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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PHILOSOPHY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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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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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自述:我的中产阶级人生观》 我是农民的后代  

2007-11-02 00:56:00|  分类: 《四十自述:我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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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问题是我们这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最大的痛,最大的瓶颈,最大的危险。

    农民,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中华文明的主体,现在正被急剧地边缘化、再边缘化,面临着被现代化进程所抛弃的命运。

    今天,个别城市已基本现代化,大多数城市居民已进入小康或初步富裕状况。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而农村和农业却日显凋敝和衰败:水利设施、道路交通在不断老化;电费比城里高几倍,甚至学费比城里也高出一倍;〖HK〗小家小户种田喂猪的收益聊胜于无,甚至是负的。

    农村经济之所以能维持下来,仅仅因为差不多每家都有壮劳动力进城打工,填补了农业的亏损。城里居民一家家兴高采烈地搬到新建的社区去了,而建筑这些社区的农民工却只能蜷缩在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风扇、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简易工棚里。每当我看到那些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却只能蹲在马路沿子上大口吞咽一份十分粗糙的食物时,在我看到报纸上报道,又有多少民工到年末时拿不到一分工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又有哪一位民工以登高自杀的方式索讨工钱时,我的心便因为痛苦和愤怒而颤抖,同时又因为无力帮助他们而感到深深的愧疚和自责——我,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啊。

    那些歧视、侮辱、刁难、轻蔑、厌恶农民和农民工的人们,去查一下你们的家谱,看看到底有几家上三代不是农民身份,要知道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农业民族,我们大家——官员、知识分子、工人——都是农民的后代。

    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渊源和本根。另外一些人虽然知道自己的来历,但认为那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与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而我则不仅永远记住自己的农民出身,而且以这种出身而自豪,不仅以这种出身而自豪,而且将尽我所能地为农民父老兄弟做点什么。真的,农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东西:我的童年和少年,我最初所受的教育,我的性格和品质的内核,我的哲学思想的基础,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甚至我的初恋,我怎么能忘恩负义,我怎么能不感恩图报呢?

    在《母亲、故土和乡村中国》一书中,我通过追忆我母亲的一生,解剖我母亲的性格,发现了一种蕴藏在中国农民身上的“元文化精神”或“隐文化意识”,那就是纯朴、勤劳、节俭、坚忍、刚强、善良、正直、豁达的优秀品质。之所以说是“元文化精神”,乃因为它们是原初的、原始的东西,是人在同土地、大自然和社会成千上万年的斗争与和解过程中形成的本质和品质,是人之自立于世界的根本和依靠;之所以说是“隐文化意识”,乃因为它们是未经反思的、前意识的、不知不觉地形成和发展的、不假思索地无意识地下意识地表现出来的客观品质,或者说,是一种潜意识结构,它们隐藏在民族和历史的底层和深处,悄悄地支撑和决定着民族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只有经过知识分子的反思,形诸于文字,它们才表现为显文化,表现为我们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表现为我们今天常常倡导的自主意识、自立意识、自强意识、自由意识、创造意识、劳动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平等意识、公正意识、仁爱意识、超越意识等等。

    因此,反思和研究中国文化,首先是要挖掘这一“元文化精神”和“隐文化意识”的丰富宝库,而不能仅仅像迄今几乎所有文化学者那样皓首穷经地去进行古代儒释道经典的整理、注释、阐释、比较和弘扬的工作。儒、释、道诚然是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自觉地形塑中华民族性格的主流文化、显文化,但不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精神”和“隐文化意识”,相反,只有从后者出发,前者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儒、释、道知识分子对“元文化”、“隐文化”进行自觉加工、改造、提升时,会有意无意地根据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治力量的要求,遗漏、忽视、遮蔽、压抑“元文化”、“隐文化”中某些优秀的成份,倒是把“元文化”、“隐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如中国人因循守旧、忍让服从、老实窝囊、缺乏个性等负面的东西,以正面的形象、精致的形式和肯定的评价表现出来,而加以发扬光大。

