训”、“学习”为名组织公款旅游,当然这也是钻制度的漏洞,是与权力阶层合谋而瓜分到一份剩余价值。我深深地感到,我把自己变成中产阶级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对普遍民众、对社会弱势群体欠债的过程。由此我也得知,知识分子要想摆脱对权势阶级的依附而获得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知识分子变得比他们所要摆脱、批判和反对的人更坏,成为新的压迫性的、奴役性的“中心”。这是我必须深自警惕的。在国有制、计划经济向多元所有制、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私有制经济或多或少是与体制内隐秘的但大规模的私有化过程即所谓权钱交易和腐败行为合谋而崛起的。如何对这部分经济进行经济的、伦理的和历史的评价,是一个重大的、复杂的学术问题。不过有一点却是很明确的:凡涉足其间并从中获利的人,不能把自己在政治上打扮成反腐败的英雄,不能自诩为社会公正的代表者或社会良知的化身。

远离财富、权力、名声的中心,比较容易保持善良和清白,但这既可能是主动退隐和修持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还没有机会变坏。进入财富、权力、名声的中心而继续保持善良和清白,深处声色犬马的环境而保持纯朴,深居高位而保持清醒和正直,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而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则是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情,没有大智慧、大定力者不能为也。历史上“出污泥而不染”者、“市井之大隐”者、“身在庙堂之高而心处江湖之远”者,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性处境是: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求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人性中固有的弱点,在知识分子改变其地位、身份和角色的过程中,很难避免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成为一个不愿成为的人。意识到这种悲剧性处境,能使我们少一点自我美化和自我神化,而多一点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少一点权势之心和成就感,而多一点责任心和负债感;少一点贪欲和索取欲,而多一点感恩图报的念头。如此才有希望跳出那困扰多少代人的历史周期律和循环律:以一种新的两极对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取代老的两极对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对于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反主体性、恶性、劣根性,单靠每个人的自我克制、自我修养、自我塑造是远远不够的,建立一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政治法律机制,即法治的社会结构,是更为有效、更为重要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去制约和监督他人,不管这个人权势多么大,地位多么高,品质多么无可挑剔,而且要自觉地接受来自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制约和监督。西方人比中国人较早意识到这一点,才有现在所达到的政治文明。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假定所有人都是骗子、无赖、窃贼、强盗,比假定所有人都是好人、君子、淑女、良民,虽不拥有更高的真理性,但却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人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辨证法就是悲剧,悲剧就是辨证法。这便是我的人生哲学,也是我的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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