    因此,从民间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尤其是从中国农民生存方式本身中去挖掘“元文化”精神和“隐文化”意识,应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一条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途径。试想,如果中国人身上没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能够与时俱进的“根”和“魂”,中国人怎么能够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呢?中国人怎么能建设出一种现代文化呢?那样一来,中国人的宿命就只能是全盘西化,成为西方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殖民地了。

    这样看来,我虽然身为知识分子,但我的农民出身不仅仅不是我的劣势,反倒成了我的优势:上天赐给我一个伟大的母亲,她把中国人的“元文化精神”和“隐文化意识”中最优秀的东西传承给我了;而且正因为她是一个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的文盲,正因为她没有受过儒、释、道主流文化、显文化的教化和形塑,反而能够更为纯粹、更为本真的把这些优秀的东西作为原生的实在传承给我,使我幼小的心灵与维系中国民族几千年文明而不坠的精神力量息息相通,使我形成了纯朴、勤奋、节俭、刻苦耐劳、倔强、刚毅、自强不息、正直、傲岸、善良、宽容的品质和个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乎?改造和重建中国文化是我的天职,是冥冥之中赋予我的使命吗?

    农民纯朴善良,但眼界狭窄,粗鲁无文;农民刻苦耐劳,但缺少科学技术,在与自然的较量中,靠天吃饭;农民坚忍负重,但能力有限,难以自主自立,相信并屈从于命运;农民古道热肠,热情好客,有互助的美德,但彼此缺乏距离和隐私,容易受传统、习俗、舆论的支配;农民温良、谦恭和礼让,但权利意识薄弱,又犹如一盘散沙,缺乏自组织能力,不能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官吏的侵害;农民和平、友睦,很少攻击性和侵略性,很少机诈和阴谋,但缺乏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农民节俭,自制,知足常乐,没有贪婪心和奢侈浪费的恶习,但不敢为天下先,也妒忌他人为天下先,有平均主义的传统……还可以继续列举农民身上的种种美德,以及与之相应的缺陷。

另一方面,城里人固然有农民所不具备的优点,相应地也没有农民身上的那些缺点,然而,城里人也逐渐地丢掉了自己的农民祖先的优点,并衍生出种种农民不具备的缺点。城里人有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机器,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但也产生出更多的物欲、贪欲,更多的奢侈浪费,更为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城里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但严重缺乏刻苦耐劳、坚忍负重的精神,对困难、逆境、挫折的承受力日趋薄弱;城里人尊重个人权利,自主性、独立性很强,但彼此之间越来越疏远和冷漠,同住一栋楼,甚至一个门洞也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死在家里也没有别人知道;城里人讲究卫生、保健,有先进的医药保护,平均寿命比农民较长,但莫名其妙的、农村人无法理解的疾病也越来越多: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抑郁症、老年忧郁症、孤独症、精神分裂症、艾滋病、“非典”等等;城里人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在钢筋水泥的建筑中很安全,很舒适,但也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与大自然的交流越来越浅……

    不是说农民与城里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具有完全不同的人性,而是说,由于农村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农民和城里人各自发挥出自己的优点和衍生出自己的缺点。如果说,城市从农村分化出来,曾经是历史上的一大革命和进步,那么,农村与城市的重新统一,应该是历史上一次更为伟大的革命和进步。

    因此,如果有人能够在自己身上自觉地把农民的优点与城里人的优点结合起来,并用农民的优点克制城里人的弱点,又用城里人的优点洗刷农民的弱点,那么他将同时超越两种片面的人格和精神状态,成为一个更为健全的人,成为一个不仅相对于农民,而且相对于城里人,也是更优秀、更富竞争力的人。

    我从16岁负笈北上求学,离开农村已经24年了。回顾24年的奋斗历程,我深深地感到,我取得的一点成就,不仅是因为城市文明武装了我,而且首先是因为农村生活赋予我的某些优秀品质支撑了我。

    首先是农民的刻苦耐劳、坚忍顽强,支撑我在陌生的城市丛林中摸索和奋斗,屡败屡战,终于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记得我开始做生意时,自己蹬了整整一年三轮车,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我那时已是大学讲师,我相信,城市家庭出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至少比农村出生的知识分子更难做到这一点。这不仅要求良好的体质和体力,要求对体力劳动的尊重,更要求良好的心理承受力,要求没有面子观念,没有架子,而我天生就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我是农民出身的,本来就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只不过是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我一个走出农村的机会。记得有一年,我遭遇到开除公职的危险,我也没有感到恐惧和羞耻。我自信,凭我从农村底层爬出来的奋斗精神,我一定会找到另一条成功之路;最后,即算我被打回农村了,我也可以靠种田养活自己,可以为自己创造一种亦耕亦读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继续探索世界与人生的真谛。这是我的底牌,是我的绝对优势,而一般城里人显然缺乏这张底牌和这种优势。

    来自农民的纯朴、节俭的品质,还使我免于城市生活中的污泥浊水、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以及灯红酒绿、大吃大喝、铺张消费的浪费方式的毒害。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我虽然在公职之余做点生意,比一般工薪族的收入也要高一些,却比我单位的同事们更少饭局,对城里的饭店和娱乐场所更不了解,对种种消遣方式更不熟悉。这确实不利于商业上必要的交往,使我的生意做不大。做不大就做不大,我可不愿意为了把生意做大而牺牲我的健康、简朴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我从小深受母亲节俭美德(她把节俭二字发挥到极端的程度和水平)的熏陶,要想做到这一点是极为困难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这句话对我来说,至少包含着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我要永远保持从农民身上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并且把它们与城里人的优秀品质结合起来。这正是我的优势所在。如果我丢掉农民的好品质,我很可能就是一个平庸的城里人,甚至是一个失败的城里人,因为我毕竟缺少原住的城里人所拥有的天然优势。

    第二,我要尽可能关怀和帮助在困境中挣扎的农民父老兄弟。以我目前的力量还不能改变很多农民的命运。我现在能够做到的是,帮助我在农村的兄弟姊妹们改善其家庭状况,不仅在经济上摆脱困境,更重要的是把他们的子女培养出来。我想,如果每一个身处较高地位的人,能够帮助与他们亲近的几个农村家庭走向物质上精神上的小康的话,那么中国的“三农”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在这个基础上,我将努力地为中国的农民做更多的事情。

    第三,我要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把农民品质与市民品质,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把农村文化和工业文化,把“元文化”、“隐文化”与主流文化、显文化双方的优点结合起来,而把双方的缺陷抵消下去,建立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价值模式。

    是的,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虽然从外表、穿着、举止、言语等方面看上去,大概谁也不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了,但每当说到我的出身,我的确有几分自豪。我父母因为积劳成疾而过早地去世了,但我还会时常回到我的故乡去,去拜望父母的坟茔,为他们烧几柱香、烧几卷纸钱、叩几个头;去与乡亲们拉拉家常,了解农村的变化和他们内心的想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从农村出去的人不太会说家乡的土话了,而我至今能操一口纯正的湘乡土话(这种土话连湖南人都听不懂,以至被长株潭的人讥之为“湘乡伢子作牛叫”),通过这口土话完全融进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之中去。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说一口地道的土话,我确实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种寻找到自己的生命之源和存在之根的感觉。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花十来个暑假,走遍中国广大的农村,更深入地去认识中国的农村。要知道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认识中国。

    今天,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在蓬勃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改变身份而成为城里人。我相信,我的经历和想法可以帮助初来乍到的农民兄弟姐妹在城市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还相信我的经历和想法将帮助原住的城市居民认清自己身上的缺点,也认清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那些满身还带着泥土气息、有些手足无措,但绝不缺少潜质的、从农村来到城市开创新的人生的男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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